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抛弃过去的偏见，成为免役法的大力维护者_

苏轼抛弃过去的偏见，成为免役法的大力维护者_

元丰八年岁暮，苏轼回朝时，变法与反变法两派间一度出现的暂时均衡已被打破。尽管蔡确、章惇依然高居相位，但反变法派在高太后强有力的支持下，势力迅速壮大。司马光一入朝堂，即被倚为擎天柱石，高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切朝政皆有赖他的筹划。

司马光字君实，宋仁宗宝元进士，历仕四朝，在北宋政坛声望卓著。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立身处世十分谨严，是一位正直忠信的贤人君子。自从熙宁三年与王安石议政不合，退居洛阳，带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潜心修撰《资治通鉴》，十五年不问世事。但他既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又作为熙宁政坛反变法派的领袖而令世人记忆犹新，“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司马君实独乐园》），因此，自王安石退隐之后，即被舆论推为“真相”，希望他出来主持朝政。此番进京，所到之处，百姓遮道聚观，拥塞道路，以至于马不能行，人们纷纷哀泣：“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宋史·司马光传》），请求他一定要留在京城，辅佐君王。抵达京城之后，司马光依礼拜谒现任宰相，成千上万的百姓又蜂拥而至，有的爬上相府对面人家的屋顶，有的攀缘在府前的大树上，一心想看看这位当代的伟人。相府卫士出来阻拦，百姓们说：

“我们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们只想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

这一天，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踩碎，树枝也被折断不少。百姓的盛情，使司马光进一步确信自己近二十年来所坚持的反变法立场没有错。于是，没有经过更客观更冷静的调查分析，这位闭锁书斋十五年的老臣，很快与久处深宫的太后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吕惠卿变法求新，已经完全失败了。目前当务之急，便是排除阻力，罢废新法，一切回到熙宁以前的原样。(www.guayunfan.com)沿着这一思路，司马光执政之后，一方面有计划、分步骤地起用反变法大臣，逐渐改变两派之间人事力量的对比，打破春夏之间那种势均力敌的格局；另一方面，陆续废除熙宁、元丰年间实施的新法。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紧接着，对免役法的罢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保甲、方田、市易、保马等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流弊较为严重，因此，逐一被废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不曾引起较大的论争。然而，在免役法的存废问题上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种政治立场的人物都被卷入论争，众说纷纭，争执不已。持反对意见的不仅仅章惇等变法派人士，许多反变法大臣也认为免役差役各有利弊，相比之下，还是免役法较为有利，“法无新旧，惟善之从”（元·脱脱《宋史·王觌传》），不应轻易以旧易新。中书舍人范百禄说，免役法推行之初，仅开封府就革去役夫数百人，老百姓奔走相告，额手称庆，只是后来有关部门不断增加免役钱和助役钱，这才招致民怨。因此，他主张维持成法，只对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予以纠正。吕公著、范纯仁、李常等，也持同样意见。苏轼恰在这是非扰攘之际奉调回京。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差役为免役时，苏轼曾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但是，此后多年担任地方官所积累的实践经验，使他逐步认识到，原来以为不可取代的差役法积弊很深，早已是贪吏猾胥残民以逞的借口；免役法虽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按户等征税雇役，颇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确实有其可取之处。尽管苏轼为反对新法而蒙受了极大的苦难，几乎是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他丝毫不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而是处处从利国利民的客观效果来考虑问题，因此，一旦卷入这场政治大辩论，他便完全抛弃过去的偏见，成为免役法的大力维护者。

登州召还第一次与司马光见面，苏轼便将自己十多年来对于两法利弊的深思熟虑和盘托出，希望司马光能有所吸取，更全面、更慎重地对待免役法的存废问题。

谁知司马光个性极为执拗，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任凭苏轼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他只是板着面孔一言不发，待苏轼把话说完，他一摇头，一摆手，表示不以为然，就此结束这番谈话，令苏轼颇有挥拳击空之感。

这番谈话，双方都觉得非常失望和扫兴。苏轼十分敬重司马光的人品和学问，也感激他对自己的提携。长期以来，他和所有政治观点相近的人一样，急切地盼望司马光执掌朝政，给国家带来富强，给民众带来安宁。没想到他竟重蹈王安石的覆辙，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如此意气用事地处理国家大事，岂不堪忧？苏轼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连夜起草了《论给田募役状》一文，阐述当年在密州推行免役法时，“因法以便民”的经验，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上奏朝廷，以资参考。

尽管舆论汹汹，司马光仍于元祐元年正月初三和十七，连续进呈了两道《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正如苏辙后来所指出的：“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在这两道札子中所提出的理由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以致遭到章惇强有力的驳斥。两人还在太后帘前当面争论，甚至恶语相向。但是，高太后的立场完全偏向反变法派，章惇的驳斥不但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他本人还为此而被罢免了相位。

元祐二年二月六日，朝廷正式下诏，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紧接着又成立了负责研讨役法改订的专门机构——详定役法所，苏轼也被选派参加。到了这个份上，盈廷朝士，谁也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唯有苏轼不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尽管自回朝以来，他的官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高官厚禄并不能换来苏轼无原则的追随。在与挚友的信中，他说道：

昔之君子，唯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自称）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书》

事关国计民生，他必须尽力谏诤。免役法宣布废罢没几天，他便将前一年写好的那份《论给田募役状》送到详定役法所。又在政事堂当面与司马光理论，公开陈述他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心里极不耐烦，不禁怒形于色。苏轼说：

“当年您做谏官时，与韩魏公（韩琦）争论朝政得失，魏公不乐，亦奋然不顾。如今当了宰相，难道就不能允许我苏轼把话说完吗？”

见苏轼提起往事，司马光不得不勉强一笑以示歉意，但心中却存有芥蒂，依旧一意孤行，对苏轼的意见置若罔闻。司马光的顽固态度令苏轼极为愤慨，退朝回家后，他依然怒气冲冲，一边卸巾解带，一边连声怒呼：“司马牛，司马牛！”

在详定役法所里，苏轼也坚持己见，不肯稍屈，经常与同局官员发生激烈辩论，难以共事。“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再乞罢详定役法状》），因而遭到一帮紧跟司马光的朝臣的敌视。在这种不容异见的政治气氛中，苏轼心中充满了苦涩，他感叹道：

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

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

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

——《送吕行甫司门河阳》

他一再请求解除他参与详定役法的差事，同时要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但是都没有得到批准。

就在苏轼怀着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当廷力争，不惜跟交情甚笃的司马光闹翻时，朝中却不乏竭尽全力媚上邀宠之徒，开封府知府蔡京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免役法明令罢废的当天，他就积极行动起来，仅仅五天便征集一千多人充役，率先将差役法的重新实行落到实处。司马光十分高兴，称赞道：

“假使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少发议论，多办实事，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殊不知，在此后政局再度翻覆时，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元祐党祸，残酷迫害元祐诸臣的，正是这个蔡京；怂恿徽宗皇帝挥霍国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后导致北宋亡国的，也是这个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