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文总结的对减税问题研究较为充分的文献之外,目前国内较为欠缺的是对税负担之外费负担的研究。尽管研究清费的文献不少,但它们以观点性的和操作性的文献为主；仅就目前我国企业费负担的规模而言,目前很难检索到较完备的计算研究。这一研究现状背后的原因在于,目前财政从企业收取的税之外的部分,一直以来官方的统计口径中只在预算外资金项目中有所涉及,而从2011年起才从预算外并入预算内资金管理,真正将非税的财政收入部分开始规范起来。而原先统计的预算外资金,以及目前统计的预算内非税资金的部分（新增了政府性基金等项目）,都没有完全包含企业被政府和事业机构收取的费。此外,还存在大量的不规范收费项目,官方根本没有进行统计。因此,在后文的研究中,除了对企业减税问题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外,对企业的费负担的研究工作也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4]
本书通过回顾供给理论的相关文献,总结了该理论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对收入减税的政策,释放供给侧要素的活力,进而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成长,这是基于西方国家直接税为主的背景施政的。但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是受到质疑的。因此,在中国背景下立足于供给理论进行分析,需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譬如我国是以间接税（对企业征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因此研究减税的对象就应当是企业。另外,也需要考虑到我国企业的财政负担中,除了税外还包含相当多的费,因而本书需要研究企业的减税和清费两方面因素。而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本书注意到供给学派本身存在新老派别的理念之分,因此在建模时也会在两种不同的框架下展开分析,但最终应用于共同的政策。
通过梳理国内的税负和减税方面的文献,本书认为目前对中国企业的减税问题研究得相对比较充分,只需要对企业减税政策执行时具体对哪些税种进行何种形式的减税给出具体分析；相对地,关于企业费的研究则有所欠缺。企业费的规模和费的大体构成,是实施供给侧政策时重要的参考信息,因此本书也将尝试对企业费的规模进行估计和匡算。
【注释】
[1]见贾康、苏京春2015年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2]如果将我国曾经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视为近似100%税率,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包产到户”等政策,则相当于全面降低了税率并带来经济大发展的历史实践,这可被视作拉弗曲线的极端情形佐证。
[3]见《财政部报告: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40%》,《每日经济新闻》2013年7月25日报道,新浪网编辑: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725/005116231433.shtml。
[4]考虑到逻辑与结构安排的关系,这里将关于费的概念、定义等方面的文献讨论放到了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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