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朝鲜的贸易通道

明朝与朝鲜的贸易在明与周边国家中占据第一位，贸易量大，而且长期没有间断。正式贸易主要通过贡赐活动实现。高丽和李朝遵循传统每年派使臣祝贺正旦、圣节、千秋节，一年三贡，明朝廷给予等价或优厚的回赐。根据《李朝实录》和《明会典》记载，朝鲜主要向明朝贡金银器皿、苎麻细布、人参、花席、香料、螺钿梳函以及马匹等，朝鲜可以交换到纱罗绫缎等织物、药材、书籍等^[131]。明朝廷也经常遣使到朝鲜进行赏赐。另外李朝以各种名目派遣使者进行贸易。明廷为朝鲜使臣公贸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朝鲜商品也受到中国商人的欢迎。

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主要通过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线进行。

明初期为了扶持和开发辽东地区，从高丽和李朝购买战马和耕牛，为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政府根据辽东都司实际收过高丽节次解到马数9880匹，每匹给纻丝绵布各一匹，差官共运至辽东各色纻丝9880匹、绵布9880匹，李朝遣官至定辽领取马价^[132]。

建文年间马价：“上等马，缎子则四匹，绢则十匹；中等马绢则八匹，绵布则十二匹。以白花蛇、木香、乳香等诸般药材并给之。”^[133]

朝鲜使臣把马送到辽东都司收储，户部把马价布绢等运到辽东，朝鲜可领取^[134]。

走私贸易。明朝对朝鲜的贸易主要由太监进行。在朝鲜京都开设市场，如黄俨曾请朝鲜政府准许“置市于崇礼门”，购买朝鲜禁贸商品，如细麻布、马匹、纸张等。如朝鲜的细麻布本来不能公开买卖，在明太监的要求下不得不投放市场。

太监在朝鲜的贸易量大，太监黄俨在朝鲜京城秘密建有私人仓库，运送商品所用“输转之丁至于千余”。

朝鲜权贵参与走私，走私人次之多，货物量之大，致使朝鲜驿站无力承担。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中原驿路，调发车辆，多至三四十，邮卒难于充数，以至倾产鬻子，怨苦日甚。每遇使臣之至，指而言曰：‘朝鲜贾胡来。’”^[135]

辽东和朝鲜之间互市。洪武十七年（1384），辽东定辽卫奉朱元璋之命，渡鸭绿江与高丽互市，主要购买马牛、金银和苎麻布。但是由于这些物质在高丽供不应求，所以高丽政府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禁止与辽东互市。但是两国政治交往密切，贡赐活动频繁，辽东与李朝的贸易必然发展起来，从朝鲜的义州渡江到镇江城（今丹东市九连城），经过定辽右卫的所在地凤凰城，到达辽东都司的所在地辽阳，这条线路应该是辽东与朝鲜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辽东都指挥使司在辽阳城外盖造屋一所，专供朝鲜国使臣食宿停歇，此即怀远馆。

民间贸易。朝鲜义州到辽阳之间的交通驿站特别繁忙，辽东商人和朝鲜商人大量涌入鸭绿江沿岸进行贸易。辽东边民“结一周便民往来买卖”，而朝鲜边民也“潜入汤站之地，诱引汉人，带引货物，转卖图利者络绎不绝”^[136]。两国边民互相进入到距离边境较近的义州、镇江城以至汤站等地。交易的品种有马匹、耕牛、缎布等纺织品和人参、貂皮等土特产。

除了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线，明代女真与李朝的贸易则在北部图们江流域进行。明朝在开原到图们江流域设置“开原东陆路”，渡过图们江直通今朝鲜东北部。朝鲜在东北地区新设置驿站，并进行移民。在图们江流域两国边境之间，满族和咸吉道朝鲜人进行贸易。图们江、绥芬河流域和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已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活动。庆源是最早出现的市场，永乐元年（1403）明政府设立建州卫以后，朝鲜政府一度取消庆源互市，引起女真人的不满，“建州人又激之，乃入庆源界抄掠之”^[137]。永乐四年（1406）朝鲜政府重新恢复了与女真的互市，“命置贸易所于镜城、庆源”，“令彼人得来互市”^[138]。朝鲜与女真正式互市，并扩大到“六镇”地区。因为铁器、耕牛流出太多，朝鲜政府曾经多次关闭互市，但实际上双边贸易一直延续到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