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阐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时认为“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87]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而且社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同工业化、现代化的速度有关。“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88]之前的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从西方现代化发展比较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无论什么地方出现迅速的工业化，都会在前工业状态与工业状态之间造成剧烈的突变性，出现程度不同的极端主义工人运动”。[89]
转型社会问题和矛盾同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关。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时空压缩”理论。“时空压缩是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90]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也发生改变，结果必然是空间和时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和意义也发生改变。这些问题我们放在时空压缩理论下来分析，就能够得到更清晰的解释。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91]
中国社会转型同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复杂性社会转型期相重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相伴随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压力日益增强，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92]多元化、个性化、开放性、流动性等新特征，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正在重塑人的行为模式。[93]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到基层社区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社区中为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行动者彼此合作、竞争甚至冲突，导致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和后果，如当前社区中日渐增多的普通市民与基层政府机构、商业组织之间的冲突。[94]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过程中，浦东基层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有街居管理体制与社区治理体制之争的问题，有镇域内成片城市化区域的管理模式选择问题。浦东在快速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大量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弱势群体救助、社会组织发展、社会治安稳定工作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浦东经济开发区内的环境、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问题以及开发区与周边街镇之间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非常突出。这些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但是主要还是利益问题，因而需要以社会治理的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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