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

多年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令人忧虑的现象，一是财富的集中，二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关于财富集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较为科学的、大家都能认同的数据，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估计。但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共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财富分配来说中国会变成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的集中并不会太大妨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财富集中的社会政治后果更像拉丁美洲国家。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拉美化”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如果说社会阶层的顶端是极少数人的财富集中，那么在社会的底层则是无政府状态。与社会顶端毫无节制的奢侈性消费相比，社会基层仍然处于贫穷状态，消费严重不足；穷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并且和钱、权处于公然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呈现严峻之势。

把社会顶端的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底层的无政府状态放在一起考量的话，那么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就会凸现出来。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世界史来看，就财富分布而言，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极易产生动乱的形态。当然，这种动乱不是欧美历史上所经历的中产阶级运动，而是穷人对富人的恶性报复。

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根本原因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缺失。从社会结构上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赢得中产阶级多数的支持。正因为这样，虽然政党轮流执政，但各政党的政策则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政党的政策来说，多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党制的特色。同样，在亚洲的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的庞大表明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这些国家，尽管也存在着收入差异，并且差异也不小，但执政党能够保证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甚至绝迹。

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民主国家，如亚洲的泰国、菲律宾、伊朗等，因为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社会高度分化，民主往往成为社会暴力和政治恶斗的根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的瘫痪和解体，最终往往要诉诸军人政治或者其他方式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运作往往表现为富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穷人不接受，穷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富人不接受。

中国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这种财富分布状况，随着社会的开放与民主进程的推进，也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可以确切地说，情况会比这些国家还要糟糕。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不会民主化，但政治的激进化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民主化，也往往不是人们计划的结果，很多突发和偶然的因素都可以促成民主化的发生。人们所能努力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政治变革和民主化和平展开的社会结构环境。

初次分配存在严重问题

中产阶级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培育中产阶级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很多概念，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等就是为了从政治和政策上论证中产阶级的合法、合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也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实际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再怎么进行也很难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有企业的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3/4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1/4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3/4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1/4—1/3。也就是说，社会大量的资本流向了国有企业，但尽管国有企业占有着如此之高的资本比例，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效率却非常低下。

不能简单地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有问题，国有企业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则问题丛生。国有企业发展更多依靠的是政府的保护和垄断，创新不是国有企业的主题词。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机制把民间财富转移到国有部门，进而，其权力常常不受限制，可以自行决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不用向国家上缴其所拥有的巨额利润。这又大大加深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约0.5，为亚洲最高。而在60年代到9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期，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和0.29左右。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这种优越地位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一大特色。到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包括资本和政策在内的各种困局。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的经济依托就是中小企业，中国很少强大的中小企业，中产阶级也自然没有制度性依托。

同时，政府的很多政策因为其制定缺乏科学性，变成了“掠夺”中产阶级的有效手段，包括房地产、金融股票、教育等。住房、医疗和教育一直严重地制约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育。在很多地方，包括不少城市中，早就存在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城市新贫民无疑增加了社会底层的人数。

首要的是改变经济结构

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弱小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莫大的挑战和威胁。高层领导早已意识到，一个社会如果财富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但很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并不容易，要从多个方面来应对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改变经济结构，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改革国有部门的治理机制；同时要从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也就是说，要从初次分配入手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在二次分配上，必须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方面。社会改革的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社会底层所必需的，也是整个社会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也不是要劫富济贫，但政府可以出台有效的政策鼓励富人从事慈善（如捐款给学校、医院等）事业，同时限制奢侈性消费。

所有这些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过去的改革获得成功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改革的渐进性，因为渐进，执政党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其制度以消化和解决问题，适应新环境。但是现在，很多激进化因素正在产生。这些改革从短期来说就是要减少甚至消除激进化因素，保证改革的渐进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要为未来的政治体制变革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改革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力的滋生。只有一个好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今天中国所要进行的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