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

第三节　无形的权力世界：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

国际体系可以按照不同的问题领域分为若干次级系统，世界石油体系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资本流动、权力分配、石油生产和消费等活动，这个系统与国际政治大环境之间有着多条敞开式的联系渠道，如国际政治、贸易、金融等，这些渠道在潜移默化中参与了体系权力结构的塑造。另外从行为体的角度来看，行为体的权力来源一方面来自自身，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大环境中，行为体与国际政治与安全、国际贸易和分工、国际货币和金融系统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行为体也从这些渠道获得无形的权力来源。由于世界石油体系是石油资源、国家权力和公司资本构成的复合体，因此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总体上就是该体系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政治体系，尤其是国际霸权体系；一是世界经济体系，包括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世界市场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世界石油体系的同构和互构

石油是具有突出战略意义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原油及制成品是世界贸易中主要的大宗交易商品，石油的生产和交易不仅仅属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范畴，很多与石油相关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世界石油体系不只是一个由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形成的纯粹的生产和贸易网络，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了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的开放的系统，它的形成和变革必然受到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这两个重要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世界石油体系在体系结构上存在同构和互构的关系。所谓同构是指两者的权力中心“同根同源”，即共生关系。互构指两者的结构性变化相互影响，某一体系中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发生重大改变，必然投射到另一体系权力关系的变化之中。确切地说，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必将影响到世界石油体系，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大转变势必体现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并得到世界石油体系各个行为体的回应。反之亦然。

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政府的介入和干涉之下，美国的石油巨头得以取代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石油产业中的垄断地位，美国及石油巨头共同成为石油体系的权力中心。虽然这一结果滞后于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但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正是塑造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主要外部动力。反过来，随着美国石油公司作为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地位得以建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更加巩固。石油曾在二战中帮助盟军取得军事胜利，在战后帮助美国确立和维持国际秩序。冷战结束之后，石油资源依然是决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变量，依然是霸权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基础和来源。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几次局部战争，如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等，无一不与争夺石油资源或控制石油通道直接或间接相关。

同理，世界经济秩序也反映了世界石油体系的状况。世界经济关系中原料产地与工业化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关系体现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存在于产油国和发达消费国之间的交换关系中。世界石油体系中的发达消费国与不发达消费国之间不平等的分工和贸易关系，与世界经济沿袭同样的“中心—外围”式的逻辑。世界能源市场对国际能源政治具有深刻影响⁽⁸⁶⁾，世界石油市场是分析石油政治不可或缺的变量。理解世界石油市场的结构及其与世界石油体系中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是把握世界石油体系中权力或利益关系的关键。此外，国际金融体系也直接影响着石油的交易以及交易各方的成本和收益状况。

比如，尽管产油国在与国际石油巨头长期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权力，诸如石油主权、定价权等，但是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大多数产油国仍处于不发达的境地。除了产油国自身的内部因素外，其结构性根源来自国际分工、贸易和工业体系。不发达产油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处于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的位置，即通过出口原油换取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分工上的地位对产油国的经济收入非常不利。如果在原油交易货币的币值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原油市场的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必然会引起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而且后者的涨幅往往高于前者，产油国将不得不用石油收入进口价格更高的工业制成品。因此，即使原油价格上涨，产油国未必会因此增加收益。如果再把美元贬值的因素考虑进来，原油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对美元贬值做出的反应，那么美元贬值下的油价上涨就更不能给产油国带来实际收益的增加。另外，原油价格提高会刺激工业化国家厉行节能措施，减少对原油的需求，变相降低产油国石油收入。因此，长期来看产油国未必能从高涨的油价中真正获益，原油价格的增加对大多数产油国而言并不必然意味着收益的增加。由此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的规则和结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之间权力或利益的分配关系。

又如，对国际石油公司造成强烈震荡的石油产业国有化运动，其国际政治背景正是战后的反殖反帝运动。国有化运动在大多数资源国（包括石油资源国和矿产资源国）等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第三世界反殖反帝运动的进展。因此，世界石油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双向互动，是同构与互构的统一。

二、国际霸权体系与产油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边缘化

在资本结束殖民的增殖方式后，其增殖的基础是依靠母国在全球建立的霸权统治体系。依照霸权理论的解释，这一体系包括国际政治体系、国际货币体系、自由贸易体系等国际制度。这一体系要求霸权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充当最后贷款人，在世界贸易领域中作为最后和最大的商品吸纳者，以此来维持体系的稳定和制度的合法性。⁽⁸⁷⁾如果霸权国不幸衰退，免费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能力下降，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资本增殖方式的终结？如果依靠霸权体系的增值方式难以为继，那么资本接着会以何种方式实现增值的目标？关于霸权之后的合作理论为此指点了一条出路：在美国霸权衰落后，只要昔日的霸主与盟友，即发达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齐心协力地守护和建设这些国际制度，那么这些国际制度仍能保证这些国家从中获益，实现所谓的霸权后合作。⁽⁸⁸⁾由此不难看出一条清晰的资本增殖方式不断演变的政治路线图，即从殖民统治到霸权领导再到制度约束。

但是，仅仅依靠霸主与盟友的合作来维持霸权制度仍是不够的，这只是强势国家与一些学者的一厢情愿。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论的学者有另一种视野和解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贸易之所以不平等、不发达国家之所以受发达国家的支配、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因为发达国家通过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寡头垄断，建立和操纵着全球性不平等的贸易体系和机制，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贸易体系结构，即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发达国家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而出口初级产品和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不发达国家处于外围，中心和外围之间通过不平等交换来维持向中心国家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

无论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霸权理论，都只看到霸权国家或者西方盟国建立和维持着国际体系，却无视在这一体系的底层或边缘地带还存在着对于体系稳定同样起到“关键”作用的“默默无闻”的基石——不发达的资源国。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从边缘国家的位置看到了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所看不到的“风景”，即支撑霸权体系的不仅仅是霸主的权势或制度，还有不发达资源国作为原料和初级产品提供者对霸权体系及其制度的“臣服”。正如斯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所言：“如果没有外围（或边缘）国家的默从及积极参与的话，那么这些体系实在无法运作下去。”⁽⁸⁹⁾

从激进理论的视角，可以看到支撑霸权体系的真实基础，即边缘或外围国家。霸权体系不仅需要边缘国家的参与和合作，还需要外围国家政权的支持，接受对它们不利的贸易条件，并需要借助外围国家的政权去管理和稳定原料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外围国家是过去殖民体系中的原料殖民地，是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因此，国际体系的稳定、维持和巩固实际上依靠三重机制——霸权体系的权力结构、“中心—外围”式的依附结构和外围国家的精英统治。因此，我们可以对霸权体系和资源国家的关系给出如下综合性的解释。由于资本只有在物质上依赖原材料才能实现增值，资源稀少或供应中断会对工业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因此核心国家的政权和大企业采取严厉的政治及经济手段，以确保稳固的资源供应。由于可靠的原材料供应是工业增长的关键，因此核心国家及其企业都积极地致力于操纵资源出口国。采取的措施包括直接的帝国殖民，以及在霸权统治下为稳定货币及管理贸易而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⁹⁰⁾这些手段既要求霸权国家能够支配那些控制着重要天然资源的边缘国家，还要求边缘国家能有效地控制天然资源。⁽⁹¹⁾这种关系为霸权国家维持和巩固霸权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柱。比如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特殊盟友关系，特别是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为海湾提供安全保障，而沙特提供石油，协管美国主导全球的能源秩序。

在建立霸权体系和资本体系“中心—外围”式结构的行为体中，除了中心和外围国家，还有从事资源采掘业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国际石油公司。在殖民时代，国际石油公司是殖民统治的工具；殖民统治瓦解后，国际石油公司重新塑造了资源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以及资源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而国际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国际霸权体系。正是国际霸权体系运作的逻辑，加上石油开采业在世界工业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发达资本的增值需要，一并塑造了不发达产油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边缘地位。

三、世界工业体系与产油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边缘化

虽然石油是世界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血液”，但是石油开采业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并不处于核心位置，而是处于为工业制造提供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地位。以创造财富和衍生投资需求的标准来看，石油开采业处于工业体系的边缘。石油开采业的边缘化又与产油国在世界工业体系中的边缘化处境直接相关。

根据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生产函数，最富有活力的经济部门，通过所衍生的需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产品所激发的需求），将与其他相关经济部门“链接”起来，并会促进这些部门的投资。因此，对高链接部门的投资，具有更广泛和更迅速的增殖效应。⁽⁹²⁾

开采业的“链接效应”低于其他产业。由于资源在空间上的固定性，资源开采业只能在资源的所在地进行，因此开采业孤立于其他企业，缺乏区位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开采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错位，导致开采业对外地市场的依赖更强。因此，资源开采业经济受制于被开采商品的特性。与现代工业经济极其不同的是，资源开采业大多集中在不发达国家，因此造成资源国的开采业对外在技术的严重依赖。所以，开采业同其他工业和经济的联系，或者说与其他地区或工业的链接程度比较低，在投入和产出方面所衍生的需求也较少，因此难以刺激进一步的投资。对资源国的投资不仅很难形成链接效应创造的增长动力，而且会带来不平等和不发达的增长。即使资源开采地区会从其他地区工业增长所衍生的需求中得到发展，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的链接水平偏低，因此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对资源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有限。外在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只会加速资源的消耗，并不会为资源开采国衍生出持续的或新的投资链接效应，即不会带动资源国其他产业的相应发展。

石油开采与制造业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产业，两者在工业体系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在生产分工中分别属于原料采掘和工业制造两种类型。石油开采业为工业制造业提供原料或初级产品，却受到制造工业的支配，在技术和设备等方面依赖制造工业的成果。借用依附理论对边缘国家不发达增长这一现象的评价，我们可以说，边缘国家的发展以核心国家的发展为前提，石油开采业的发展是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结果。全球工业的扩张加速了石油的开采，刺激着资源的消耗。但两者的投资回报率差异显著，在原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工业制成品的涨价幅度超过原油。产油国在石油收入增加之余，不得不进口涨幅更高的工业制成品。而且这种分析还没有考虑美元币值的情况，如果油价上涨同时伴随美元贬值，那么不发达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实质性“贬值”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能够从原油价格上涨中获得实质性收益的，往往是其他经济体，如国际石油公司。石油开采业在世界工业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决定产油国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其转换权力资源的能力以及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行动能力都受到极大限制。

综上，国际霸权体系和世界工业体系共同构成影响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在世界石油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世界石油体系本身不仅只是外部环境影响的受动方，还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世界石油体系的变化也会渗透到外部环境中，两者是同构与互构的有机统一。鉴于作为子系统的世界石油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往复不断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我们需要结合这些外部环境，如国际霸权体系和世界工业体系等，来更完整地理解世界石油体系。正如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所言：“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⁹³⁾这句话也适用于概括世界石油体系的特征。世界石油体系既模糊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也模糊了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分野，其触角从石油工业生产领域延伸到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金融等众多领域。因此，世界石油体系的研究维度应该是国际政治、经济与石油市场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