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生产视角

第二节　底层与边缘化：一种新的生产视角

越来越多的影像实践以及DV的出现让许多人有了打开天窗的感觉,在长期的压抑和失语之后突然获得了说话的权利和倾吐方式,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产生“立象以尽意”的冲动。不过,与影像生产的主导意识形态不同的是,这些个人化生产多数选取了“从最低的地方开始拍摄”(首届独立影像展的主题词)。

“如果视觉角度是物体得以隐藏起来的方式,那么它也是物体得以被揭示的方式。”^[67]在官方和商业影像俯视芸芸众生的主流视角之外,一种真正的平民视角出现,对世界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揭示是前所未有的。民间影像普遍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情结、底层倾向和平民化的意绪,呈现出一种与正统意识形态迥然异质的真实。盲流、市井老人、弹匠、流浪艺人、同性恋、精神与身体残疾、色情业、犯罪、农民工、下岗工人……这种把视角对准社会底层和生活中另一面的民间影像,像“贴在墙壁上的苍蝇”^[68]一样零距离全景呈现出市井百态。不虚美、不隐恶,率性而为、放任自由——这种个人化、私密化的自我体验式的日记、直觉反应式的记录,这种消蚀了距离感、边缘化、去中心的方式,与倡导主旋律、强调舆论导向、反映重大题材等宏大叙事是相背离的。这种带有些许后现代特征的影像方式,打开尘封的平民历史,对人性的弱点,对生活的琐屑化、阴暗、灰色、偶然性的关注,呈现出一种与《生活空间》所谓的“平民化”视角不同的另一种民间意识形态。这不是一种煞有介事、故做姿态的“三贴近”,而是本身就来自“实际”、来自“生活”、来自“群众”。这种对底层生活的现实观照在主流影像中恰好是缺失的一页。

贾樟柯认为,“从主流的电影里面,我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下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代中国人的情感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电影能够跟县城、跟处于城乡交界的那样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所以我感觉这种生活是被遮蔽掉的,是银幕上缺失的东西”。^[69]实际上,在90年代初,这种“草根意识”在早期纪录片人中觉醒后,随着其中的部分人被体制内收编,这种边缘策略便开始在主流电视中有所发展。1993年,以《生活空间》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兴盛之后,就有许多人开始把镜头对准平民大众和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上海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都以拍小人物见长,用《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的话讲,就是“为中国留下一部由小人物写成的历史”,也就是捕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这一部分“小人物”仍然是一群被精心挑选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生活也是被精心挑选和刻意锁定的生活,其组合而成的大众的“生活空间”是一种被主流意识梳理过的伪民间的东西。而且讲述的方式,也仍然遵循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的思维脉络。所以罗岗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文中,针对“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口号提出了“谁在讲述”、“讲述谁”,以及“如何讲述”的质疑。^[70]

张同道将90年代中国纪录片分为四个类型。其一是反映重大节日、重大事件等的主流纪录片。其二是精英纪录片。用人文关怀的视点寻找被主流文化遗忘或忽略的文化、社会、艺术与人类学景观,发掘生活中被湮没的尊严和价值,并作出自己的思考。其三是大众文化形态的纪录片。以平视的目光,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第四种则是边缘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它是大众文化中偏离的一支,又沾染精英文化特质。^[71]这种边缘影像即主要指吴文光、时间、张元、段锦川等的早期作品。随着乌托邦的逐个破碎,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地基夯筑在中国现实的文化地层上,并且逐渐从个体自我转向个体“他者”,产生对自己过去所属精英群体的自觉反叛。吴文光自言：“我有些社会学家的朋友,我感觉他们总是在学府或者研究所里边高谈中国的出路,用一些很宏伟的术语。然而我们很难发现大量的、关于田野和社会底层所呈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状况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这种奇怪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的体制存在问题,而是我们所谓研究学家的眼睛居然有一种‘远视’的毛病,使我们忽略了身边大量存在的日常事实。”^[72]这些早期独立影像工作者以一种强烈自我批判的姿态重新进入日常生活,取景框逐渐从边缘的精英向以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为代表的边缘的大众位移(蒋樾自言“边缘人我已经不愿意过多地去关注了,他们不能够代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73])。这一支脉的发展,最终影响了在90年代之后大众影像生产普遍对底层和边缘的关注。

“选择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活动,它既是由创作的任务来确定的——显示对生活理解的深度,又是取决于作者的个性、他的经验和偏爱的。”^[74]从民间影像生产者的个性、经验和偏爱看,似乎与官方和商业有差异,不自觉地表现出与官方和市场的双重背离。正如著名导演阿涅斯·瓦尔达所言,“找的是土豆,找到的却是一颗心形的土豆。去找垃圾,拾荒拾回来的是心的形状”。^[75]民间影像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边缘和底层,其原因的确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