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艺术将人们收拢在其营造的一系列欲望的激起和欲望的满足的模式中。传媒艺术消费激起人的生理和物质欲望，也给人以释放欲望的冲动。想要实现人的生理和物质欲望，比如获得身份认同、追求潮流前沿、释放快感等，最好的办法便是拥有资本，而拥有资本最好的办法是赚钱、工作。
如此，把每个被欲望激起的个人牢牢地钉在工作的秩序里，人生就此陷入“欲望被激起→工作挣钱→实现欲望→激起新的欲望”的循环往复中。在这个循环中，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关于价值的“量”的符号，它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快乐的想象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预想通过工作而获得的收入数量，事先规划、计算可能得到的快乐。[5]
久而久之，人们便患上“政治冷淡症”，每个人都被置于金钱这个所谓的“客观性”上。非极端情况下，人们多无反抗之意，体制从而被维护，社会从而平衡稳定，消费主义也成为“普世”的认同文化；在消费主义为旗帜的新共识下，消费主义推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助推政治合法。传媒艺术也成为十足的现代神庙、现代神龛、现代神像，表征着一种新的“宗教”的力量。
最终，传媒艺术消费有助于政治合法、社会稳定、文化认同，大众反抗的声音被排除在外，这不失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努力。这里，可以将意识形态的概念理解为庸俗化的一元主义思想灌输，也可以将其放到广泛的社会权力运作层面来考虑。
这种意识形态的努力通过传媒艺术，以巧妙的方式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如前所述，这种“巧妙的方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通过温情脉脉的手段，诉诸家庭关系、情感维系，通过和风细雨的传统教育、宗教习俗来传达。第二，统治阶级想尽办法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共识。第三，统治阶级最终将统治精心打造成被统治阶级的需求，甚至被统治阶级主动要求统治阶级不断地打造“共识”。这种欲望激起与满足的模式，通过上述的“巧妙方式”，通过传媒艺术的塑造，通过“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特别容易得到人们的相互模仿，从而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
前述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以“模仿”为核心的社会学理论，在此处同样适用。塔尔德认为一切社会过程无非是个人之间的互动，每个人的行动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动模仿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交流感情和观念。[6]“欲望被激起→欲望被满足”这个模式，根据塔尔德的观点恰好是一个好的可供模仿的模式，事实上这个模式也的确通过社会模仿而像涟漪一样传播渗透到了整个人类世界。
而实际上，传媒艺术激起的欲望和满足的欲望，终究是一场骗局。一则，努力工作和得到消费满足之间，并不完全对等。每个人所得到的消费满足，只能建立在努力工作所得到的财富数量的基础上，有多少金钱才能得到多少相应的满足；消费满足是有限制的，而绝非所谓“自由”的。但工作与消费的逻辑，光鲜地披着平等主义神话的外衣：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实现欲望的满足，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职业。
二则，人们通过传媒艺术消费之后得到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虚假的快乐、骗人的快乐。如前所述，与文化工业交织着的传媒艺术很可能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最终让大众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7]
况且，在传媒艺术的接受中，人们对香车豪宅、奢侈之旅、珠光宝气、贵族美食接触多了，会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追求它们。“文化工业的欺骗性在于，它压抑人们对非同一性的认识，无批判性地被物化的现实所同化，指称这种虚假的同一是真实的，幸福在当下的世界中已经真正地实现，而实际上是用快乐代替了真正的幸福。”[8]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所神往的生活方式不能真正实现，被大众文化、传媒艺术改造了的情感与追求没有落脚点，于是人们感到痛苦，感到绝望。
正如《启蒙辩证法》中所说：“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要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9]被固定在欲望满足模式中的人们，或许最终还是以欲望无法满足而告终。当然，这种讨论的着眼点是人类整体性生态，而不在于解释具体个体对“满足”的态度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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