一、“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是拉美通货膨胀的根源
应该指出，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所说的“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是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但是，在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者之间，何者居于主要地位，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用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方法来弥补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赤字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拉美和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有着重大影响的“北方”理论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大小。国家应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和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获得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甚至认为，假设货币可以像农作物一样生长，或像汽车一样制造，那么不景气就可以避免或减少。[8]
除凯恩斯主义以外，结构主义也主张拉美国家采纳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主义认为，一些部门总是存在着尚待挖掘的闲置生产能力，与此同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大量劳动力则处于未被利用的状态。因此，在失业和开工不足的条件下扩大货币发行量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完全应该奉行力所能及的刺激需求的政策。
许多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尤其是民众主义政府的领导人）十分乐于接受凯恩斯主义和结构主义推崇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这些政策立竿见影，需求委实得到扩大，生产也真正得到一定的发展。最初，需求的膨胀仅限于食品，但尔后立即扩大到原料，接着又蔓延到几乎所有产品，甚至有技术或无技术的劳动力也出现了短缺。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国内供给对需求的进一步膨胀几乎不再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暂时满足就只能依赖于扩大进口或削减出口，或双管齐下。由于这一点很难做到，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
在拉美，过度刺激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事例不胜枚举。阿连德当政时的智利和加西亚当政时的秘鲁是最为典型的例子。1970年，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为了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他于翌年把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资分别提高了37%～41%和8%～10%，他还扩大了住房、食品和教育的补贴范围，并把享受免费牛奶的儿童的年龄从6岁提高到15岁。这一切使政府的财政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增长到10%。随着消费需求的扩大，闲置的工业生产能力确实得到了开发，加之当时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较高，国民经济呈现出较强的活力。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7.7%，首都圣地亚哥的失业率从8%降至4%。1972年，阿连德政府试图再次通过增加工资的途径来刺激需求，以加快经济的发展。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7%，白领工人的工资则实行彻底的指数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大大超出了总供给，宏观经济平衡得不到保障。至1973年年初，通货膨胀率已超过50%。事实上，在1970～1973年期间，通货膨胀率增长了9倍。这与阿连德政府使货币发行量从同期的1000万比索上升到2.24亿比索是不无关系的。[9]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连德的民众主义政策在秘鲁再现。1985年，加西亚就任秘鲁总统。他在竞选中提出了要使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达到6%的口号。他的政府认为，需求不足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形成，从而制约了秘鲁经济的发展，而出口部门中的低弹性则构成了国际收支问题的根源。此外，秘鲁经济中还存在着大量失业和开工不足。因此，加西亚政府制订了刺激需求的经济计划。该计划冻结了食品、燃料和许多工业原料的价格，从而使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利率和税率则大大下降。需求的扩大固然使秘鲁经济在1986～1987年出现了明显的复苏，但同时也使供给短缺的现象变得愈益严重，加之国有企业亏损和税收增长缓慢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财政赤字仍然居于很高的水平。当1988年9月政府被迫放松对许多种商品的价格控制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10月和11月高达200%） 。[10]
一般说来，弥补公共部门的赤字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增加税收；扩大货币发行量；对内借债和对外借债。除增加税收以外，其他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如被过度使用，都会导致宏观经济失衡。例如，举借过多的内债可能会出现信贷紧缩，挤兑私人投资和消费；又如，举借过多的外债则有可能使实际汇率升值，甚至会产生债务危机；而过度依赖于开动印钞机则会带来通货膨胀。从表5-3中可看出，在1965～1985年期间，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取财政收入的最典型的国家。多年的内战使生产活动处于半停顿状态，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府不仅难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而且还要将国家预算中的一半开支用于军队，以打击反政府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得开动印钞机。其结果是，年通货膨胀率从1978年的4%上升到1986年的747%，1988年达到33603%。[11]
表5-3 1965～1985年一些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货币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转引自E.卡多佐等：《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
就结构性因素而言，主要商品（如食品）的供给不敷需求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也是十分重要的。有人曾对1953～1965年期间8个拉美国家的食品供应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作过研究。第一组国家（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的食品供应量增长较慢，因此其食品价格较之非食品价格的上升幅度较大。第二组国家（巴西、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食品供应量增长较快，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西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遭到咖啡出口价格下跌的打击） 。[12]
二、拉美通货膨胀问题的其他根源
毫无疑问，除了上述“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造成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1.成本推动因素。成本推动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例如，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两次大幅度提价后，使得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石油价格比60年代高出8倍。尽管有些拉美国家从中受益匪浅，但更多的国家则受到了较大的不良影响。此外，工业国的制成品出口价格也有明显的提高，这对大量进口国外资本货设备的拉美国家来说同样是不利的。（2）汇率变动推动成本。如智利的官方汇率在1973年贬值531%，1974年又贬值将近800%。其结果是，进口商品的批发价在这两年分别增长了580%和1350%。[13]（3）在某些时期内，由于政府实施了紧缩银根的政策，贷款利率上升，从而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企业主为了使利润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遂被迫提高其产品价格。如在智利，1971～1973年期间私人部门手中的M1相当于GNP的比重都在10%以上，但1974年则急剧跌落到5%。[14]（4）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一些拉美国家，工会的力量十分强大。为了提高工资，他们敢于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一切手段。增加工资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生产率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增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政府有时常常支持工会的提高工资的要求。企业主为了弥补增加工资带来的损失，不得不提高其产品价格。
2.通货膨胀预期因素。当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持续较长时间后，通货膨胀本身就会生成一种自我推动的惯性。这一动力与通货膨胀预期密切相关。[15]因此，当前阶段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一阶段的通货膨胀决定的。
消费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可谓根深蒂固。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在制定价格时不是参照当前的价格水平，而是把3个月后价格的上涨幅度考虑在内。[16]这样的预期无疑会加重通货膨胀压力。而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多变或收效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强化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有效性，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削减预算赤字等控制需求的措施的作用极为有限。如在巴西，尽管1985年预算赤字大幅度下降，但是通货膨胀却继续恶化。
3.市场垄断因素。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各种前资本主义成分不断缩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获得较快的发展，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大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0%左右（同期美国的这一比重为79%） 。[17]由于大企业控制着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它们可以操纵这些部门的产品的销售价和一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以确保自己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4.国外通货膨胀的传导因素。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资本流动和人员往来，都会使一个国家的价格变化传导到另一个国家。但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常常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经济实力较弱和在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国家。例如，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联系十分密切。1970～1975年，美国的批发价上升了58%，墨西哥的批发价则增长了67%。[18]尽管在其他大部分时期内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墨西哥，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墨西哥的高通货膨胀率却难以传导到美国：其一，墨西哥的经济实力显然无法与美国相比。换言之，墨西哥抵御国外通货膨胀传导因素的能力远远不及美国。其二，在美—墨经济关系中，墨西哥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众所周知，美国是墨西哥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墨西哥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则是有限的。
5.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贸易条件的恶化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产生出通货膨胀压力。其一，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降或主要进口产品的价格提高时，这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就会减少。外汇收入的减少无疑会影响进口能力。如果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或人民生活严重依赖于进口投入（如原料、半成品、资本货或食品），那么进口的减少必然会导致“物以稀为贵”的结果，通货膨胀也就在所难免。其二，许多国家把出口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从出口石油和矿产品中获得不少税收；阿根廷则从农产品出口中获取大量税收。如果世界市场上出口价格疲软或出口量减少，出口税收入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必然会遇到困难。
6.外部条件的不利因素。如前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货膨胀在拉美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因此，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高通货膨胀率主要与各自国家的上述内部因素有关。在80年代期间，通货膨胀之所以能蔓延到几乎整个拉美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受到了变化中的外部条件的不利影响，尽管内因在一些国家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70年代后期，国际资本市场上资本供应量十分充裕，拉美国家轻而易举地就能筹措到足够的外部资金。这部分资金中只有少量被用来扩大再生产，更多的被用于进口国外消费品（包括为数不少的奢侈品），从而使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80年代初，主要工业国采取了紧缩通货的政策，从而导致国际利率上升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这两种结果对于拉美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缓慢，还本付息额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它们在国际资金市场上的资信却持续下降。这使得外来资金的流入量大幅度减少。
上述变化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助长了通货膨胀：（1）由于外来资金流入量减少，拉美国家被迫在本国内部寻求资金来源。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增税这一措施是不可行的；而国内资本市场则相当落后。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满足资本需求。（2）为了扩大出口和减少贸易赤字，拉美国家采取了贬值的措施，进口投入的价格因此而上升。（3）除了努力扩大出口以外，拉美国家还不断压缩进口。而进口投入的急剧下降无疑打击了国内市场的供给，从而增添了通货膨胀压力。
总之，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环境没有恶化，换言之，如果拉美国家的还本付息负担有所减轻，出口收入和外来资金流入量均有所增加，那么，拉美国家或许不会遇到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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