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收入属于总供给

供给理论及其政策是为解决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而被提出的。那么这种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同样适用？具有何种参考借鉴意义呢？学者们对该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Jameson（1980）的研究指出尽管供给政策能促进增长,但同时也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他认为,在任何宏观模型中储蓄都具有核心地位,因为储蓄是投资的源泉,而投资是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必需；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升储蓄和供给。但在这个过程中,收入的两极分化是一个重要挑战。他引用另一位学者Haq的观点,即经济政策应倾向于企业家和高储蓄率人群,从而收入不平等是功能性公正的,因此迈向最终平等的道路起初必然是不平等的。然而Haq的政策建议在巴基斯坦并未获得成功。Jameson指出,收入分配比例偏向富有阶层的原因有二:其一,通常认为会出现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曲线,现实中却没有发现收入分配会自动平衡的证据；其二,传统衡量绝对贫困的（处于某一贫困水平下人口比例）值跟GNP增长是同步的——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证据说明了这一点,而其他发展指标则变化方向各异,因此发展并不自然带来平等。Jameson还提到了台湾等地经验,即所谓的“平等化增长战略”（growth with equity strategy）如人力资本发展计划等,可以在保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兼顾公平。而减税则往往会指向最可能提高储蓄的人群,也就是富人和企业。供给派学者常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投资、转移支付对生产率有负效应等,从而需要减少政府开支,但因此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就会更明显,而学者们则会辩解这都是为了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Jameson总结供给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应用的经验教训有:一方面,供给侧政策成功提升了第三世界国家的GNP；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却两极分化加剧,而这个问题需要被特别重视,因为其发展趋势并不会如倒U形曲线自动转向。因此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式,避免收入过度两极分化。

除了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公,Sautter（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可能导致供给导向的政策无法成功。而Ghosh（1988）则基于对印度的研究,指出在印度过分强调供给政策是很危险的,这是由于其基础设施还不足,储蓄率也过低,从而无法促进基础投资。供给政策是释放未利用产能的,而发展中国家未必具备这样的政策执行前提。Khatkhate（1990）分析了供给理论的税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联,借鉴了Machenzie模型的分析,并检验了拉弗曲线假说在牙买加和印度是否成立。他在Ebrill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指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时使用非拉弗假说来解释也很合理。但他认为供给理论中提出的避税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但作为西方国家对外输出其政策经济理念的供给政策,还具有其他的含义。Sanchez（2006）在全球化背景和债务危机之下研究拉美国家的税制改革时认为,供给理论政策是拥护私有化的改革方向的,而向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帮助拉美国家提高了效率。

本研究认为,以往对发展中国家供给政策应用的研究存在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减少收入税的政策,因此造成了两极分化的结果,但譬如考虑中国的情形,如果主要采取对中小企业实施间接税减免,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向发达国家自然靠拢和看齐,而不是依据各国的发展情况采取相适应的供给侧政策,因此其政策意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些研究的确再次提醒了我们,供给理论作为来自发达国家体制背景的理论,不能直接生搬硬套到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