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文献和当代考古发现看，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奴隶制逐渐发展成熟的夏、商、周三代。在黄、渤海北岸的东北亚前沿，则进入了与黄河流域大体同步的青铜时代的部族“方国”阶段。这些方国具有地缘关系与族源关系相结合的青铜时代北方民族的部族政权性质。《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之所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1]其中所谓“所封四百”，主要指周王室封域“邦畿”内的宗族封国、封邑和诸侯领地；而“服国八百”，则指周的四方“蛮夷之臣”的“五服”方国。即《荀子·正论》篇所谓：“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2]
这是指从夏、商以来，与夏、商、周王室一直保持着“通贡”关系的“五服”之国。《左传·襄公四年》引西周《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这是泛指禹平九州之后，已有交通之开辟。而在与夏、商、周“通贡”的先秦“五服”之国和西周时“经启九道”中，在中国北方，首举缘黄、渤海沿岸的东北亚前沿即今辽海地区的“幽州之道”。它应当是其中最主要的古幽州之境，连接黄河中下游与东北亚纵深区域的中国东北的部族方国，是通向夏、商、周中州之地的交通干道之一。《尔雅·释地》云：“燕曰幽州。”[4]是谓《周礼》中的“东北曰幽州”之地，地据古燕地至辽海渤碣。从交通地理上综观当时地处东北亚的南部最核心区域，这一先秦东北亚的部族方国通向黄河流域的古交通道，主要应分布有四个方向：其一为由古幽州之境，北出燕山山脉，沿太行山和桑干河北上，进入辽河流域的燕山以北和坝上草原，考古学上或称为早期青铜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后续“魏营子类型”（距今4000年—3000年），这一土著文化在先秦文献记载中应相当于“夏商北土”的辽河上游（医巫闾山以西）的“燕亳文化”[5]；其二为沿黄、渤海北岸东北行的“傍海道”，由幽州渤碣之间的无终、孤竹、屠何、青丘道至辽东；其三为由此继续东行朝鲜半岛之“岛夷”的“箕子”方国道；其四为东北行转松花江和长白山南北的高夷、濊貊、肃慎至日本海沿岸的“荒服”之道。这一东北亚早期部族方国之交通道，从商、周至战国前后，延续千余年。因第一条北行草原之道缺少明确文献记载，主要可参见上章新石器时代篇。本章仅以有文献记载可循的第二、三、四等三条东北亚古代部族交通的走向和交通史迹，分节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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