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人员的定位与决策者的情感

公司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对于法务人员所发出的风险提示基本是厌恶的，除非他曾经因忽视风险而受过风险损失的报复，否则他是不愿接受法务人员的防控措施的，甚至不会想到去听取法务人员的意见，更容易忽略法律部门的存在。除非上级的强制要求或法律法规的强行要求，没有哪一位公司的领导会主动要求设置法务专职来与自己分享权力的，这是因为决策者在面对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都是向好的，而很少有向坏的，而对决策遇到挫折或因决策而产生纠纷时，才会想到应由法务人员去处理。决策者认为纠纷是麻烦的，而投资或花销是利好的。看来决策者的情感先天就是趋利避害的，这一点也与行为经济的损失厌恶与偏好理念相吻合。公司的法务人员首先要有默默无闻的精神，在公司出现危机时，要冲锋陷阵。作为法务人员，每一次善意提示都可能被领导认为是拿着放大镜看问题。即使这样你还得细心地去思考、去提前做出各种预案，以防一旦出现问题时，能够为领导拿出一套解决的思路，公司的法务人员不仅要有预见性，更要有不厌其烦的耐性和危机应对与掌控能力。

公司的有些失误是可以重来的，而有些失误是不可重来的，否则可能就是公司终结的导火索。以三鹿奶粉败走三聚氰胺为例。对于三鹿奶粉公司的董事长来讲，当她得知了消费者开始投诉三鹿奶粉公司生产的奶粉可引起对婴幼儿身体的伤害，还决策继续销售含三聚氰胺的奶粉时，我不知道她是否征求过法务人员的意见，特别是对于欧洲标准的套用，我想她不会，因为在她决策时，她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认为自己可能就是法律的代言人，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专业的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专业人员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候对专业的问题进行回答与解释。一句话：专业的问题就应让专业的人士去思考，去解决。我想其他类似公司的领导人，也不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这是因为其他领导没有类似决策、被诉、被囚的情感过程。可想而知，情感类聚对于我们的管理影响是多么强烈。如果三鹿公司的董事长在法庭上提出，欧洲标准的套用，获得了法务人员的意见，那么，法官是否可以相信那更是专业的问题，而无须追诉呢？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她是否可以推脱呢？作为辩护的焦点，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起码是可以减轻处罚的，而作为董事长的她感情替代了理智，必将悔恨终生。

三鹿公司董事长的教训可以说归结为一句话：公司法律风险发生的最大风险源就是专业的事不让专业的人去做，非专业的人因居高临下，死要面子而决策了十分专业的事。

作为一名职业法务人员，不仅仅是对他所供职的公司或公司法务负责，更要对他的领导或公司法人代表的合法行为负责，起码要随时对领导的非法行为（领导不是法律的专业人员，当然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对自己的行为是否非法进行判断、评估）起到纠偏作用，我不知道供职于三鹿奶粉的法务人员是否参与了这一重大决策行为，或者对其决策的会议纪要进行了法律的审核，或者会因参与其中而没有阻止这一行为的发生而对董事长的牢狱而自责过？从情感类聚来讲，董事长是罪有应得，而供职于三鹿公司的法务人员是否也该余生不安呢？起码作者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