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贫富差异

第三节　贫困、经济增长与 社会不公的关系

一、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仅次于非洲地区。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报告，近十多年来，这种状态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拉美地区19个国家中有8国的基尼系数保持不变，7国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只在4国中不平等程度略有减少。如图2－1所示，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拉美各国平均基尼系数在0.48左右，成为继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之后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根据拉美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2012年在考察的拉美18国占总人口数量10％的富裕阶层拥有全部财富的32％，而40％最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仅为15％，其中巴西、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几个国家^[13]。与贫困不同，不公平现象在拉美各国的表现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整个地区都呈现较高的不平等水平，无论各国的发展水平如何。总体看来，拉美地区的不公平更多地表现为各国内部的不平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图2－1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基尼系数及地区平均数

来源：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转引自Jaime Saavedra y Omar Arias，“Reducción de la pobreza y la desigualdad en América Latina”，P.204

（一）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

1950—1980年的30年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却日益尖锐，集中表现在收入分配上。在这30年间整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番，到1975年超过了1 000美元。不少国家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在此期间，拉美国家的政府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试图通过高增长解决贫困问题，因而忽视了对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使得拉美国家为经济增长付出了高额代价。对此，拉美国家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20世纪70年代，拉美经济增长达到顶峰，反映收入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在巴西高达0.66，在哥伦比亚和秘鲁分别达到0.61和0.60。巴西1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收入的60％，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43倍^[14]。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拉美的国有企业不再成为提供就业的主要来源，市场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拉美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其中最明显的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现象更加恶化，90年代，拉美地区平均基尼系数为0.522，而在欧洲和亚洲较发达国家，基尼系数仅为0.342—0.412。同一时期，拉美最富有阶层占有了全部收入的48％，最贫困阶层仅占有1.6％。相反在发达国家，分别为29.1％和2.5％^[15]。在危地马拉，最富有阶层获得的经济收入可以达到最贫困人口收入的59倍，在欧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意大利，这一数字仅为12倍。

（二）人力资本发展的差距

拉美国家不仅在收入水平方面差距很大，而且在拥有的资本数量（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生活水平方面差距同样令人震惊，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该地区的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且更多的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比如，在墨西哥，最贫困人口的平均入学年数为3.5年，而在最富裕阶层，这一数字可以达到11.6年。在拉美最贫困的地区，每1 000个新生儿中，就有60个在出生后死亡，这一比例几乎与苏丹和尼泊尔的情况持平；而在最富有的地区，新生儿的死亡率极低，几乎达到了欧洲国家水平。在巴西，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婴儿，在满5岁之前，其死亡率是其他富裕家庭婴儿的3倍多^[16]。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不良率是发达地区的三倍之多，儿童死亡率比城市地区和较繁荣地区高出多倍。

除此以外，拉美地区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穷人和富人不能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服务。在危地马拉，仅有占全部家庭47％的家庭有条件使用自来水，49％的家庭可以使用电；而最富裕阶层，这两个比例分别为92％和93％^[17]。即使在那些贫困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在最贫穷阶层，仅有不到1％的家庭装有电话。

在拉美，财富与贫困同时存在，而且这种现象还包含了种族因素。腐败现象、威权主义、性别歧视、职团组织以及富有阶层通过操纵政治来从中谋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它们都对贫富差距的形成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贫困、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减少贫困、缓解社会不公，从而实现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是目前拉丁美洲地区各国政府执政目标的重中之重。然而遇到的问题是这两个方面究竟是相互促进的还是相互矛盾的呢？拉美国家应该集中精力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应该首先在减少贫困、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的状况之后，再考虑经济发展？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摆在了拉美各国政府面前。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始至终都极其复杂，而且从来都没有一种统一的答案。首先，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减少贫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据推测，在能够维持年人均消费增长率为1％的前提下，拉美各国每年能将贫困人口减少1％～4％^[18]。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活力能够为贫困人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以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哥斯达黎加和巴西为例进行一下对比，在那段时期，虽然哥斯达黎加的人均收入增长比巴西更为缓慢，但它的贫困人口比重却取得了实质性的减少，这正是因为哥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资金投入远远大于巴西政府，并且其劳动力系数取得了高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税收对于政府实施各种社会减贫计划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如此，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如果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不采取有利于穷人的措施，制定满足穷人基本需要的援助计划，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是非常缓慢的。

其次，为了能够使穷人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经济的增长必须是持续、稳定的。而拉美地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频发性以及经济的不稳定性，80、9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充分证明了这点。贫困人口作为整个社会最为脆弱的群体，往往是经济动荡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带来的不只是经济领域的混乱和萧条，而是伴随着多方面的动荡：失业率大幅增加，工薪阶层、工人、农民收入的急剧减少等等，除此之外，患病率也随之增加，这就影响到家庭成员进行工作的可能，从而家庭收入随之减少。因此，就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采取措施，来尽可能降低经济不稳定给穷人带来的冲击。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低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贫困率可以看做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贫困家庭通常无法进入基础设施的服务行列、高质量的教育系统以及相应的信贷和保险服务行业，因此，无法从事能获得长期收益的经济活动，从而限制了其创造财富的可能性。

再次，社会不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的研究认为，在那些社会不公现象更为突出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取得快速增长的，尤其在那些贫困群体数量较大的国家更是如此。究其原因，第一，那些国家的腐败现象会屡见不鲜，权力和财富紧密相连，并被一小部分人集中在手中，因此，资本的积累就会受阻停滞，这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严重的社会不公、居民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状况会助长社会关系紧张度，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政治不稳定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们经济福利的改善，导致人们对政权的更大不满，从而政局恶化。陷入这样的政治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会严重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效果；最后，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对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的作用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高生育率会直接导致贫困的继续，想象一下：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又怎么会有消费能力，如何能改善其生活条件，又谈何积累财富呢？

最后，社会不公对于减贫的影响。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顾问的贝尔纳多·克利克斯伯格（Bernardo Kliksberg）曾多次表示，因为存在不平等，所以存在贫困。他认为，基尼系数每增加0.001，就会减少0.6年预期寿命，相反，即使国内净生产总值增加，只要不平等现象存在，贫困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不平等产生贫困，也同时抑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它可以减少消费者数量，阻碍人们进行储蓄，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可治理性^[19]。

社会不公会影响税收体系，考虑到穷人阶层的实际，政府不可能大幅增加税收，因此，国家的积蓄能力、生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都将会下降和减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们为了未来消费而储蓄的愿望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强。当人们越是贫困，就越是无法为未来计划和储蓄。因而，在贫困人口数量较多的国家，大部分的收入用来满足当前并且常常是紧急的需要，国民储蓄普遍较低，低储蓄严重阻碍了对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国内投资。没有新的投资，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收入得不到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社会不公问题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减贫效果就越不明显：根据研究结果，基尼系数在0.6左右的国家（其中包括某些拉美国家）与基尼系数仅为0.3的国家相比，前者的减贫可能性仅为后者的一半^[20]。众所周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不公平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基尼系数普遍都在0.4到0.6之间，在这样的前提下，地区各国在减贫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足够高才能实现减贫目标。根据较乐观的估计，如果经济增长的效果完全反映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地区需取得人均年平均收入增长速度在3.4％左右，才可能到2015年实现千年宣言的减贫目标。而这种增长速度对于拉美各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拉美国家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5％，仅为目标速度的一半。这就要求人均年增长率必须达到2％～6％，这对于那些较贫困的国家来讲，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比如，在中美洲，要实现千年目标，人均年增长率必须达到4.5％，相当于该地区90年代增长率的3倍。

许多研究表明，拉美地区的减贫速度也与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相关。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益的多少是与收入的分配方式密不可分的。在那些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里，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带给穷人的收益就越少。此外，当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非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时，即经济增长模式缓和了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等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会出现一定的减少趋势。这就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观点，只有这种增长才是“有质量”的增长，^[21]即在经济增长中要关心穷人从中获益的多少。图2－2展示了在某些国家经济增长与穷困人口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

图2－2　使贫困人口受益的增长：绝对指数和相对指数

来源：Jaime Saavedra y Omar Arias，“Reducción de la pobreza y la desigualdad en América Latina：promesas y retos para las políticas públicas”，2005，P.206

从图2－2，我们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3年的10多年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不能被看做是“有利于穷人”的，即经济增长率不足以弥补社会不公的缺陷。这15年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减贫进程缓慢的原因可归纳为：1.整体经济增长率不够，地区经济动荡频繁；2.作为世界上最不公的地区，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缓解社会贫困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不公的大前提下，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减少1％的贫困人口；3.此外，经济增长的受益人群在多数情况下不是最需要的贫困阶层，而是非贫困阶层。

三、总结

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为改善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奠定物质基础。但如果将解决包括贫困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经济增长身上，这种想法和做法未免太过理想化。在某些专家看来，这实际上是“蛋糕理论”和“滴漏效应”的臆想^[22]，实践证明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要看经济增长创造出的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为哪个阶层占有和占有的多少，说到底就是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改善收入分配，社会财富的增加有益于各个阶层，从而有助于缓解贫困。如果实现了经济增长而不注意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社会财富只有益于少数人，同样可以加重贫困。

拉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是与此地区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特征密切相关的，在精英政治的影响下，社会规范、经济和政治体制非但没有解决贫困差距问题，反而将其进一步扩大。自1990年以来，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变化不大，即使是智利这样在减贫上成效显著的国家，收入分配也没有多少改观，这说明贫困人口虽然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富裕阶层的收入提高更多。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各国清楚地知道造成社会不公、阻碍穷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需要依靠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服务的分配（如水、电等）、进入市场机会的增加（如公路、劳动力市场以及信贷市场）、国家再分配制度的完善（如税收、补贴等）等方面出台有效措施，才能得以解决。^[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