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鉴与启示
综观《宪政经济学》一书，布坎南的初衷就是从宪法层面、基本规则层面研究如何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力。这一研究思路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也是发展中国家税收治理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
对此，《宪政经济学》一书的统校者冯克利先生在其所撰写的编校序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有精辟的观点。他说：“而且我国的多数经济学家缺乏对税制的研究，也没有做好分内的事，少数税制研究的行家里手也很少关注税权约束的本质意义。更有甚者，情况往往是，如果不成为‘内部人’，就成不了行家里手。”又说：“我国的改革总体上是一个逐步走向规则取向的法治国家的过程。它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制度化演化(Institutional Evolution)过程和试错过程。但是有些改革只是现有规则结构或者既得利益格局下的修修补补(比如财政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的改革也许需要打破现有规则结构和既得利益格局。走向规则取向的社会还任重道远。”这意味着，在对政府征税权力的制约上，基本规则应当优先，结构要素应当优先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更为迫切，尤为重要。因为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如果有着这样的约束，但它又独立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征税规则，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这样为政府建立模型：它试图把收入最大化，因为收入成为‘剩余’的代名词”。
《宪政经济学》一书对我国的启示在于，面临当前我国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究竟是选择结构性、本质性的创新呢，还是选择枝节性的修修补补的创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未来社会财税基本结构安排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在这一关键性的选择过程中，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包括“盯死政府征税权力”的理论，也许能给我们一些警示和启发。事实上，现代税收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门致力于“盯死政府征税权力”的学问与艺术。治税的关键就是治权，就是要管好政府的“钱袋子”，从而遏制政府不作为或者滥用权力的欲望与冲动。
20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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