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风云变化

第三节　体系变革的标签：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风云变化

作为石油、权力与资本的复合体，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根本上是由权力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资本塑造的等级结构的特征。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形成“中心—外围”式的等级权力关系。体系的变革也遵循权力的逻辑，权力对比的变化决定体系结构的转变。作为融合三大范式的理论实践，本节在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新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理论，遵循权力对比变化的路径，剖析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逻辑，以及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变化的内在联系。

一、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界定：体系性变革和体系内变化

关于什么是体系的变革，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新现实主义认为，决定体系结构的因素是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对比，因而行为体的权力对比是塑造体系结构和影响体系变革的唯一要素。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认同新现实主义结构理论的前提下，强调了新现实主义所忽视或者不予考虑的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互动的方式以及类型，即体系进程的因素。⁽³⁵⁾总而言之，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体系层面上的结构性变革，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更注重体系内行为体层面上的变化，如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变化、相互依赖等，因此将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视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和体系变革的自变量。

体系的变革与体系规则有关。当世界石油体系的基本规则发生改变，即权力对比和分配的原则改变，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就会随之改变，并根据调整后的权力分配关系，形成新的体系结构。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国际石油公司的石油资源份额，改变了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的权力对比关系，也改变了两者的利益分配比例。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危机实现了体系性权力的重大转移，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重要变革。因此，规则与结构是彼此对应的，规则的变化与结构变革也是对应的。由于体系规则本来就是由体系性行为体的互动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体系性行为体构建了世界石油体系的规则。因此，体系性行为体、体系规则、体系结构和体系变革之间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逻辑关系，其轴心就是权力的分配和对比。

本书研究的世界石油体系，所遵循的体系规则是权力分配而不是制度分配，决定体系变革的自变量是权力，而不是国际机制。尽管世界石油体系的稳定与否与三角相互依赖链条的具体状态直接相关，但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并不意味着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与国际机制一样，相互依赖也不是决定体系变革的自变量，导致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权力对比的变化。世界石油体系的变革与体系规则一样，也都遵循权力的逻辑，权力对比的变化决定了体系结构的变革。

虽然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同时存在着两大理论流派所关注的两类现象——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和体系内的变化，但是本书旨在从体系和结构的层面，而不是从行为体和相互依赖的层面，探讨世界石油体系的变革问题。因此，在具体探讨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变革之前，首先要对体系性变革和体系内变化作严格区分，从而才能把握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动因和逻辑。

体系内变化表现在行为体层面，如行为体权力的增减，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某个产油国境内发现了新油田，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体系变革，尽管会给体系带来一定程度的震荡。体系性变革发生在体系结构的层面，也是体系规则的改变，如权力分配规则的改变，体系性行为体的变化，包括霸权国的衰落、“七姊妹”国际石油公司的衰退、欧佩克力量的上升等，最典型的事件是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权力转移。体系规则或体系性行为体发生的变化才会给世界石油体系带来结构性变革，在体系发生变革的同时，体系内部必定会出现变化。

下面以1951年至冷战结束（1989—1990年）这段时期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为例，来说明体系性变革和体系内变化的区别（见表3.1）。

表3.1　1951—1990年中东石油供应中断情况

注：石油供应中断的平均量根据中断前三个月的平均量为基准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Energy，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Analysis of Size Options，EOE/IE‐0016，Feb.1990；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nergy Situ‐ation Analysis Report，Aug.14，1990，Aug.16，1990，Aug.20，1990，Oct.29，1990；Lowell S.Feld and John H.Herhert，“Oil Stocks and Crisis，”Geopoliticsof Energy，Dec.12，1990。

从上表可以看出，冷战期间曾经发生过12起石油供应中断事件，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发生了1起石油供应中断事件。虽然这些重大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件冲击着世界石油体系的稳定，但它们并没有都导致了体系的变革。严格来说，这12起石油事件中真正酿成石油危机的总共有3起，依次发生在1973—1974年、1978—1979年、1980年，⁽³⁶⁾分别造成了2.6百万桶/天、3.5百万桶/天和3.3百万桶/天的平均供应中断量，影响超过其他几次。但是，在这三次危机中，真正导致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发生变革的只有一次，也就是1973年石油危机。

1973年石油危机之所以标志着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是因为这次危机引起体系中的权力对比，尤其是石油资源、定价权等方面的权力分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危机改变了由国际石油公司、石油消费大国控制的旧的世界石油秩序，也改变了世界石油分配的版图。欧佩克控制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石油资源，并将油价从危机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12美元以上。欧佩克彻底改变了战后形成并延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石油份额分配格局，也结束了国际石油公司长期垄断石油资源的局面，从而触发了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欧佩克严重削弱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的权力中心地位，或者说打破了它们对权力中心的垄断，进入了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中心，世界石油体系也由此进入“欧佩克的时代”。

与1973年石油危机相比，其他导致石油供应中断的事件只是在体系内部造成一定的震荡，并未导致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从权力中心的构成是否发生变化可以判断，世界石油体系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革。1973年前发生的供应中断，没有导致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大国离开权力中心，也没有新的行为体进入这一中心。而1973年之后发生的供应中断，也没有导致权力中心的构成发生本质的变化，由欧佩克、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构成的权力轴心继续分享权力中心的地位。因此，1973年是世界石油体系结构转变的分水岭。

二、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动因和历程

本书从体系性行为体权力对比的角度探讨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变革，变革的动因主要来自两方面，分别是行为体的改变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其中尤其是体系性行为体的改变必然带来体系规则的改变。鉴于上文以冷战期间体系结构的变化（1973年石油危机）为例解释了体系性变革的含义，这一部分则以冷战结束后体系的变革为例，说明体系变革的动因。

1.变革的动因

冷战的终结导致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进而促使世界石油体系的重要行为体产生变化，最终影响着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

冷战结束后，世界石油体系在体系性行为体方面出现的两大变化是，强势消费国和强势产油国的出现。一方面，单极世界下的美国利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权力资源扩大对全球资源的控制范围。在竞争对手解体和两极均势结构终结之后的单极或者一超多强的世界里，美国对世界上包括中东地区、里海盆地在内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控制欲望得以充分释放。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剧变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展开扩大势力范围的行动，在世界石油体系中表现为石油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这种权力资源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的。

另一方面是强势能源大国俄罗斯的崛起。俄罗斯不仅是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大国，还是前苏联主要政治军事经济遗产的“继承人”。与其他大多数产油国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能源大国。冷战后俄罗斯全面进入世界石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产油国以弱势不发达国家为主的组成结构。普京政府对苏联解体后实行私有化的能源公司再度实行国有化，从而加强了俄罗斯政府对本国油气资源的控制权，也增加了与西方消费大国及国际石油公司谈判的筹码。作为一个强势的资源大国，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均衡。在产油国与消费国的关系中，除了不发达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之间的依附式关系之外，还出现了强势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的竞争关系。同样，产油国及其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的资源合作关系，也因此增添了一定的对抗色彩，尤其是在国际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谈判中。冷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与体系挑战者的相对关系，如图3.5所示。

图3.5　冷战后世界石油体系中“中心”、“外围”和“挑战者”的关系

2.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历程

1973年石油危机和冷战结束是国际石油公司影响世界石油体系的两个分水岭。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国际石油公司（即所谓石油“七姊妹”）与发达消费国（主要是美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建立并维持着体系权力核心的地位。1973年石油危机严重削弱了国际石油公司以及发达消费国的权力，改变了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阿拉伯产油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际石油公司和美国的中心地位，或者说打破了它们对权力中心的垄断，成为体系的中心。但是这次体系结构变革的结果并不持久。

从1973年到冷战结束这一阶段，产油国受制于权力资源的局限性，缺少石油之外的权力资源来支撑其体系中心的地位，欧佩克盛极而衰。与之相反，国际石油公司以及西方发达消费国，利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优势，经过战略调整，权力得到提升，体系中心地位得以恢复。其结果是，国际石油公司、发达消费国（主要是美国）和欧佩克主要成员（沙特阿拉伯）组成了权力轴心，分享世界石油体系的中心地位，其他生产国和不发达消费国仍处于体系的边缘。

冷战结束后，强势产油国俄罗斯和国家石油公司（即所谓石油“新七姐妹”）的出现，不仅对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国际石油公司提出了挑战，而且给整个世界石油体系带来了冲击。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经历着新的转型。但俄罗斯和国家石油公司的挑战都是有限的。美国和主要国际石油公司通过多种手段实现新一轮的资源权力扩张，成为世界石油体系现有权力结构的有力维护者。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导致冷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和互动模式出现了半外围扩大化、权力分散化、中心多元化和多维复合相互依赖等特征。本书将在第四、五、六章详细阐述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变革和转型。

三、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变革

作为世界石油体系中关键行为体之一，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变革和内部变化密切相关，在世界石油体系发展和变革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和变革都取决于体系性行为体的权力及其变化，因而国际石油公司权力资源的变化对体系具有结构性影响。如1973年石油危机后，石油巨头与产油国在石油资源的权力对比关系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石油巨头对资源性权力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石油资源控制权从国际石油公司转移到欧佩克产油国手中，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重要转折，资源性权力中心从石油巨头转移到产油国。但是，国际石油公司并未丧失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际石油公司依然控制着资金的流向，并在勘探、开采以及提炼加工方面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和更新，如在开采页岩、海上钻探、提炼油砂等方面的能力，国际石油公司远远超过产油国。更重要的是，国际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这些权力要素，正是产油国发展本国石油工业所欠缺而又必需的，所以产油国不得不重新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石油合作。因此，国际石油公司并没有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中心彻底消失，只是丧失了石油资源的优势，或者说丧失了对体系中心的垄断。欧佩克依靠石油资源进入体系中心，因而在1973年石油危机结束后，世界石油体系中出现了这样的权力结构，即国际石油公司（当然还有发达消费国）与欧佩克共享权力中心。在危机过后的中长期中，国际石油公司进行了自我调整，增加了包括石油资源在内的权力资源，如改善经营模式、开发新的油区、提升开采加工技术、进行市场创新等，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产油国的资源性权力优势。在石油期货市场建立、石油成为金融产品之后，石油作为自然权力资源属性的作用更加弱化。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石油公司因美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扩大了石油的储量，从而增加了在石油资源方面的权力。

综上所述，国际石油公司权力资源的变化影响着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石油公司权力资源的转变和行为体角色的转化，也与世界石油体系的风云变化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可以说，国际石油公司是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变革的标签。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和角色的转变过程对应着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变革历程。从战后至冷战结束这段时期，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构成经历了如下变化：从战后以美国和石油巨头为中心，到1973年以后以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构成的权力轴心为中心。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优势发生了这样转移：1973年前拥有包括石油资源、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虽然资源优势明显削弱，但在资金、技术和销售方面仍处于优势地位。国际石油公司的行为体角色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资源垄断者和市场控制者，到资源寻求者，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国际石油公司自身既具有一定的应对权力威胁的能力，也具备调整权力来源并将其转化为现实权力的潜力，在世界石油体系的动荡中能够不断实现自我调整、发展和演变。作为拥有独特权力资源的国际行为体，国际石油公司始终是世界石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和该体系得以维持和运转的支柱。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以“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分水岭，世界石油体系进入新一轮的结构转型期，国际石油公司将以其独特的权力资源，继续参与和影响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