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诉因的法律适用问题
关于诉因的法律适用，有学者认为应适用联邦普通法。按照这种观点，“在《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中，存在独特的联邦利益来支持创设一个统一的联邦普通法体系，从而方便执行此类请求”。确实，对于原告根据《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提出的请求，法院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对于违反国际习惯法的行为提供国内普通法的救济”。有些法院甚至认定国际法与万国法是互换的，因而是联邦普通法的一部分。事实上，制定《酷刑受害人保护法》是将Filartiga案对万国法被并入美国法的认定法典化。[246]
有学者认为，不应适用联邦普通法，而应适用国际法或者外国法。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许多国家不承认违反国际法是产生诉因的侵权，所以原告只好以国内法上的诉因为基础来提起诉讼。例如，原告提出的请求不是国际法上的草率处决、酷刑或者任意拘禁，而可能是国内的侵权行为，例如非法致死、殴打或者非法监禁。对此，有法官和学者认为，不应该将这些请求放在国内法的基础上，相反，在侵犯国际人权基础上的请求意味着其提高了谴责和关注。Woodlock法官指出:[247]
一个侵犯国际人权的行为不应被降格为“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国内侵权”。这不仅是一个形式主义或者赔偿的数额或者种类的问题，而是在美国制定法上对这些不当行为的恰当定性问题:这些人类公敌所实施的行为违反了强行法（国际法的强制规范）。从这点上来看，国内侵权法不足以捍卫这样的价值。
在一个脚注中，法官指出:
“例如，我质疑适用国内的非法致死立法来解决草率处决或者‘失踪'的
合理性。类似地，我怀疑有任何国内法来充分地解决种族灭绝罪。”[248]
在美国，《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和其他相关立法对侵犯国际人权规定了诉因，而其他国家没有一部比得上的立法。在有的国家，此类请求可以根据国际习惯法直接提起；然而，此类诉讼可能要求复杂且昂贵的程序条件。例如，在英国，证明根据国际习惯法所享有的诉权要求提交广泛的记录，这很可能是耗时、昂贵而且难以完成的。[249]这样，民事请求必须作为Woodlock法官所说的“普通的国内侵权”而提起诉讼，这个限制为Wiwa案诉讼中为双方各自作证的专家所承认，被告认为这对于不方便法院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原告坚持认为改变审判地将不能把违反国际法定性为侵权行为，从而剥夺原告请求的全部范围。
联邦法院在两种情形下可以行使普通法的权力:第一，联邦法院在国会授权的基础上制定裁判规则；第二，联邦法院在涉及“独特的联邦利益”的案件中创设并适用联邦普通法。[250]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在涉及美国的权利与义务、州际和国际争议或者与外国关系以及海事案件时，联邦法院可以创设适用联邦普通法。[251]在《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中，由于涉及违反万国法或者美国的条约，进而可能影响美国与外国的关系，所以适用联邦普通法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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