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高尚成为自然

从2003年11月24日到12月8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推出了名为“心灵的旗帜”的“英雄主义系列影片展播”。此次播出的有十部著名的老电影：《钢铁战士》《党的女儿》《红色娘子军》《烈火中永生》《董存瑞》《刘胡兰》《雷锋》《白求恩大夫》《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青春之歌》。每部影片都塑造了一个或数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如解放军排长张志坚，党的女儿玉梅、秀英、惠珍，红色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吴琼花，永生的烈士江姐、许云峰，战斗英雄董存瑞，少年英雄刘胡兰，和平时期甘当无名英雄的雷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党的地下工作者李侠，以及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卢嘉川、林红、江华，乃至后来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等等。其中，主要人物均个性鲜明，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大无畏气概，不惧怕黑暗势力，不在敌人的残暴面前退却，不屈不挠地斗争到最后，甚至不惜为国捐躯，为革命事业献身。可以说，这10部影片展示了一组爱国英雄人物的群像，是难得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在有些人高喊“消解崇高”的今天，它们使我们看到原来高尚的情操可以这样自然地表现出来，如此有根有基。我们还看到，时隔半个世纪，老影片还在感动今天的观众。为此，我们不由地对这些影片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给予我们的启示产生了兴趣。

就人性而言，总有善恶两方面的可能性。有一点是肯定的：崇高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教育、锻炼的结果。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并非英雄的观众以希望，可以期盼通过教育和磨练，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也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让高尚成为自然”。电影怎么帮助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实现这一目标呢?

不止一位革命领袖说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界和学术界不断地争论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之间的所谓矛盾，有些人总习惯于把思想性和后两者对立起来，甚至于强调孤立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些英雄主义题材影片在诸方面的成就证明这三者的关系是和谐的、协调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可以说是为了宣传某种理念或倡导某种精神而拍摄的，但却能够吸引几代中国电影观众的注意力，得到广泛的赞誉，引起广泛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成功。据在《青春之歌》中扮演林道静的谢芳说，一位女观众在来信中告诉她，当年看了影片后，她深为人物的革命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所感动，立刻报名支边，去了宁夏林业局工作。一位在抗“非典”的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军医说，影片《雷锋》她看了很多遍，虽然影片在艺术上并不是没有欠缺，但其内容却能使她每看一遍就受一次感动，直至雷锋精神深深地进入她的心中，使她在抗“非典”的第一线奋战时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一心只想帮助患者康复。这样的例子一定还有很多。说得远一点，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使多少中国青年走上了献身乡村教育的路，这一走就是一生。

这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渴望的宣传效果和教育效果。许多年轻人说：固定的说教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显得比较单调、乏味、枯燥，但电影却是大多数青少年喜闻乐见、收效甚好的形式。这是笔者近期在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大众传播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调查结果中发现的。调查对象说，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故事可信，感情真挚，有震撼力，人物形象可爱，情节生动，体现了崇高的革命理想，所以他们喜欢这类影片。其中，“人物形象可爱”和“体现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等理由占了较大比重。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这些优秀的老电影工笔重彩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他们的英雄行为的思想基础，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刘胡兰从一个村儿童团团长成长为共产党员，并能在敌人面前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口号，从容就义；雷锋从一个穷苦的孤儿成长为解放军战士，人民代表，他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在日记中写道，“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林道静从一个追求个人自由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发出这样的心声，“假如我是共产党员，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吴琼花从一个一心想报私仇的苦丫头成长为一名红军指挥员，有了成熟的大局意识和高度的阶级觉悟……这一切都是党的先进代表和先进分子帮助教育的结果，是火热的斗争生活和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感染的结果，更体现了崇高理想的感召力。即便是在战斗中有不凡表现的董存瑞，刚参军时也犯过错误，挨过批评。客观地说，这批“建国十七年”间生产的优秀影片都未曾把英雄人物神化，没有人为地拔高他们，所以他们可信度强。

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些影片的主创人员大都亲身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实践，对生活有第一手的体验和认识，对影片投入了全部真挚的激情。也就是说，影片首先感动了他们，然后才感动了观众。这一因素是目前一些主旋律影片所缺少的。

在这次影片展播仪式上接受采访的演员于蓝说，这些影片有利于帮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使他们知道以后人生的路怎么走。著名电影演员于洋说，影片可以告诉人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思考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到底为了什么、在追求什么，因而影片对人生有启迪。

的确，物质的繁华不应带来精神的颓废，激情的失丧，英雄主义的沦落。我说，一个人只有知道了他愿意为什么而死，才能知道他应该为什么而活。在和平年代，在太平盛世，电影工作者仍然可以仿效老一辈艺术家，用作品给绝境中的人带来希望，更催使盛运中的人警醒。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和平年代，比起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人们自发的爱国热情、集体主义感情和英雄主义激情都呈现削弱态势，需要宣传教育工作者有意识地去激发。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的注意力毕竟有限，感情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疏导。社会发展规律又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和对英雄的崇拜而只有对名人与明星的盲目追求。眼下的“主旋律”电影必须和大众文化产品争夺“追星族”的注意力和感情，这个任务可不轻。

回顾展播的影片，不难发现，剧中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自然而然”地有高尚的言行，全都因为他们有了正确而坚定的信仰。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是多么需要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啊！建设祖国的重任在肩，如果年轻一代成了只知索取，对现实不满，除了金钱和享乐以外什么都不信的“空心人”，国家的前景该多么暗淡！有人会说，和平年代不需要信仰，不需要英雄主义，甚至有人说，全球化时代也不再谈爱国主义，但我却要说，这一切“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物质诱惑和精神失落。而一个人最可怕的境地就是失去精神支柱，成为无根的浮萍。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平凡的，但只要有了信仰，平凡就不会流于平庸。愿新时期的电影工作者为重新塑造年轻一代的信仰创作出更多的精品。

关于信仰作为文艺创作的主题的重要性，以及“信仰引导者”的感召力，我们可以借用影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吟诵的一首诗来表达：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驰过长空的闪电，那么勇猛，那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倾谈，我们没有默许，但是我相信，我永远地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监狱的铁门被开启，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英勇的斗争事迹。从此，我们永远不再分离！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3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