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至“二战”前的副刊

一、创刊至“二战”前的副刊

《星洲日报》在创刊初期，就设立了综合性副刊《繁星》。虽然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的文艺副刊，里面夹杂了其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广告、消费、储蓄等内容。直到1930年1月22日推出的《野葩》，才算是《星洲日报》的第一个纯文学副刊。这个文学副刊对新马地区的华文文学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新马地区华文文学的情况。

《野葩》于每个星期三定期出版，刊于第19版，编者为毛澄波。他在《野葩》第5期发表了《寒噤之前》一文，说明《野葩》的办刊宗旨在于提倡新兴文艺，反对文学是超时代且可有可无的论调，而是要求文学作品表现出新时代的意识。该刊还发表过不少剧本，这在世界的副刊史上相当少见。《野葩》的文艺性比较强，对新思维的提倡、旧风俗的批判都比较激烈。《野葩》前后共出了38期，于1930年10月8日停刊。

《繁星》版面也刊登文艺作品，1930年曾刊登寰游的诗剧《十字街头》，因该剧反映马来亚社会的矛盾斗争，引起当局的恐惧和干预，进而受到迫害，一度停止编辑，但剧本《十字街头》却闻名一时。

除了《野葩》、《繁星》外，《星洲日报》还出版了《文艺周刊》，首刊于1932年，编务负责人为王哥空，常发表作品的作者有陈凝秋、林参天等。该刊还于1933年引发一场重要的戏剧争论，就是青年励志社公演后，编辑和作家郑文通发表评论引起的争论。虽然争论没有形成共识，但是这种学术争论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读者对戏剧的认识和了解，对推动当地戏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星洲日报》在30年代还推出过《流星》、《文艺工厂》、《垦荒》、《晨星》、《南铎》、《学生界》、《妇女界》、《游艺场》、《青年》等副刊，种类繁多且尽力尝试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

除了刊登当代的文学作品外，《星洲日报》还刊登学术文章，从而提高了该报的学术品位。相较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类的文章在《野葩》里拥有较高的地位，这主要与一场论争有关。这场论争从第9期延续至第18期，共历时两个月之久，主题则围绕文艺发展方向进行讨论。首先挑起笔战的是笔名为“陵”所撰写的一篇论文《文艺的方向》。他认为当时的文艺走错了方向，作者不应只是崇尚“五四”的名作家，不应从文艺家那里取得消极的忏悔和抑郁的眼泪，而应该要求本地作者多从真善美的境界里，发现人生的真义，以给予读者们热和力，来增加他们生活中的乐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努力建设积极进取的文学。

但是作者“陵”并没有说明这种进取积极的文学是怎样的文学，结果引来其他作者的质询，并批评“陵”的“尽量从真善美的境界里，发现人生”的论调，是“唯心的说法”，停留在形而上学、空泛的论说，缺乏深入和独特的观点，显得无病呻吟。于是有作者继续这场论争，点出前者观点的不够全面以及存在的认识问题，并认为反映消极的忏悔和抑郁的眼泪的文学，也是一种文学，不能因为它的主题比较抑郁，就扼杀它们的创作，文学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能尽是歌功颂德，天下太平。这场论争最后所触及的南洋文艺的方向与特质等讨论，已是越来越靠近南洋文人的切身问题了，即尽力去建设“南洋文艺”的尝试。

新加坡学者杨松年在论文《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华文报章文艺副刊》中指出，这场论争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们文章中所说的“南国”，并不只是指马来亚，比如陈则娇的“南国”，就包括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方。这是因为，在这段期间的文艺工作者，多数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其实倘若把这场论争置放到中国30年代的文艺大环境中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些作者们争论的课题正是延续于20年代中国两大文学阵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对文艺特质的不同立场；不管是论争中所提出的文艺是为“个人”抑或为“社会”的论调，或是关于“唯心”的讨论，都能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找到其源头。于此更可看出南洋文人与中国文风流派的关联。报纸副刊成为这群文人交流的重地，提倡新兴的文艺，亦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一股思潮。

除了《野葩》刊登学术文章外，1932年，《星洲日报》星期刊还开设了《南洋研究》副刊，刊登大量的学术文章。这份副刊一直持续了三年。1932年1月3日的《南洋研究》第一期里有一篇文章《为什么要研究南洋》，可作为《南洋研究》的发刊词。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说明研究南洋的必要。在政治因素上，南洋的种种生活措施，如商港的利用、出产物的开拓、交通的设备、市政的管理，都能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借鉴之处。华侨在南洋的经济地位斐然，若能对南洋多点认识，一方面必能学习与土著们（原住民）相安，另一方面又可与欧人（西方人）分庭抗礼。从文化立场上而言，更冀盼对南洋的深入了解能让华侨扮演好“中南文化沟通者”的角色，祛除民族间的误解而促进世界的和平。

《南洋研究》的三大目的，即在政治上得到借鉴，在经济上寻求相安，以及在文化中觅得沟通，亦可被视为南洋华侨生存处境的写照。借鉴，揭示了华侨对祖国（中国）的感情与关注；相安及沟通则为了在地生活之所需。南洋华文报纸提供版位给南洋研究者们讨论与交流，是以精神文化供养南洋华侨社会的创举，但其基本性格仍然是侨报。

《星洲日报》副刊最负盛名的时期是郁达夫主持副刊编辑期间。1938年12月28日，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胡文虎的盛邀之下，受聘担任《星洲日报》文艺版的编辑，次年1月正式上任。

郁达夫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的编务，其实也是基于“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的考虑，以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持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主持《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从1939年1月至1942年2月，身处南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几乎没有创作过文艺作品，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新加坡《星洲日报》的副刊编辑和政论时评的写作中。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他共撰写了462篇包括社论、政论、随笔、演讲词、启事、文艺评论、译文、诗及书信的文章。其中仅政论时评就有104篇。这些时评文章绝大多数是针对日寇侵华战争所做出的爱国主义评论。”^[4]他的杂文和杂论文体自成一格，战斗力非常强。

1939年1月1日，他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政论《估敌》，对日军的动向和虚弱的本质作了精辟的分析，这与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论持久战》的观点极为相近，说明郁达夫对当时政局的观察相当深入。郁达夫之所以在当时就能提出这个深刻的观点，也与其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国情有比较深的了解有关。这篇文章对鼓舞华人社会的士气，了解日本侵华的实质与最终的结局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主持副刊编务期间，郁达夫还参加了许多抗日组织。当时的新加坡有许多抗敌组织，其中如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到：“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5]“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在青年培训班上讲话（他兼青年培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年培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6]

那时郁达夫精力过人，他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一般已到清晨，而白天还要编辑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达到四五千字。这段时间，也是郁达夫成果比较丰硕的时间。他的散文表现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云流水，很有艺术感染力。晚年则主要写旧体诗抒发爱国的情感。在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以擅长写作旧体诗著称的作者。

在主持副刊期间，郁达夫主编过《星洲日报》四种副刊：早报的《晨星》，以及晚报的《繁星》、《文艺》和《教育》。此外还兼编过《〈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专栏》版。1939年1月21日，郁达夫在《晨星》上发表文章《几个问题》，引发了新马文化界的一场论争。1940年8月3日至10月25日间郁达夫兼任《星洲日报》主笔，并负责撰写社论。

由于当时中国抗日面临紧张局势，在这时期出现的副刊杂志多强调抗战救亡，并祈求通过文章来唤醒读者对抗日军队的支持与同情，甚至要求海外华侨经济援助。郁达夫在1939年12月31日《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中写有《文艺及副刊的一年》一文，文中强调祖国（中国）抗战已经历时两年又六个月，以后正是众人支持抗日、早日光复祖国的时间，激励华人为祖国的自由奋斗。

在编务方面，郁达夫的眼界之高、心胸之开阔令人钦佩。他强调副刊编辑“不必自负为人师，不必自夸为先进。总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开风气，亦顺潮流，离朝代不能太远，提问题不能太高，实事求是，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种对投稿者极其负责认真的态度，激发投稿者的创作激情，至今仍是副刊编辑的表率。郁达夫善于发现新人，培养了相当多有潜力的新作者。其中更有不少在他帮助下成为著名作家，如诗人冯蕉衣和50年代曾编过《郁达夫南游记》的温梓川、作家苗秀等。苗秀自小受英文教育，从未就读过华校，但通过勤奋自学，17岁便用华文在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星光书报》上发表短篇作品，甚得郁达夫的赏识，经常得到郁达夫的指导，故其创作深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后苗秀进入《星洲日报》工作，任翻译和《晨星》文艺副刊主编。

1939年，《星洲日报》为纪念创刊十周年，特请主笔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这一皇皇巨著，其编辑委员包括郁达夫、姚楠、钟介民、张礼千、许云樵、张匡人、李葆贞等人。《星洲十年》搜罗的内容丰富，调查周密，对百年来的新马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历史等方面的发展，都作出了系统论述，成为南洋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随着《星洲十年》的出版，这群文人学者在南天酒楼聚会，并发起组织“南洋学会”（South Seas Society）。学会成立不久，便由许云樵主编《南洋学报》，以与国际学术界互通声气。1940年，许云樵也为《星洲日报》编过《南洋史地》、《南洋经济》和《南洋文化》等副刊。

然而此时，日本侵华战争越来越激烈。关楚璞于1940年7月与《星洲日报》合约到期离开，姚楠、张礼千于1941年返回中国。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马来半岛，翌年1月12日开入吉隆坡，1月30日越过长堤进攻新加坡，至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星洲日报》维持至1942年2月8日才被迫停刊。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郁达夫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但是后人不了解详情，把郁达夫当作汉奸，因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直至1952年中国政府鉴于历史事实，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战前的新马华文，在许多南来的著名作家和文艺界的共同努力下，其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当时抗战文学成为马华文学的主要形态和创作样式，相继出现了《新野》、《星火》等一批报纸文艺副刊。这些副刊担当了民族认同、共同抗日的角色，此时副刊文学发展到了一个罕见的高潮期。

随着日本侵占马来亚，《星洲日报》与其他华文报纸全部停刊，代之的是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华文报纸《昭南日报》。日军侵占新马三年八个月中，新马华文文学处于白色恐怖当中，陷入历史上的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