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活力”与艺术创新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边省或民间文人能够开创新风气、创造新文体？为什么文学发展之历史会呈现出如此令人费解的局面？笔者认为：此种现象，关涉到文化经验与艺术创造、边缘活力与艺术创新之关系问题。

就艺术创作而言，其生命力之源泉在于创新精神，创新是艺术之生命。比如关于爱情题材，其内容不外乎男欢女爱、相思相慕、调情戏谑、生离死别，其题材本身的内容含量相当有限。但是，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无论是凡夫还是雅士，皆乐此不疲，创作出无数的名篇佳作，可以预言将来还会不断产生名篇佳作。一个内容含量相当有限的题材，何以经得起历代文人的反复开采和将来文人的继续发掘。其中关键就是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就在于你能否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对爱情题材中的某一个情节点作独具匠心的开掘。古今中外的爱情名篇，之所以能传世，皆缘于此。

一般而言，由若干历史年代积累下来的文化经验总是有用的，因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由坎坷曲折之人生经历积累而成的生活经验亦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经验是有用的，但它的适用度是有限的。比如，在科学研究中，丰富的经验积累可以少走弯路，尽快达到预期目的，取得预期效果。但是，在艺术创作中，经验的价值却要大打折扣。因为经验犹如传统，它是一种惯性力量，它盘踞在我们的头脑中，往往先入为主，我们甚至常常无法抗拒它的摆布，在经验面前我们往往是被动的。所以，经验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它会束缚一个人的创造性思维，限制一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大体而言，经验的多寡与创造性的高低是成反比例的，经验越丰富，创新能力就越低；经验越稀少，创新能力就越强。此正如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新科学》所揭示的：没有任何经验的儿童的活动，必然是诗的活动。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其创造的文化包括诗、宗教、语言和制度等，都是通过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形成的，因而都带有创造和虚构的性质。因此，其活动是诗的活动，其文化是诗的文化。人类进入抽象思维的时代，亦就由童年期进入成年期，形象思维受制于抽象思维，诗亦就失去了原有的强旺的生命力。^[7]另外，据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经验总是把事物的同一个面转向我们，突然从另一面，即寻常未加注意的一面去看事物，往往能给人一种启示，而这种启示正是艺术的启示。^[8]因此，艺术家成功的秘诀，就是摆脱经验的束缚和抽象思维的拘限，寻求寻常未加注意的另一个独特视角去观照对象，以获取与众不同的感受。明乎此，就能理解西方理论家为何常常认为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中国学者讲创作为何尤重“童心”？古今中外文学大家的代表作为何总是创作于早期而不是晚期？

所以，要辩证地评价文化积淀和历史经验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意义，对于以创新精神为生命源泉的艺术创作来说，过于丰富的历史经验反而会带来消极影响，特别厚重的文化积淀因限制了人类创造力之发挥而对于艺术创作有负面的意义。而民间或边省文人，生活在文化积淀不算厚重和历史经验不算丰富的“边缘”地区，因而尤具活力，尤具开放精神和创新意识。所以，杨义认为：

中原文化要维持它的权威性，维持它的官方地位，它在不断的论证和发展过程中，自己变得严密了，也变得模式化、僵化了。这个时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原始性，带有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明板块结合部特有的开放性，就可能给中原地区输进一些新鲜的，甚至异质的、不同于原来的文明的新因素。^[9]

文化积淀太深厚，历史经验太丰富，官方权威地位得以树立，不再拥有危机性反省意识，自高自大，封闭自守，必然失去创造精神，因而亦必然失去生机和活力，变成僵化和模式的教条。因此，傅斯年的意见值得注意，他说：

文化只增加社会的复杂，不多增加社会的质实。一个民族蕴积他的潜力每在享受高等的物质文化之先，因为一个民族在不曾享受高等的物质文化时，简单的社会的组织，即是保留它的自然和精力的，既一旦享受文化之赐，看来像是上天，实在是用它早岁储蓄下的本钱而已。

所以，在他看来，“一个新民族，一旦震于文化之威，每每一蹶不振。若文化只能化了他的外表，而它的骨肉还能保存了它的‘野蛮’，然后这个民族必光大”。^[10]这种观点，虽然略有反文化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之威”确有制约创造精神的问题，倒是原始的“精力”和“野蛮”的基因能助其发扬光大。

“边缘”为什么具有“活力”？概言之，就是因为“边缘”地区保留着原始“精力”和“野蛮”基因，边缘地区文化积淀不深厚，历史经验不丰富，可以任一己之本性自由发挥，没有束缚，亦无须有摆脱束缚之挣扎，故尤能凭其原始“精力”和“野蛮”基因，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所以相对于中土主流文化而言，就尤具活力。戴伟华关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就揭示了这样的现象，他说：“文化认同造成了个性失落而产生诗风的平庸与内容的单一。……边缘诗人不受主流诗坛的影响，不会犯流行病，他们的诗歌或许能在保持旧传统上有别于时流而独树一帜于诗坛。”^[11]在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构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上，文化认同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因此，“个性的失落”、“诗风的平庸”和“内容的单一”是必然的产物，犯“流行病”亦是意料中的事。所以，朱伟华指出：“中心往往因强大而至自足保守，缺乏危机性反省，‘主流性’和‘大传统’形成系统稳定的‘熵’，阻碍新事物的发生。边缘负担少，有多重参照，还常面临分裂性挑战，常会更具活力。中国历史上东汉最具活力的文化基地不是中原而是江陵荆州。南北朝则是凉州，它们都以自身的成果回馈中原，亦为下一阶段准备了领袖人才。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任一事物都自有兴衰，政治中心也是不断变换的，往往正是边缘反馈中心，并逐渐造成中心位移。边缘地域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由此或可增底气。”^[12]“边缘”之“活力”对于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边缘”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活力”，除了上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负担少”而外，还在于它经常面临分裂性挑战，往往处于危机性反省中，因而能够产生创造性的适应能力。因为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影响，“‘发达’对‘落后’，‘现实’对‘原始’的介入，当唤起一种觉醒后，会给本地文化文学，提供超越性发展视野和高度。这是因为外来文化进入，必然会产生排斥和抗拒，这种现象往往成为动力，造成一种创造性的适应”，据朱伟华说，“这种千百年历史生态和文明成果的历史沉淀积聚，在一个共时中被激活的时刻，最易产生转型的新文化和文学创新杰作，我国‘五四’时期也是如此”。另外，“边缘”之所以具有“活力”，还在于它本身具有融旧创新的广阔发展空间，“落后地区‘继起’的文学，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占有‘前沿’与‘传统’之间广阔的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多种社会形态共存的立体空间，有融旧创新、后发制人的机会。这种现象的存在，落后地区‘继起’的文学，给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文学带来信心和启示”。^[13]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亦是一种优势，“后发赶超”是有学理依据的。“继起”的文学，“落后”的文化比主流文化或先进文化，更具发展潜力，更有发展空间。因为它不仅经常处于危机性反省中，具有创造性适应的能力；而且还处在“前沿”与“传统”之交汇点上，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便能理解边省文人的创新精神和中土主流文人的因循守旧了。在文化上，边省文人犹如人生之童年，拥有一颗不受文化积淀和历史经验束缚的“童心”，其所处的边省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基本不具备或者少有艺术经验，文化积淀和历史经验亦不丰厚，抽象思维亦不发达，故其创作不受经验之约束，其举手投足，一笔一画，皆真情流露，自成佳境，故而能引领艺术发展之新方向。中土主流文人犹如人生之中晚年，其所处文化区的文化积淀和历史经验特别丰厚，其艺术经验亦非常丰富，形象思维受制于抽象思维，渐失“童心”，渐丧“真淳”。因此，其人所受经验之束缚亦尤其严重，故其创作常常层层相因，或借鉴边省之作以仿效之，或就某种文体作精致典雅之纵深开掘。所以，相对于边省文人的匠心独运，中土主流文人的确不免因循守旧；相对于边省文人引领艺术发展之新方向，中土主流文人仅能适应艺术之新发展。或者说，边省文人之特点是“开风气”，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土主流文人之特点是精加工，树典范，是“不开风气自为师”。相较而言，边省文人之创作是新颖的，但因其缺乏艺术经验，所以其艺术技巧是古拙的，甚至是粗糙的，不能作优美典雅、精致华赡之表述，虽然能开创一代之新风气，但不能成为一代之艺术宗师。中土主流文人虽然缺乏创新精神，但因其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对艺术技巧的掌握是边省文人无法企及的，故其能作优美典雅、精致华赡之纵深开掘，所以能成为一代艺术之宗师。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如五言诗，当它还在汉代民间诗人手里的时候，虽然有开创一代诗歌新风尚之伟绩，虽然有“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之美誉，但它在艺术上的确不免有些古拙和粗野，后经魏晋文人的学习和模仿，渐成诗坛主流诗歌形式，再经永明诗人和唐代诗人的加工创造，则日趋精致典雅，代表一代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七言诗的发生发展过程亦大体如此。一种文体的创作，发展到精致典雅的状态，固然是其最高境界。可是，物极必反，愈是精致，过于典雅，就会逐渐失去生命活力和发展空间，最终退出主流，乃至死亡。于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又从民间吸取过来，如唐宋之交的词，宋元之际的戏曲，又从民间文人那里进入到中土主流文人的手里，重复着五、七言诗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历程。事实上，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发展下来的。

笔者在前面说过，中土主流文人无须为自己仅能模仿学习而自惭，边省文人亦不可因其创新精神而自大，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历经两三千年依然能保持强大旺盛的生命力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自于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民间文化为主流文化提供活力，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进行加工和提升。于此，杨义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细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

他将这种相互补充关系称为“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少数民族文明跟汉族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唯有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在精微处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14]笔者进一步认为，唯有边缘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补充，彼此激荡，才能相得益彰，进而凝练成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使其历经两三千年的发展而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