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预备性的模型

我们首先考虑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中提出的四个模型,这些模型都旨在说明欲望如何引发一个相应的行动,但是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预备性的模型。

(一)物理层面的模型(MA701b1-15)

亚里士多德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动物运动的机械规律。一个例子是活动木偶,由于某种内置的简单装置(绳索与固定其上的铆钉)就可以自己发生运动。另一个例子则是某种供孩童玩耍的小车,由于车轮的尺寸被设计成大小不同,因此当人试图沿直线推动车子的时候,车身就会以较小的尺寸为中心而发生圆周运动。亚里士多德指出,就第一个例子而言,动物的身体主要由筋腱和骨头构成,前者就像绳索而后者仿佛铆钉,这二者的松弛和碰撞导致了运动的发生。由此可见,机体内部的某个简单装置就可以引发整个身体的运动。而就第二个例子而言,一个最初的、试图使推车直线运动的推力却导致它做圆周运动。与此类似,动物的身体最初也可能受某种力量推动而发生运动,但其自身的构造将会间接地导致后续运动发生变化。因此,并非每一次运动以及运动的改变都需要一个直接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推动力尽管不能直接引发并决定每一个后续的运动,但是它也可以被视为运动的源头。按照这个最简单的模型,亚里士多德对动物运动的最基本原理给出了一个物理层面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保留了灵魂作为最初推动力的可能。^[9]

(二)中点模型(MA702b13-703a)

由于动物的身体结构通常都是左右对称的,亚里士多德于是设想了一个“中点”(meson)来说明灵魂如何能够同时驱使身体的两边运动。他首先假定运动的原因总是比运动的部分更高,而推动运动的原因必然处于运动的二者中间(MA702b15)。接着,亚里士多德构造了一个图形ABC,其中B被A推动,而根据此前说明的原则,必须存在一个自身不动的原因。因此A虽然“潜在地是一,但实际上是二,这样它就不再是一个点,而是某种量(megethos/magnitude)”(MA702b30)。同时,由于C可能与B同时运动,那么它的原因也就存在于A。因此“必然存在另外的某个事物,它推动二者运动但是自己不受推动”(MA702b34)。否则如果存在着两个原因分别推动B和C运动,它们就会彼此相抵。于是必然存在着单一的某物同时推动两个物体运动,由于它不能是空间上的量而只能是一个点,因此它必然是处于中点的灵魂。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型其实存在问题:首先,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明所谓相互对称的身体究竟是指从中一分为二的两部分、还是指对称的四肢。其次,推动运动的原因为什么必然处于中间,而不能处于左边或是右边,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给出说明。但是他做了一个类比,即:欲望作为推动运动产生的原因,就是处于身体结构的中点A(MA703a5)。这就为我们引入普纽玛并重构“欲望—普纽玛—行动”这个重要的模型奠定了基础。^[10]

(三)实践三段论的推理模型(MA701a5-25)

较前两个模型而言,亚里士多德对第三个模型只做了简单说明,他试图用这个模型来说明灵魂中理性部分的活动如何导致身体活动。根据他的论述,两个前提(普遍前提和特殊前提)的共同运作会导致一个结论,而对于实践领域的理性推论过程来说,这个结论就是一个与理性判断相一致的运动。例如,“每个人都应该散步”(普遍前提)和“我是一个人”(特殊前提)相结合,就会促使从事上述推理的人立刻做出一个散步的行动——只要当时没有任何因素对他形成阻碍或者强制。

事实上,这个三段论模型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实践三段论的推导模式是亚里士多德类比于逻辑推论的普遍原则而在实践领域建立的推论模型,但是对于和实践事务相关的领域(例如伦理学和政治学)而言,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可变的,因此逻辑上成立的三段论在实践领域并不必然成立。因为在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外部环境和行动者内心中都有可能出现阻碍和强制因素(前者例如某种不可抗的外力,后者例如一个与理性判断相反的强烈欲望),因此这个推论的有效性就十分可疑。^[11]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指出,在特殊前提部分,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对于特殊事物的理性判断,不如说是针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感知与欲望,而后者具有实际地引发一个相应行动的动机性力量。也就是说,实践三段论的推理模型要想成立,需要添加两个要素,即目的和欲望。这就使理论推理模型实际上转向了目的—动机模型和欲望模型。由此可见,当亚里士多德说一个行动是与理性部分相一致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单纯的理性部分的活动就可以导致动物的运动,而是强调了这种理性计算同时伴随着与之相一致的目的识别和欲望动机。^[12]

(四)目的—动机模型(MA700b5-701a5)

该模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它的阐述也比较详尽。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观点,这个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尤其是伦理学)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后面说明从欲望到普纽玛的致动模型做好了准备。亚里士多德论述的要点如下:第一,无生命的物体是被其他的外物推动而发生运动,致动原因在它之外。而有生命的物体的运动由灵魂推动,灵魂内在于生物自身。第二,一切动物推动运动或受到推动而运动必然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这构成其运动的限制,也是运动的原因。第三,推动动物运动的原因在于理性的推理部分:想象、决定、想望和欲求,这些部分及其相应的能力使得动物的灵魂能够感知并趋向某些特定的目标物。^[13]而“想望、意气和欲求都是欲望,决定则为推理和欲望这两个部分所共有。因此第一推动者(first mover)就是欲望以及思考的对象;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思考对象都能充当第一推动者,合格的只有那些属于实践领域的目的。所以,只有这种类型的善事物才能推动运动,而不是所有高贵的事物都能推动运动”(MA700b23-25)。而所谓“这种类型的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是人们从事其他事情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那些看起来是善和快乐的东西。就此而言,动物的运动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天体)的运动有所不同,区别就在于,推动天体运动的第一推动者自身是不被推动的,而推动动物运动的欲望部分自身是由其目的所激发的(MA700b35)。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首先,欲望作为动物运动的原因,其自身是被唤起或者说被推动的,这个唤起欲望的因素就是它所追求的目的。考虑到这一点,仅仅将运动的原因归结为欲望并不充分。因为当亚里士多德承认欲望更直接地引发动物身体的运动时,他也强调欲望本身需要目的来唤起自身的力量,或者说赋予它以能量。这个“唤起”的过程将在普纽玛的致动模型中得到说明。第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欲望是与理性相对、诉诸身体的部分,但是它并非完全与理性相隔绝,而是具有某些理性的要素,它也要求实践理性的运作并在具体过程中体现为想象与决定的能力与施展。^[14]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前提,或者说按照这个前提构造的目的—动机模型就在两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个为欲望自身的活动提供了动机(欲望的目的),另一个则避免对动物运动的说明落入某种完全物理性的说明。后面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它将引导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欲望致动模型理解为一种心理—物理学层面的(psychophysical)论证路线,从而避免传统的二元论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