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法走向碎片化
谈到国际法的碎片化，我们有必要首先援引科拉文(MatthewCraven)教授的一段富有启示的评论:“近些年，在国际法的流行术语上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以前，国际法学者关注的问题是确立国际法系统性的可靠依据。由于可供利用的法律创造和争端解决程序具有明显的选择性，此种情形现在完全颠倒了过来。我们听到抱怨不再是没有充分利用争端解决的司法规范或仍旧存在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法律空白。相反，现在担心的是，随着国际性法庭和裁判机构的日益增多和国际法的某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国际法律体制正处于向着具有潜在不可逆转性的碎片化方向发展的边缘。‘造法’性程序和机构明显的多样化，再加上裁判权在分别负责管理有很大差异的法律体制的各司法或者准司法组织中的分散化，确实表明国际法丧失了其引力中心。倘若果真是这样，我们现在，甚至将来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再能够说存在作为独特或者统一现象的‘国际法’，而只能说存在适用于某些不同领域的法律(不管是武装冲突法还是国际贸易法或国际环境法)或为不同法院或者法庭所适用的法律。”[105]
一、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
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不仅在形式上十分原始，而且发展速度也相对缓慢。“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与深化，国际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不仅更新了其传统的领域，而且扩展到新的且更加专门化的领域。”[106]不过，国际法各个领域在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同时还相互隔绝，并由此使国际法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国际法律体制的碎片化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现象。[107]受其社会基础和基本特性的制约，国际法的发展似乎总是与内在体系的碎片化相伴相生，所以，笔者把此种现象称为“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接踵而至，国际法碎片化迹象日益明显。
国际法是以调整国家间的关系为其基本使命的，所以，国家间的交往状况直接制约着国际法的发达程度。在经济国际化之前，政治碰撞与外交互动构成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内容，当时生成的国际法时常被称为“和战规则”，它有着相对完整的体系。不过，经济国际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高度发展，由此使传统国际法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原始的体系性，因为，相互依存的加深促使列国进行“自我拯救”，即超越早先的“和战”两难选择，并通过国家间的全方位合作来避免战争、维持和平与追求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国际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无限增长与发展来实现，国际法成为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工具，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在过去20年来，国际法沿着各个方向生长、变化和扩张。今天，为国际法所规范的实体性问题远比以前宽泛，创制国际法的法律渊源的类别在不断地增长，且实施国际法的法院和法庭数量空前增多。”[108]
然而，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其体系逐渐破碎的过程。在国际合作空前兴盛的时代，国际法专注于为国家间的合作开辟道路。结果，在性质各异的合作领域中，生成了众多相互孤立的法律规范与制度;而且，此类规范和制度离国际法传统的中心地带越来越远，并在结构、性质、功能和体系上与其保持不断加大的距离，国际法日益丧失其体系性。“……在当今相互联系的世界上，国际法形态图(map)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幅由支离破碎的条块所拼凑起来的图案(mosaic):由多只手在进行操纵，由多种声音在进行解释，由多种背景在进行润色，由各种各样的材料所构造。”[109]换言之，国际法在向外散乱地扩张和蔓延，此种现象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国际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国际法的碎片化。“国际法体系已经越来越变得碎片化，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110]
二、国际法碎片化的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看，碎片化实为国际法发展的表现形态，所以，通过捕捉国际法晚近发展的基本标志，就能够发现国际法碎片化的主要表现。反之亦然。从碎片化的意义上看，国际法的晚近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法律规范稠密地生长
在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增长构成国际法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表征。不过，国际法律规范增长一直非常缓慢，只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过去20年来，其数量才急剧地增加了。“在过去近400年中的绝大多数时候，国际法提供的规则非常稀少，此类规则主要规制外交官的行为、公海的法律地位及国家的领土完整。”[111]但是，随着国际法的调整对象在过去20年中空前扩展，不仅国际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基本上有法可依;而且，国际法还日益渗入到国家内部，把传统上为主权国家所保留的领域(国际法的禁地)陆续打开，并使之成为国际法律规范生长的沃土。“今天，超过5万个国际条约在生效，几乎覆盖了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并几乎触及国家权力的每一方面。”[112]结果，在为国际法所调整的传统领域中，新旧国际法律规范叠加式地增长;而在国际法调整的新兴领域中，法律规范第一次成长了起来。
法律规范密集性地快速增长正在重塑国际法律体制，且被有的学者看作是国际法碎片化的标志。[113]一方面，大量的新双边和多边条约，常常是在非常专门化的领域，从环境与贸易到人权与国际犯罪，使国家承担的义务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如此多的新法律义务的创设表明先前属于国内政治排他性控制的领域正在被法制化”，从而使国际法律体制在事实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厚实”;另一方面，随着新的义务类别被添加到国际法律体制中，法律规范之间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鲍维林在其论文中就提供了在WTO 框架下发生此类冲突的大量例子。[114]具体说来，国际法律规范之间可能在三个层面上发生冲突:就同一主题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存在着平行性的规范(Parallel regulations)，而平行性规范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不同的规范适用同一主题或同样的事实，即所谓的并存性规范的存在(Competing regulations)更是加大了规范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国际法律规范的激增也增加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国际法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规则来解决此类冲突[115]，由此使国际法失去了抑制自身碎片化的内在力量。“绝大多数法律体制都规定了一些法律手段和装置来解决可能发生的规范冲突并确保其和谐适用。不过，国际法律体制无法避免规范冲突及不统一的适用，因为，它没有就规范冲突的解决提供明确的指引。此种状况威胁了国际法律体系的统一性。”[116]
2.国际司法机构的扩增(proliferation)
与国际法律规范增长相伴而生的是专门性司法机构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丛生，因为，随着国际法律规范在国际条约的统合下“类聚”为法律制度，就产生了创建新的国际司法机构的需要。“从最终意义上看，由于国际法律体制的作用日渐突出，相关法律体制的功能性需要和特性构成了创建新法庭的主要理由。”[117]结果，“在过去15年中，适用国际法的法庭在数量上呈现爆炸式地增长。新的国际法庭是应各种功能性需要而生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并要求借助法庭之类的国际机构来进行跨国解决。”[118]根据学者统计，只是截至2000年，在当今国际体制中就有96个机构被国家赋予了解释国际法的职责。[119]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国际组织的行政法庭、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国际海洋法庭、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刑事法院(ICC)、欧洲法院、区域性的人权法院和特别法庭，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
萨阿比(Georges Abi-Saab)教授对国际法律规范与国际司法机构间的“共生关系”做出了物理学解释:“国际法在过去50年的巨大发展，反映在国际法律规范的更为稠密、复杂和多样化上，也导致了特殊的实施机制，包括法院的扩增。这就证实了我所说的法律物理学法则，具体可表述为如下:‘对于不同等级的规范密度来说，都相应地需要一定的组织密度来统领有关规范’(如使其能够管理和适用此类规范)。”[120]而且，萨阿比教授还认为，从此种意义上讲，专门性法庭的扩增本身是一个健康的现象。[121]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国际司法机构的扩增显然是国际法发展碎片化的又一标志，甚至是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回到国际法的‘碎片化’问题，有关此问题的兴趣和讨论似乎是由国际法院和法庭数量的增加所触发的。”[122]还有学者进而认为:“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专门性国际法庭被创建，扩增和碎片化还日益在裁判层面变得有组织化。而正是在裁判层面上，对国际法统一性和有效性的威胁是最为明显的。如果国际裁判最终带来的结局只是相互冲突的判决、并存的法庭及法庭的挑选，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相对的意义……”[123]
事实上，考虑到众多司法机构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等级性的关系，且都不受国际法院的统辖，相互之间没有功能分工和管辖权分配，确实可能产生威胁是:诉讼当事方可能会挑选法院，各司法机构在管辖权上发生交叉和竞争，对同一国际法律规范(尤其是习惯法规范)做出不同的解释，[124]最后可能做出相互冲突的判决，从而威胁了国际法的统一性。“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法庭几乎都既是初审又是终审法庭，不可能为了法律解释的统一性而提起上诉或要求撤销有关判决，其对国际法统一性的威胁就变得更大了。”[125]在非集中化的国际法律体制中，该体制的成员各自对国际法的实施负责，从而使其不可能保障国际法的统一适用。[126]
3.“自足性体制”(self-contained regimes)的不断生长
国际司法机构的扩增还是与国际法碎片化的另一标志——“自足性体制”的不断生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专门的执行与裁判机制的创建常常构成“自足性体制”形成的标志。最先对“自足性体制”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做出初步阐述的是国际法院。早在1980年“德黑兰人质”案的判决中，法院就评价道:“总之，有关外交法的规范构成一种自足的体制，一方面，它规定了接受国赋予外交使团以便利、特权与豁免的义务;另一方面，它又预见到外交使团的成员可能滥用有关特权与豁免，并具体规定了接受国借以对付任何此种滥用的手段。”由此可见，按照国际法院的理解，“自足性体制”不仅创设了自身的初级规则，而且还针对初级规则创设了特殊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因而取得了相对于一般国际法规范和其他法律体制的“自足”与“自治”地位。
同时得指出的是，在“德黑兰人质”案之前，“自足性体制”问题就引起了国际法委员会的注意。从1963年开始，国际法委员会一直在积极从事国家责任问题的编纂工作。其第二任特别报告员荷兰人瑞法根(WillemRiphagen)广泛地提到了“自足性体制”的概念。在他看来，一些国家可能相互间缔结某项条约，条约中会规定有关违反义务的特殊责任机制，即该体制事先就缔约方之间的争端解决做出了某些特殊规定。结果，若一国未履行该体制中的义务，另一国被禁止求助于一般国际法上的救济手段;相反，它被要求根据该体制规定的程序解决有关争端。简言之，“自足性体制”有着相当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外交法、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环境法和为WTO 所管理的国际贸易法都是“自足性体制”的代表。[127]由于有着独特的次级规则和发达的争端解决机制，世界贸易体制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自足性体制”。同样，“保护人权的条约也构成自足体制的典型，因为它们通常有其自身的执行机制。”[128]不过，由于一般性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存在，“自足性体制”的自治性是有限度的。“在一种法律秩序中，基本原则(overarching principles)的功能就是支撑该秩序的规范大厦并使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专门化意味着特殊的体制。但是，不管这些体制基于何种自治性和特殊性，在一种法律秩序中都不可能存在完全自足的体制。只要某一特殊的体制仍然是该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就必须维持某种关系，而不管此种关系是多么的脆弱。”[129]
“自足性体制”的不断生成无疑是国际法碎片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它表明:国际法迄今的发展都是一种“诸侯割据”式的发展，每个体制越是要发展，它就越要“相异于”其他的法律体制;每个体制越是发展，它就越“孤立于”其他的法律体制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国际法的日益部门化(specialization)，尽管对于应付国际关系的复杂化来说是必要的，但却使得国际法更难维持其统一性，因为它促使每一种体制完全自我封闭地向前发展。”[130]
4.一般国际法日渐失去“一般性”
“当我们在谈论国际法的碎片化时，首先得假定规范国际或跨国关系的国际法在结构上存在某种基本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此种统一性和完整性赋予了核心国际法规范以普遍性。”[131]此处所说的核心国际法规范应当是指一般国际法，即指对世界所有国家均予以适用并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原则和规范，且其拘束力不受特别法律规范或体制所影响。很明显，一般国际法是维持国际法统一性的中心支柱。但是，国际法前述几方面的发展却使一般国际法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一般性”及国际法的体系性。
首先，新的部门性法律规范的大量生长不仅使一般国际法规范在数量上显得相对稀少，而且还一再挑战其在效力上的“一般性”。即使我们承认一般国际法规范也在发展，但其发展的速度显然远不及部门性规范的增长速度。结果，在整个国际法律规范体系中，一般国际法规范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更为重要的是，新规范在生成时既不以一般国际法为基础和前提，同时其效力和发展方向越来越不受一般国际法制约;而且，它们有时还凭借其特殊性取得事实上超越一般国际法的效力。结果，一般国际法的“一般性”越来越不能制约特殊国际法律规范的“专门性”，国际法逐渐变成一盘散沙。
其次，国际司法机构的扩增也对一般国际法构成了挑战。各个专门性的国际法庭不仅是凭借特别国际协议建立起来的，而且以解释和适用专门国际法律规范为其中心任务;即使在专门法律规范与一般国际法产生冲突时，它们也常常不情愿以此来否定前者的效力。当然，司法机构的扩增对一般国际法的冲击远不仅限于此。在法官奥达(Oda)看来，创建一个与已经存在多年且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并驾齐驱的国际海洋法庭(ITLOS)将会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同时，如果海洋法的发展孤立于一般国际法规范且完全置于国际海洋法庭的管辖权之下，就可能破坏国际法的根基。[132]
最后，“自足性体制”的不断生长更是以牺牲一般国际法的“一般性”为代价的。其中的原因是，在特定的领域内，“自足性体制”可以进行排他性的规范和适用，一般国际法往往很难刺破“自足性体制”的磐石外壳而适用。因为，尽管一般国际法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行为，但它并不一定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自足性”体制。可以说，一般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充其量只能在国际法的传统领域中得到维持，至于在新产生的国际法律体制中，它很难得到实质性适用的机会。
总的说来，考虑到一般国际法在维持国际法体系性与统一性上的决定性意义，可以认为一般国际法规范在数量上的相对萎缩和在效力上“一般性”日渐丧失构成国际法体系日渐瓦解的突出标志。
5.国际法呈现出内在制度冲突态势
对于国际法内在制度冲突，本章前文已做论述。此外，格哈德·哈夫纳教授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所要求采取的措施与一国在人权公约下承担的义务不相符”、“豁免与人权义务”、“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环境规则”等为例分析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及各分支体制之间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133]
三、国际法的碎片化与国际法的未来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国际法的确在碎片化，但又确实在发展，因而称做碎片化的发展。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国际法的碎片化对于国际法体系及其未来的影响如何?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可以逆转国际法的碎片化趋势?
我们首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及国际法的特性决定了后者的发展只能走碎片化之路，而且，国际法碎片化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它会对国际关系中的法治化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导致国际社会更多领域的法制化，并促使国家更严格地遵守国际法及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134]不过，“另一方面，通过暴露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及给国家设定相互排斥的义务，碎片化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135]如果抛开碎片化的发展意义不谈，其消极效应就更为值得关注。最近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所谓的碎片化进行了分析，且大都认为碎片化是一种负面发展，构成了对国际法律体系的威胁。[136]
相对说来，哈夫纳教授对于碎片化的消极影响的分析更为全面一些。在实体法(初级规则)上，哈夫纳认为，全球日渐增长的地方主义和区域主义导致新的区域性法律体制的创建，它们通常比全球性体制更具有针对性，不管是从地理还是从其他方面讲，相对于国内体制来讲更具有一般性。此类体制加大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可适用规则的多样性都必然会使国家所承担的不同义务间有发生冲突的风险。因而，地方主义和区域主义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有力因素，但并非一定是国际法发展之福。[137]在次级规则上，哈夫纳首先强调，“各种国际程序法律体制及试图确保实体国际法规范得到遵守的体制之间的碎片化甚至比次级国际法的碎片化更为明显。国际法的重心已经从苦心经营一般性的实体法向着创建特殊的机制及执行方式方向(争端避免和争端解决机制)转移。”[138]争端解决机构扩增是会引起很多问题的。“每一种执行机制都认为它有义务首先适用其自身的标准体制或分支体制。因为绝大多数机构，特别是条约机构，可能仅把其自身的实体法适用于向其提交的争端和情势(国际法院除外)，国家可能挑选法院，诉诸最符合其利益的机制。”“进一步讲，一个机构所做出的解决办法仅仅解决了该体制内的一个争端，并不一定解决了另一个体制或普遍性体制的争端。该事实因而可能削弱向着同质性国际法和体制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可能导致适用于特定案件的该标准额外的不确定性。”“因而，次级规则新近的碎片化导致产生不同的解决办法的风险，由此可能损害此类机构和一般国际法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结果，由碎片化导致的法律秩序的瓦解(disintegration)危及国际法的可靠性与可信性，并因而损害了其权威性。[139]还有学者认为:“在缺乏结构性关系的背景下，法庭的发展已经导致国际法律体制被定性为一种节奏混乱的乐章(disordered melody)。也许，有人并不如此乐观，倾向于把它称做刺耳的音调而不是悦耳的音乐。”[140]
我们接下来分析第二个问题，即是否能够对国际法的碎片化进行一定的抑制?或者说碎片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国家间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并进行全方位合作的时代，国际法的碎片化最终会有损各国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随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国际社会的非集中性在弱化;随着国际法性质和功能的演进，国际法的宪法化在凸显，这两种趋势都可能成为抑制国际法碎片化的有效力量。当然，真正能够有效阻止国际法碎片化的力量来自国家。说到底，国际法的碎片化是国家有意无意地制造的;国家对碎片化的漠不关心使其能够继续存在并发展。“在并存的规范性秩序意义上讲，国际法的碎片化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作为国际法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国家和其他实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国际法的碎片化;即使它们注意到了，它们对此也不大关心。在很大程度上讲，是这些参与者和国家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参与才促成了碎片化的可能性。”[141]所以，哈夫纳认为，只有国家和作为国家整体的国际社会充分关注碎片化问题时，国际法的碎片化才能得到缓解。“对于国际法各碎片之间的冲突问题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尽管国际法律体制对上述问题已经提供了某些解决办法，但只有在使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此类问题时，碎片化的分裂效应才能得到消除。”[142]
总之，碎片化在本质上虽然是国际法的一种发展形态，但是，碎片化发展毕竟会构成国际法体系性的一种威胁，所以，必须寻找到一种方法来使国际法在发展、变动中实现和维持最低限度的体系性。换句话说，必须在国际法的外向性扩张与内在体系性发展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其中，当务之急的是应当阻止国际法的体系碎片化发展为内在的制度冲突，或者是为国际法的制度冲突制造一个广阔的背景。
【注释】
[1]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Introduction to the Publication.
[2]转引自王铁崖:《第三世界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卷)，第35页。
[3]Wo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
[4]See Bian F.Fitzgerald，Trade-Based Constitutionalism:The Framework for Universalizing Substantive International Law?5 U.Miami Y.B.Int'l L.111，118(1996-1997).
[5]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Third Edition)，PALGRAVE(2002)，at141.
[6]Wo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at 60.
[7]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17.
[8]Ernst-Ulrich Petersmann，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Law—Lessons for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Non-Economic Areas，2 J.Int'l Econ.L.1，2(June，1999).
[9]See 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 17-18.
[10]C.Wilfred Jenks，The Common Law of Mankind，Praeger(1958)，at17.
[11]［美］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12]李少军:《干涉与干涉主义》，参见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文集》，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13]Ernst-Ulrich Petersmann，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1948-1996:An Introduction，in Ernst-Ulrich Petersmann ed.，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at 6.Or Ernst-Ulrich Petersmann，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spute Settle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at 7.
[14]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at108.
[15]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21.
[16]MatthewCraven，Leg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the Human Rights Treaty in International Law，11 Eur.J.Int'l L.489，490(September 2000).
[17]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61.
[18]Patricia McKeon，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Balancing the Principle ofSovereignty against the Demands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12 St.John's J.L.Comm.535(Spring，1997).
[19]See 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 22.
[20]［美］熊著，余逊达、张铁军译:《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26页。
[21]Antonio Cassese，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Clarendon Press(1986)，at4.
[22]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at31-40.
[23]Ibid.，at100-101.
[24]H.Lauterpacht，International Lawand Human Rights，Archon Books(1968)，at 62.
[25]Wo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at 54.
[26]［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27]Ernst-Ulrich Petersmann，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1948-1996:An Introduction，in Ernst-Ulrich Petersmann ed.，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at 6.Or Ernst-Ulrich Petersmann，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spute Settle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at 7.
[28]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at107.
[29]Ibid.，at173.
[30]Wo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at 59.
[31]［澳］格哈德·哈夫纳，“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国际法委员会第52届会议工作报告，《联大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5/10)，附件。
[32]Wo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at 379.
[33]Constance Jean Schwindt，Interpreting the United Charter:From Treaty to World Constitution，6 U.C.Davis J.Int'l L. ＆ Pol'y 209(Spring，2000).
[34]Ernst-Ulrich Petersmann，Constitutional Primacy and‘Indivisibility’of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The Unfinished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Integration Law，in Stefan Griller 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Non-Economic Concerns:New Challeng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NewYork:Springer Wien(2003)，at 216.
[35]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at174.
[36]Carlos Manuel Vazquez，Trade Sanctions and Human Rights—Past，Present，and Future，6 J.Int'l Econ.L.797，799(December，2003).
[37]See 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at97.
[38]Constance Jean Schwindt，Interpreting the United Charter:From Treaty to World Constitution，6 U.C.Davis J.Int'l L. ＆ Pol'y 193，209(Spring，2000).
[39]Ibid.at，209-210.
[40]Antonio Cassese ed.，UNLaw/Fundamental Rights:Two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Law，Sijthoff ＆ Noordhoff(1979)，at24.
[41]Jules Coleman ＆ Scott Shar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at876.
[42]张志洲:《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寻求正义与秩序的平衡》，参见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文集》，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43]格劳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首次创建了完整的国际法理论体系，因而被看作是近代国际法学产生的标志。该书目前已经有何勤华教授等人翻译成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笔者有幸参与了其中部分章节的翻译。
[44]［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45]在格劳秀斯看来，有关冲突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即“意定法”必须与自然法保持一致，因为，“自然法是如此不可改变，甚至连上帝自己也不能对它做出任何改变。”See The Rights ofWar and Peace:Including the Law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Grotius，translated by A.C.Campbell，A.M.，1901，at22.当然，格劳秀斯所分析的自然法与“意定法”之间的不和谐问题与本书中所论述的法律制度冲突问题有很大不同。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某种深层联系的。
[46]Percy E.Corbett，The Growth of World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at 7.
[47]梁西主编:《国际法》(修订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48]Ingrid Detter，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Aldershot:Dartmouth(1994)，at 6.
[49]转引自［前苏联］格·伊·童金著，刘慧珊等译:《国际法理论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65年版，第158页，见注释二。
[50]Jonathan I.Charney，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87 Am.J.Int'l L.529，532(October，1993).
[51]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at11.
[52]Bardo Fassbender，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s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36 Colum.J.Transnat'l L.529，562(1998).
[53]梁西著:《国际组织法》(修订第四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54]梁西主编:《国际法》(修订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5]B.S.Chimni，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day:An ImperialGlobal State in the Making，15 Eur.J.Int'l L.1，2(February，2004).
[56]Oscar Schachter，International Law:Theory and Practic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at1.
[57]WolframKarl，Conflicts between Treaties，in R.Bernhardt ed.，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Vol.7(1984)，at468.
[58]Wilfred Jenks，Conflicts of Law-Making Treaties，30 BYIL(1953)401，at 425.
[59]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5-6.
[60]Ibid.，at9.
[61]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10.
[62]Joost Pauwelyn，Conflicts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a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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