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

第三节　破中有立：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

建立国际石油公司的分析框架，既要突破传统的局限和范式之间的壁垒，也要合理汲取三大理论范式的理论资源，融合三大范式，构建体系性研究框架。从体系和结构的角度，建立国际石油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构想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放大行为体假设，将国际石油公司作为世界石油体系中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二，进行范式的融合，即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范式的有关概念、理论和视角，研究国际石油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其三，构建世界石油体系研究框架，在体系框架中研究国际石油公司。其中，建立二元行为主体的假设作为理论前提的构想已在第二节进行了全面论述，本节着重阐释构想的第二、第三部分。

一、世界石油体系与理论范式的融合

世界石油体系的独特性至少源自以下两方面，其一在于石油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战略性商品，其二在于国际石油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这一体系因此得以集中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多种现象与问题于一炉，其中包括权力与资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关系，为融合运用不同流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实验空间。

石油是一种重要的世界性和战略性商品，也是一种充满矛盾性的资源。普遍存在的矛盾是石油的蕴藏和消费在空间上的错位，其供应和需求在数量上的失衡。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新一轮高油价时代，这种世界性的失衡和错位更加严重，集中表现为生产和消费在节奏上的明显不合拍，正如《沙漠黄昏》作者马修·西蒙斯所精辟概括的——“供应太衰老，而需求太年轻”，这几乎成为这个时代共同的全球性病症。⁽⁸⁷⁾因此，石油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历来都是集各种权力争夺和利益冲突于一身的问题焦点。

对于蕴藏这一炙手可热之“黑金”的国家，石油虽是财富之源，更是问题和麻烦的来源。石油开采业为产油国的经济定了性，大多数产油国在本国石油开采业发展之初，都曾沦为发达工业国的资源殖民地。即使在摆脱殖民统治，取得主权独立，并夺回石油主权之后，产油国依然在资金、技术和下游市场等方面存在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国际石油公司在塑造和影响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的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石油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石油勘探、开采、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并导致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不对称三角相互依赖关系。石油资本的跨国投资还在不发达产油国和发达消费国之间建立了原料和制成品的国际分工交换关系，这种分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达消费国和不发达产油国之间“中心—外围”式的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关系，以及“统治—依附”式的等级关系，即带有依附色彩的相互依赖。国际石油公司作为独立行为体，按照资本流动的原则和逻辑，建立了石油生产的国际性分工和利益分配体系，国际石油公司与国家之间某种权力/利益分配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石油体系好比是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权力竞争、利益分配、相互依赖和依附关系结构等核心议题集体亮相的舞台，也是笔者尝试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范式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实验室。而且，虽然激进主义理论在分析单位、对国家和国际体系的观点、对体系变革的态度、逻辑推理、乃至价值判断等方面，都与另外两大理论范式截然不同，但是鉴于上述世界石油体系的特殊性，仍然存在将三大范式融会贯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世界石油体系的特殊性促使笔者尝试着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范式，建立综合性分析框架，解释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与变革，特别是剖析国际石油公司作为独立行为体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三大范式对体系结构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论战，无论提出的问题，还是给出的答案，都没有真正的交叉和碰撞，“都从某个假设开始进行分析，这个假设决定了它们要提出的问题，从而也决定了它们要寻找的答案”。⁽⁸⁸⁾三大范式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与变革的不同主张，实质上是从各自的假设和问题为起点，按照各自的逻辑推演，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因此，有鉴于世界石油体系所具有的上述独特之处，在研究世界石油体系时，为何不能像斯特兰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所期待的那样，“从现实主义者那里取开胃酒，从自由主义者那里取主菜，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取点心”⁽⁸⁹⁾，打破范式之间的门户壁垒，跨越理论之间的楚河汉界，融会贯通三大理论范式，建立世界石油体系的综合性解释框架。

在提出融合的构想之前，需要澄清的是，融合与借鉴并不是机械地拼凑与复制，而是有机地整合与选择。国际体系理论对世界石油体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两者在原理构造上可以相互通约，但在细微之处泾渭分明。比如“极”这个概念。所谓“极”，是指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中心，既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国家集团。国际体系的结构通常以“极”的数量来界定，如单极、两极和多极。现实主义学者用“极”这个概念描述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其成员由国家（产油国、消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体构成。因而无论这些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如何改变，都不可能改变体系中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行为体这一事实，都要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与国家分享权力，那么所谓的“极性”始终只有一种可能，即多极，但是其含义显然不能等同于国际体系中的多极概念。因而，在描述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特征时，生硬地套用国际体系的“极”的概念，显然过于机械而缺乏创意。如果囿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机械复制，继续沿用单极、两极和多极的划分标准来研究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特征，将使得准确把握世界石油体系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极”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力量中心与体系结构的关系，才是描述世界石油体系结构的核心所在。把握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关键，在于回答哪些行为体是体系的权力中心、什么样的权力掌握在哪些行为体手中、这些不同的权力对于其所有者的意义如何等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体系和权力概念的基本原理。因此抛掉诸如“极”这类概念字面意义上的束缚，回归体系结构的本真含义，方能达到有益的学习借鉴。

世界石油体系不仅是权力政治的舞台，也是相互依赖的体系。基欧汉和奈在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将国际体系描述为一种相互依赖的体系——“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⁹⁰⁾。世界石油体系也不例外。作为行为体互动的模式，相互依赖链条的建立—断裂—重建都受制于体系的权力结构。只要既有的权力结构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断裂后的相互依赖仍将遵循原来的权力框架进行重建。一言概之，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相互依赖背后潜藏着恒久不变的权力逻辑。

世界石油体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完全遵循新自由主义者所得出的关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结论——“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⁹¹⁾相互依赖，特别是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赖，有利于促进和平避免战争。⁽⁹²⁾与此相反，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阻止因石油资源而发动的战争，对个别国家来说武力仍是获取石油资源的“有效”手段。同样，广泛存在的相互依赖也未必是世界石油体系稳定的根源，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反而成为体系动荡的策动力。因此需要阐明的是，相互依赖在本书中作为一种现象描述，是中性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概念，不具有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导致和平与合作的含义和预期。

自由主义学者利用绝对收益这个概念来解释存在贸易相互依赖的国家更倾向于合作的原因，比如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如美国和日本，从未因贸易摩擦而引发战争。不过这个概念却不足以解释发达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因石油贸易而产生的相互依赖。因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在彼此相互需要的西方国家和欧佩克之间，如美国和阿拉伯产油国之间，产油国曾多次动用石油武器针对西方国家，美国也同某些产油国相互敌对，甚至对其发动战争。可见，从绝对收益的视角无法得出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必然进行合作的预期，因而有必要从其他角度，比如相对收益，来解释某些消费国与产油国之间的石油冲突。同样，在分析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消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时，也不能完全依赖自由主义的解释工具和分析路径，而要从包括权力关系在内的其他角度来进行阐释。

此外，经济自由主义学者所谓的经济相互依赖源于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观察，经济相互依赖存在于“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相当”⁽⁹³⁾的国家之间，如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但是在美国和阿拉伯产油国之间的石油相互依赖并不符合这一标准。查尔斯·道兰（Charles Doran）将美国与欧佩克之间的石油相互依赖与自由主义学者所谓的“经济相互依赖”进行了严格而富有洞见的区分。⁽⁹⁴⁾显然，美国与欧佩克之间的相互依赖，无法与“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如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相提并论。道兰将美国和欧佩克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交互依赖”（co‐dependence），以区别于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提出来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交互依赖的双方各自具有“形式不一致的相互的胁迫能力”。也就是说，每一方都需要对方，因而依赖于对方，但是每一方也都具有制约对方采取破坏自身福祉或安全的能力。因此，完全有必要从权力资源及对比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石油相互依赖关系的实质。综上所述，本书对相互依赖论的借鉴，重在抓住概念的基本特征与核心，即不对称性、敏感性和脆弱性。

世界石油体系还是石油资本跨国流动形成的体系。中心（发达消费国）和外围（部分产油国）因石油的供需关系形成相互依赖。但是如果从要素分配的角度比较两者的相互依赖关系，那么我们将发现，发达消费国与不发达产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只是对现象或形式的描述，并不能反映两者在交换关系上的不平等性，更不能揭示两者基于不平等交换的权力关系。

在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中，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决定了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但是解释权力对比存在差异的原因并不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使命，这个问题需要从石油生产的国际分工和交换关系之中寻找线索，在以探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根源的激进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答案。在石油的跨国生产中，生产要素在产油国、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之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不发达产油国主要是原油的提供者，国际石油公司是资金、技术、市场以及石油制成品的提供者，发达消费国则是原油的进口和需求者，也是原油的加工者。显然，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在技术、资金和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在交换关系上，发达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形成了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交换关系，是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产品的交换。在利益分配关系上，国际石油公司、发达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向发达工业国家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倾斜。以原油收入分成为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有化之前，国际石油公司一直在与产油国的分成协议中获得大部分利益。即使在国有化之后，产油国在原油收入分成中的份额大幅上升，但是跨国公司仍能从技术和资金投资中获得稳定的收益，而且由于石油制成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远远高于原油，因此总的来说原油加工方的收益仍然高于原油生产国。

在依附理论中，导致世界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资本积累。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实质上是统治与依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限制着外围国家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而不发达又使这些国家继续沦为外围，难以进入体系的中心。在世界体系论看来，资本积累和扩张以及不等价交换，是导致体系形成“中心—外围”结构的根源。资本积累和扩张源于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无论根源是技术还是资本，归根结底都源自生产要素在工业化国家和资源国家之间的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具有权力意义。生产要素的不均衡分配决定了工业国和资源国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的直接后果是资源国家的剩余价值或经济剩余转移到发达国家，因而导致绝大多数原料产地处于依附、外围、被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外围国家的不发达与依附源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⁹⁵⁾跨国公司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细胞”，是资本和技术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是形成世界体系“中心—外围”关系和“统治—依附”式权力结构的关键施动者。同样，在世界石油生产中，不平衡的要素分布决定了发达消费国、国际石油公司和产油国三方行为体的生产、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关系。石油资本的跨国流动，在发达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的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统治与依附的关系。如果在整个国际分工中来看三者的关系，“中心—外围”式的关系模式更为明显，不发达产油国作为原料产地，出口原材料和进口工业制成品，而发达消费国作为工业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石油生产的国际分工和交换关系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三方行为体的权力关系之中，在发达消费国和不发达产油国之间，确立了一种“中心—外围”式的生产交换关系和“统治—依附”式的权力等级关系。因此，在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中融入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等激进理论的原理，在石油的国际工业生产中理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利益关系，能更加透彻地解释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也能让渐渐被时代冷落的激进理论得到应有的尊重，唤醒沉睡中的思想精灵，重新展现和闪耀其峥嵘与光芒。

此外，还要注意两类行为体的差异性对融合带来的困难。比如国际石油公司获得和增加权力的途径，以及使用权力的方式，与国家行为体相比，既具相通性，更有独特性。此外，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国家有着多层次的利益诉求，如核心、重要和次要利益之分，也有多方面的利益需求，如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等等。国际石油公司的利益追求却相对单纯，是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商业利益。两类行为体基于不同利益导向的合作，显然超出了传统的国际合作研究范畴。因此，在范式融合基础上，还要作进一步的拓展。

范式的融合堪比扫雷，障碍重重，每行进一步都会冒出一身冷汗。融合的角度和路径没有一条唯一绝对的跑道。权力与利益、资本与财富的关系向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在由产油国、消费国及国际石油公司所形成的世界石油体系中，集中体现了石油资本的动力、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权力竞争和利益分配关系。因此，笔者尝试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取来分析概念——敏感性和脆弱性，从现实主义那里取来权力政治的逻辑，从激进主义那里取来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解释。在扬弃中融合，在融合中构建关于世界石油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而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分析国际石油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笔者所主张的融合，是以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体系结构为基础框架，借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论，以敏感性和脆弱性作为分析工具，引入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在一个综合性和体系性的分析框架中，解释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和体系的变革，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对体系的影响及其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

二、体系性研究构想：融合三大范式解释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及变革

体系研究一般存在两条路径，⁽⁹⁶⁾一种是从整体或宏观的角度出发，研究体系的结构，分析的层次是体系而非单个行为体。这种研究方法认为，结构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提供某种框架，结构决定行为体互动的模式，因此可以解释结构变化的逻辑，以及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另一种是从个体或微观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体系内的行为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此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重视国内因素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因此，本书主要从体系和行为体这两个层次，并兼顾行为体内部因素，建立研究框架，解释世界石油体系中各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对比与利益分配关系，重点研究其中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互动。

首先，关于体系的结构体征。根据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是由权力关系构筑的，体系的权力结构取决于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行为体本身的权力资源和现实权力，决定了行为体是否对体系具有结构性影响力，是否能成为体系性行为体，比如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来影响世界石油资源的分配，而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的日本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美国是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体系性行为体，而日本则是对世界石油体系没有结构性影响的国家。同样，“七姊妹”在战后曾控制西方世界石油市场90%以上的份额，因此这些石油巨头是战后世界石油体系中具有结构性影响力的体系性行为体。由此可见，体系性行为体是确定游戏规则、支配或统治世界石油体系的行为体。与体系内的一般行为体相比，体系性行为体能够决定和改变体系的结构。更精确地讲，体系结构取决于体系性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如战后决定世界石油体系结构的行为体是当时的石油“七姊妹”和美国，其他发达消费国、西欧和日本则不具备体系性行为体的作用。同样不发达产油国在战后也不具备体系性的影响力，欧佩克在1960年成立之时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改变石油资源分配和影响原油价格，只是到了1973年石油危机时，石油主权帮助欧佩克国家改变了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分配，欧佩克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才取得了一席之地，成为体系性行为体，但是其影响力仍局限在石油产业的上游，即原油领域。总而言之，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由体系性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

若从体系进程，即行为体互动的层面来看，相互依赖是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互动模式，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塑造着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再从世界石油产业链，甚至更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分工关系来看，跨国资本在资源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塑造的“中心—外围”式生产交换关系也复制到了石油体系中。综上所述，只有从三个角度，即权力、相互依赖和资本，才能全面界定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特征。

第二，关于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动因。体系的变革是一种结构性变化，也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包括体系特征发生的主要变化和体系中重要行为体的变化。因此，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力量来自体系性行为体，支配或统治世界石油体系的体系性行为体发生的变化，如美国权势的消退或石油巨头的衰退等，将带来体系的变革。体系虽然由行为体构成，但体系一旦形成，其力量将超过所有行为体各自权力的简单总和，因此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独立性和超脱性。体系结构塑造着行为体的行为，也制约着行为体的行为。因此，体系层面的变革决定着行为体层面的变化。如果仅仅在行为体层面发生一些变化，如行为体的权力变化，只要这些变化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体系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变化仅仅表示体系内部的动荡，并不意味着体系层面上的变革。反过来，体系层面发生的变革必然导致行为体层面的变化。总而言之，体系内行为体的权力变化未必都将导致体系结构的变化，只有体系性行为体发生变化时，体系的权力结构才会变化。

相互依赖的变化与体系变革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从战后的石油历史来看，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链条一直处于建立—破裂—再建立的循环之中，这构成了世界石油体系变化动荡的主要内容，但世界石油体系本身并不因每一次的震荡而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在体系的权力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重建后的相互依赖依然遵循已有的不对称性。只有体系性行为体才是影响体系变革最重要的变量，而相互依赖的变化只是体系内部动荡的成因，是体系变革的从属现象。正如二战后发生过多次的导致石油供应中断或石油危机的事件，但是并非每次危机都伴随着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性变革。这一现象说明，体系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而行为体之间时常发生力量对比变化，或相互依赖链条断裂。只要变化的程度不改变根本性的权力结构，那么世界石油体系在经历内部的波动之后，仍然会恢复到既有的权力结构。换言之，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未必导致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但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

总之，如果体系内部发生变化，如不满现状的行为体的挑战行为或是行为体层面的变化，只是给体系带来一些震荡，那么体系结构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是如果这些变化能够改变体系性行为体的权力对比，或者体系性行为体的性质或力量直接发生转变，体系结构才会发生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