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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的社会化和垄断

时间:2022-06-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资本的社会化和垄断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要从资本社会化入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的社会化和垄断有很大发展。股份公司这种资本占有社会化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的结果。

当代资本的社会化和垄断

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要从资本社会化入手。资本社会化包含着广泛丰富的内涵。当代资本社会化的发展,表现为资本的法人化、国家化和国际化。资本社会化和垄断是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表现的、同步形成和发展的关系。战后国内垄断的新现象是,跨部门合并基础上产生的多样化经营的混合联合公司成为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全社会垄断程度在二战后提高较明显;部门垄断多数有提高,一部分有下降。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跨国公司是资本国际化和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它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的新特点,也是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形式。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与垄断资本结合,特别是在流通领域结合干预和调节经济运行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又一重要的新特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战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动力。资本社会化和垄断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有使它停滞的因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会产生不同效应。总的来说,战后迅速发展趋势占上风,但停滞趋势也在表现出来。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对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社会化和垄断决定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同时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是个现实的存在,因此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当代资本主义继续是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的社会化和垄断有很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资本的运行机制也在自身范围内有所变化,经济发展趋势相应表现出一些与战前不同的新情况。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加深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于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必要的;对更好、更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资本的社会化

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以资本关系与其他一切社会经济形式相区别的。资本关系在它自身范围内又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以往资本主义的区别,要从研究当代资本所采取的形式,即资本社会化入手。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对资本社会化问题是认识不足、研究不够的。

资本最初采取的形式是私人资本,一个工场作坊或企业归一个资本家所有的经营管理。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以后,个别企业的资本往社会化的方向,也就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方向发展。

资本社会化,包含着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首先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是指资本所有及由此决定的资本占有、使用和支配的社会化,表现为与私人资本对立的社会资本;其次是,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变化,表现为与私人企业相对立的社会企业;再次,企业的管理社会化了,由原来私人资本家直接管理转为雇请经理及其指挥下的一个社会化机构去管理,资本所有权同执行资本职能两者分离了;最后,使企业的经营社会化。由于资本社会化后资本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不仅可以生产一种产品,生产某一部门的各种产品,而且可以发展联合制造生产,在相互有联系的部门从事经营,甚至可以跨越与企业原先无关的部门从事生产和经营。

资本社会化,代表着资本发展的方向,它的范围可以扩大,程度可以提高,形式也很多样。以资本所有的社会化而论,两人或几人的合伙企业只是资本社会化的萌芽形式,那时个别资本还未真正转化为社会资本,企业也未表现出区别于私人企业的社会企业性质;股份资本和股份有限公司才是私人资本社会化成熟的、比较典型的形式;资产阶级国有或国私共有资本和公司,则是资本社会化的更高形式;同时,资本社会化还可以越出一国范围,表现为资本国际化。

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这种私人资本社会化比较典型的形式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个别地出现了,英国就是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建成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第一条铁路。但是直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因素。股份公司的大量和普遍的发展,则是1866年危机以后的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股份公司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了。例如,据美国1914年普查的结果,工资雇佣劳动者总数的80.2%受雇于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产品在矿产品方面占全部产品的91.4%,在工业品方面占全部产品的81.9%;在银行业方面股份银行的资本占全部银行资本的99%。

二战后,当代资本占有的社会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出的特点是:第一,公司大量发行小面额的股票,实现“股权分散化”,持有少量小额股票的股东人数有很大增加,雇佣劳动者和其他居民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司股票持有者。以美国为例,1920年持有股票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1%,1952年还只占4%,而1985年持股人数达到470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0%。一些特大型公司,如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1973年股东的人数竟达363万人。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战后还推行“股票职工化”。一些公司通过奖励、优惠甚至硬性摊派的办法,使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职工拥有本公司的股票。例如,日本东芝电气公司把该公司股票总额的1%分给职工,使每一个职工都成为该公司股票的持有者。第三,“法人持股”在战后有了迅速发展。据日本全国证券交易所对1986年底全国1882家大企业股票所有者情况分布的调查,法人持股(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各类保险公司、合作金库、证券公司、事业法人、集团企业相互持股等)达到70.5%,最大企业的最大股东基本上都是法人,法人持股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最后,资本国有化和国际化也有显著发展。

股份公司这种资本占有社会化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的结果。生产社会化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打破个人资本数量少的限制,迅速增加资本。股份公司是以信用为基础集中资本的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不同公司、不同数量的股票,这不仅打破了合伙企业所有者限于亲戚朋友狭隘圈子的限制,也打破了资本所有的地域上的限制,使资本占有极大地社会化了;同时,股票是公司所有权的证书,股东可以出售股票,但不能向公司撤回资本,这就保证了公司实际运行资本的长期稳定性。总之,股份公司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大量资本,克服资本个人占有数量不足的限制,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的投资需求。19世纪最后30年,正是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使生产过程大大社会化,特别是使大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增强。在这些部门建立和发展大企业需要巨额资本。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资本集中和股份公司在重化工业和近代交通运输业中广泛迅速发展起来,股份公司成了资本占有和企业组织的主要形式。

二次大战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了以电子化为特征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电子化引起整个机器体系的质变,在原有发动机、工具机和传送机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处理和控制程序的控制机,实现了机器自动化和管理自动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产业结构上使知识密集型产业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新产业部门和新产品不断涌现,产品更新周期缩短,社会分工更加细密,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多样化使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与此相联系,新兴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规模出现小型分散化的新趋势。但传统产业部门资本密集的大型化企业的根基并没有被破坏,相反,这些部门也用新技术装备自己;而且,新技术革命本身也部分地要求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例如,人造卫星、海洋工程、大型计算机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以及与整个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换代相适应的各种公共产业和基础设施,如道路、港口、供电、供气、供水等等,都需要长期、大量的投资,集中生产和使用。因此,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在全部产业结构中,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将和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同时并存。

正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新趋势,决定了战后资本社会化的新特点:大公司广泛发行数量巨大的小面额股票,推行“股权分散化”、“职工持股化”、“法人持股化”,集中更大量资本把它投入传统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既保持一些传统部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又在一些新兴产业部门按原材料利用多样化、机器设备多用途化,从事少批量多品种生产,以适应市场上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获得范围经济的好处。战后资本国家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也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分工加深需要的。

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股份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原来的私人资本相对立,股份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

应该指出,股份资本和股份企业只扬弃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私人企业的形式,并没有扬弃其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规模巨大的股份公司,不但依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且是大资本利用资本社会化集中资本的形式、支配原先独立的中小私人资本和广大居民货币财产的形式。这是因为,股票不是按人平均分配的,股东持有的股票有多有少,有大股东、小股东的区别,例如1981年占美国人口1.6%的人占有股票总数的80%以上。而股东大会上表决又是按股权进行,一股一票而非一人一票。因此公司的实权总是掌握在大股东手中。股票面额越小,发行量越大,购买者越多,股权越是分散,就越有利于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小股东人数多,居民持有少量股票实际带有储蓄性质,关心的是股息,对公司的经营大权兴趣不大;分布在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的小股东事实上也无法经常参加股东大会,即使参加也难以形成多数票。因此,小额股票的大量发行,股权越分散,大股东或大股东联合控制公司需要掌握的股票比例也越低,更加有利于大资本。有效地控制一个公司的最低股票额,二战以前大约为40%,现在由于股票小额化,实际上只要持有百分之十几以至百分之几的股票就够了。至于法人持股和企业职工持股同样不会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占有性质。法人企业和事业的财产是由大股东联合起来共同组成的集团资本家所有,法人互相持股也只是各个既有共同利益又彼此矛盾的集团资本家之间的再联合,因此法人持股的本质仍旧是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是集团资本家通过参与控制社会经济、保存和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职工持有公司股票,不但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根本不可能动摇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而且它是从工资收入转化来的,性质上相当于小额储蓄,而不是资本,凭它领得的股息相当于存款利息,数量有限,不构成剥削收入。因此,职工持股的作用在于使职工与公司“共命运”,缓解公司内部劳资对立的矛盾,刺激职工更加卖力地为资本创造利润。正像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向股份形式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21)

虽然如此,资本社会化的理论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资本社会化由生产社会化决定,股份资本和股份公司的兴起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客观要求的。其次,社会资本是在形式上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它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永恒的,有过渡性;它在自身范围内以社会资本新形式扬弃私人资本旧形式,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社会资本取代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正是部分质变完成,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再次,资本社会化没有消除财富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的对立,但对立已不再在旧的形态上,而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

二、当代资本的垄断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今天需要进一步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丰富对当代资本垄断的认识。这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1.资本社会化和垄断的关系。资本社会化和垄断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两者是资本的内在结构与外在表现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同步形成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到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转变,也就是资本从分散的、独立的私人中小资本的统治转到集中的、联合的、社会化大资本的统治,工业资本为主导并有商业资本和银行借贷资本为之服务的一般资本结构转化为股份制工业资本与股份制银行资本联合起来融为一体的金融资本的统治。

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按马克思的说法,竞争表现出“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22),“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23)。这就是说,它不是资本关系的内在本质,只是资本内在规律作为外部强制力量发生作用,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外部状态,决定资本运行的机制。自由竞争所反映的,是无数分散的中小私人资本之间为获取更多利润而进行的斗争。由于私人资本量少、企业规模小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资本家在此是平等的商品所有者,谁也没有力量和权利设置进入障碍,资本之间可以进行自由的投资竞争和价格竞争。代替自由竞争而占统治地位的垄断,同样是资本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资本的运行机制。不过它反映的则是集中的、工业与银行业联合的、以股份资本为形式的社会化大资本由于在一个行业或部门中占生产和销售的大部分而在市场上形成排他性的统治地位。这时,中小资本已难以自由地进行投资和价格竞争。所以,资本社会化和垄断是密切联系的。正因为资本从细小的私人占有发展到了联合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其外部表现为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的统治。

恩格斯还在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个别地出现时就说过“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24),就是说,垄断组织都是在股份公司这种资本社会化基础上形成的,是股份公司联合成的一个更大的股份公司。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关于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原理,进一步论证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时垄断的必然性并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25)生产集中必然伴随有资本集中,而只有股份制才能使资本大量地和迅速地集中,因此,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这一结论,实际上包含了股份公司的发展或资本社会化达到一定阶段引起垄断的意思。列宁还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26),“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27)。所谓金融资本,并非别的,正是资本占有和经营社会化的表现。20世纪初既是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统治的时期,又是私人资本发展到社会资本、一般资本进入到金融资本统治的时期,它们在历史上是完全吻合的。从这里也可看出,资本社会化与垄断统治形成了同步关系。

2.垄断和基本特征的关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既反复强调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又详细分析过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应该说,经济实质和基本特征两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不能完全把它们等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两点是明显的:第一,垄断是实质,只能是一个;第二,基本特征是垄断这一实质的具体形式、具体表现,有许多方面,不止于一个。垄断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多处指出它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是“根本经济特征”、“最主要的内容”、“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基本特征呢?按列宁的说法,它包括了帝国主义经济中“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就是说,基本经济特征的每一个,都是帝国主义经济某一方面的现象。这些现象和联系,从各个不同方面体现出垄断这个统一的本质。五个基本特征中的第一个,“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是垄断在生产领域的表现;第二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则是生产与流通领域相结合、对全社会经济垄断的表现,并人格化为金融寡头的统治;第三个,“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垄断向国际发展,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又是引起金融资本直接分割世界的基础;第四个,“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指的是资本在国际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垄断;第五个,“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明显地表现为领土垄断。由此可以看出,五个基本特征是垄断在五个主要方面的表现,是具体形式与根本内容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垄断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结构中最核心的内容,最深的一个层次;对基本经济特征的分析,虽然也是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但和垄断相比,是对帝国主义各方面经济现象和联系的初次抽象,是第二层次的内容。

基本经济特征是否一定表现为五个,既不可以多一个也不可以少一个?不一定。列宁本人也并不拘泥于五个基本特征。就在上书中他有时把垄断归结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国内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国际上是垄断也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有时说它“有四种主要的垄断形式”、“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较多的地方虽概括为五个基本特征,但五个特征的方面也有差别,不完全相同。

第二,垄断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实质,带有一般的、稳定的性质;而垄断的表现,则有具体性和历史变动性。垄断和资本社会化一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矛盾的结果,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社会化而在自身范围内经历的一次部分质变,虽然它们也具有过渡性,但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都将存在,具有稳定性。垄断的具体形式和表现情况有所不同,会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其他历史条件而变化。有的特征产生了,有的又悄然消失;有的由于条件变化作用和意义大大不同了;或者,某一领域内的特征虽继续存在,但在新条件下已根本改变了存在的形式,等等。

列宁归纳的五个特征,是19世纪后半期起逐步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垄断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形式,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最初历史形式。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从重化工业部门发展起来,除商业、金融业外,第三产业还不发达,所以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经济的第一、第二特征也主要表现为工业和金融业的垄断;而且当时国家的经济作用还不大,主要是私人资本的垄断。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美四大列强占据世界舞台上的垄断地位,输出的资本主要投入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结成国际卡特尔等国际垄断组织,直接瓜分世界市场,瓜分的最高形式则是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形成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第三、第四、第五特征,即垄断在国际范围的表现,正是那个时代大量历史事实和相互联系的经济现象的概括。

列宁重视经济现象的具体历史性,可以从他对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定义的批判中看出来。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简单地看成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兼并或征服农业区域的问题,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具体历史的嘲弄!因为帝国主义的特征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28)列宁批评说:“考茨基自以为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当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29)这段话,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研究帝国主义经济的时候,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时候,一定要有具体历史的观点,即要有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否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3.当代私人资本的国内垄断。垄断是在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和资本集中有部门集中和全社会集中的区别,垄断也同样可以分为部门垄断和全社会垄断。

部门垄断,尤其是生产行业部门的垄断是最基本的层次,这是生产和资本在行业、部门范围内集中的结果。衡量这种集中程度的是该部门行业内大企业在资本、产值或销售额方面所占的比例,亦即集中率。当一个部门生产或销售额的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十几个大企业手中时,它们或它们的联合组织就会形成垄断。一个部门内的生产和资本集中以大企业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为前提,但并不是每个部门都有大企业,因此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形成了垄断。即使垄断部门,在垄断程度上也参差不齐。部门垄断的意义在于大企业可以通过规定垄断价格,增加或减少产量,推进或延缓技术进步,设置竞争和新投资进入障碍来保证垄断高额利润。

全社会垄断,则是少数大公司和大银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垄断,这是生产和资本的社会集中的结果。衡量社会集中度的,是大公司的资本、产值占社会总资本、生产总值的比例。资本的社会垄断以部门垄断为基础,没有主要工业部门和银行业的垄断,不可能形成全社会的垄断。但还必须联系货币资本和银行的作用,联系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联合的金融资本及其通过股票层层参与并控制企业的作用,才能对资本在社会范围垄断的实际力量有一个比较充分和完全的认识。社会垄断的意义在于占社会比例微乎其微的大公司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发展方向,使无数中小企业以至一部分大企业受其支配,保证它们稳定地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同时凭借操纵着庞大资本和财富的力量,把自己的势力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代资本的集中和国内垄断,与二战前相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

第一,资本积累迅速,出现许多巨型企业。美国的资本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制造业公司,1961年仅1家,1970年达102家,1980年翻了1倍以上,达244家;1960年代开始的美国、英国,1980年代后的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均出现了资本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巨型企业。1980年,美国这种超级巨型工矿企业达到19家。企业规模扩大和资本积累加快,原因在于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为积累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丰厚的利润使积累率的提高成为可能;大量发行小面额股票来集中资本;激烈的竞争不断引起集中浪潮,被兼并或联合起来的不仅有中小企业,也有大型企业,兼并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第二,生产和资本出现跨部门集中和企业经营多样化。战前资本主义企业兼并和资本集中主要是同一部门企业间的合并(称横向合并),以及生产或职能上互有联系部门企业间的合并(称纵向合并)。这两种形式合并的结果,是大公司的资本集中在一个或至多是几个互有联系的部门中生产和经营。1960年代发生的资本集中高潮,主要是企业的混合合并,就是兼并与原来经营毫无联系部门的企业,把互不相关的行业和部门联合在一起,从事产品和劳务多样化的生产和经营。在1960年代的兼并中,混合兼并要占到兼并总数的82.6%。1970年代以来,混合兼并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旧是当代资本集中的主要形式。混合兼并的形成是和战后科技革命中出现许多新兴产业部门的事实相联系的,这些部门预示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传统部门的生产和市场往往已经饱和,大公司为获取更多利润,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力求通过兼并办法进入这些新部门而不管它们与原来经营的部门有无职能上或经营上的联系。

第三,多样化经营的混合联合公司成了国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战后,垄断企业通过混合兼并和跨行业投资以及改组原有企业的形式,形成巨大的多样化经营的混合联合公司。例如,美国最大的200家工矿公司中,平均每家公司经营21个产品部门、16个行业部门和29个产业部门。著名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原来只经营电讯业务,战后合并了100多家与电讯业务无关的公司,经营范围扩展到住宅建筑、化学制品、食品、房地产、保险、旅馆和酒吧,成了一家拥有资产100多亿美元的混合联合公司。这表明战后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资本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了。

最后,垄断进一步加强。美国200家最大制造业公司的财产占制造业总资产的比重从1947年的53.1%提高到1984年的60.7%。这是由于大公司迅速膨胀,资产增长速度超过社会平均速度造成的。它说明当代资本对全社会垄断有较明显的提高趋势。至于行业和部门垄断,情况比较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在一些重要制造业部门的行业,垄断程度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例如,1986年美国电子计算机、汽车、炼钢、制铝、铜、金属制罐、烟草等行业,3家公司的集中率大约在77%—95%。行业、部门集中在发展趋势上比社会集中率要稳定些。一些部门的行业集中率是下降的,一些是提高的。总的来说,多数行业有所提高,但幅度不算大。原因之一在于大公司跨部门兼并非垄断企业,并不影响该行业的集中率,涉足许多部门经营会相对地减少某一部门的资本规模和市场占有份额,增加垄断的难度。同时,由于当代生产专业化协作日益发展,一般情况下,垄断企业保持与中小企业的协作关系,让中小企业保持一定市场份额对大公司也是有利的。

总之,当代私人资本集中和垄断继续存在,有所加强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既不能不分析部门垄断的具体情况,笼统地说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也不能以一些部门垄断的相对稳定性否定全社会垄断程度提高的总趋势。

4.当代私人资本的国际垄断。当代私人资本国际垄断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国际化或国际分工出现的新形式。二战前存在着少数欧洲先进工业国和亚洲、拉丁美洲大多数落后农矿业原料国之间不合理的分工格局。现代科技革命使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特点。除原来那种部门间分工外,大大发展了工业部门内部产品、零部件以至工艺的专业分工;高科技部门产品的多国协作与分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起“知识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物耗密集”生产的分工、高精技术工业与一般工业的分工。

当代私人资本国际垄断的基础也是资本输出,但它已有了新特点。首先,资本输出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特别是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1960—1984年美、英、法、德国、日本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8.4倍,累计额达5490亿美元。其次,资本从原来主要流向殖民地落后国而改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双向流动。19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投资约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3,1980年代中期提高到3/4。再次,资本输出的产业结构,发达国家之间主要投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那些与科技进步密切相连的制造业部门,如电子、计算机、汽车制造、商业、金融等;对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投在传统的、“劳动密集”、“物耗密集”以至污染大的产业。

跨国公司代替国际卡特尔成为当代国际垄断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生产国际化的主体。早在二战前,就有一些大公司在国外建立子公司,但只是从195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才获得规模空前的发展。截至1977年,25个发达国家共有跨国公司母公司10727家,子公司分布在14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达到3693亿美元。1980年,子公司数目已达9.8万家。有些巨大的跨国公司,如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一家的年销售额就超过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和新兴高科技部门,如石油、汽车、化学、电子、电器等行业中,几乎都有10—15家最大公司在垄断,其中大部分是跨国公司。它们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向多样化经营方向发展。随着跨国工矿业、贸易公司的形成,跨国银行伴随而来,它们密切结合,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直接投资,大大推进了资本国际化。它使生产要素的结合和资本运动的各过程都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本国际化的要求得到全面的体现。原先,资本国际化主要是以实现剩余价值为职能的商业资本国际化和以获取利息为目的的借贷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使产业资本也国际化了,而且大大推动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国际化,把它们纳入产业资本国际循环的轨道。跨国公司产业资本循环的购买阶段,货币资本来自母公司股份资本和贷款、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及固定资本折旧,以及国际借贷资本;雇佣的是多国籍工人,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范围内结合,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突破一国的范围。在生产阶段,生产过程直接国际化了,企业内社会分工成了各子公司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多国工人协作生产出国际剩余价值。在销售阶段,面对的是全球市场,通过内部贸易、就地销售和出口,向世界各地销售,实现国际剩余价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国际化,是与生产国际化或国际范围生产社会化相适应的资本占有、组织、经营的社会化,是战后世界经济中有重要意义的新现象、新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存在着少数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贫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建立了世界殖民体系,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基本特征之一。二战期间及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使100多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诞生了,帝国主义旧的殖民体系终于瓦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虽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舞台的活动重心,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作用并没有消失。于是,帝国主义国家改而采取新殖民主义,企图实现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继续控制和掠夺发展中国家。首先,通过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求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占领所在国市场,使其经济结构无法彻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次,在贸易领域维持和利用垄断地位,巩固旧的国际秩序,通过抬高制成品的销售价格和压低初级产品的收购价格的不等价交换,剥削发展中国家;第三,利用它们在国际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施以金融控制。可见帝国主义对外进行剥削掠夺的本性,战后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未摆脱贫困落后面貌,1980年代以来又陷入新的经济困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除本身原因外,根本原因是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的。反对新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任务。

三、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结合的新发展

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形成时就存在,在现代有了新的发展。当代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联合或资本国家化有下列几种类型:

第一类,国家以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身份,通过政权机关与私人垄断资本在经济过程以外相结合,运用法律、法令、条例等方法,依靠政权、法律的强制性,维护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这种结合在自由竞争时期也已存在,不过现在所维护的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而非一般的资产阶级利益。在这类结合中,国家作为一部阶级统治的机器,发挥的是政治力,而当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稳定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时就转化为经济力了。

第二类,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凭借国家的财政部、劳工部、中央银行、商业部、计划机关等行政性经济机构,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和自身经济行为与私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结合,干预和调节经济。在这里,行政性经济机构,既发挥政治力,也发挥直接的经济力。

第三类,国家以资本所有者身份,通过国有企业(包括国私共有企业,下同)与私人资本结合。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当然发挥经济力;但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终究不同,会受到国家政权机构更直接的干预和各类行政性经济机构更多的制约,就是说更受政治力的影响。

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二次大战以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多半作为一种对付战争和危机的临时应急措施,带有时起时伏的性质;国有企业也多半是为了维持政权本身的需要。二次大战后,50年代起,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国家的经济作用,在一度削弱后又重新急速发展起来。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机构设置逐步完备,政策措施趋于制度化、立法化;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调节的目标、形式和手段更趋多样;结合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未遭大战破坏的美国或虽然战胜但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英、法等国,以及战败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不管原来经济高度发达或中等发达、大的或中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彼此在结合的范围、程度和采取形式的重点方面有差别,但都无一例外地比战前加强;这一切表明,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已具有普遍、经常、全面和常态的性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因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耗费巨大资本,而私人资本数量有限,无力去做或是因无利可图不愿去做;私人资本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比例失衡、结构陈旧,周期性经济危机则造成经济破坏、社会震荡;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过程又带来种种矛盾和问题,这一切不得不使资产阶级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生活进行经常的、广泛的、深入的干预和调节,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协调。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经济作用的加强,不能理解为私人资本日渐削弱、私人垄断资本经济不断萎缩。事实上,战后私人经济和国家经济并不是相向而行,总的说来,是同步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起着保证和促进私人经济的作用。

国家以多重身份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使当代资本主义在制度构成和运行机制上起了一定变化。由私有企业及其活动、国有及国私共有企业及其活动、国家行政性经济管理机构及其活动这样三类经济主体及三类经济过程交叉运行。这种制度构成和经济运行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混合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是资本的社会占有、使用和支配程度更高的形式,但它既不是社会公共占有性质,也还不是当代资本占有的主要形式。1960—197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有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其中首推西欧各国。1976年,英、法、西德、意大利四国平均计算,非金融国营企业净产值占国内净产值的比重达到12.9%,固定资产投资占投资总额的24.7%,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7%。国有制虽是资本高度社会化的形式,但性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的。这是因为,国有制的性质由国家的性质决定。在私人资本,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还构成社会主要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理想的总资本家。由这种性质的国家占有生产力,只能是“真正的总资本家”所有制,也就是全体资本家,首先是垄断资本家的共同所有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工人也还是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一前提下,还应看到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也有区别。国有企业资产的占有、支配和使用受相应的国家管理机构控制,它们的生产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摆脱了私人资本追求单个企业或部门最大利润的界限;工人的可变资本和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得到支付和实现;在市场上自由经营的原则也多少会受到国家的干预和限制。由于这一变化,以及国有企业大多数在基础设施、基本产业、金融、科研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作用的部门,虽然它在全部产业中占的比重不大,但为私人垄断资本提供了种种有利的经营条件,促进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家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实现宏观目标的物质力量。

但是,国有制和国家经济作用的发挥,以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国有化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而私人垄断资本对国有化存在着矛盾的态度。当国有经济主要限于动力、电讯、交通、银行等基础产品且在很大空间范围内提供某种服务,或其产品较为单一、标准,需求比较容易预测,又不一定参与国际竞争时;当私人垄断资本力量弱小需要依赖国有经济帮助其发展时;当国有化能促进宏观目标的实现而财政支出又在国家财力能承受范围之内时,国有化可以被私人垄断资本所接受;反之,国有化就可能转化为非国有化。1980年代出现的私有化浪潮的直接原因正是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摆脱1970年代中期后的滞胀困境。滞胀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要服从经济稳定的宏观目标,常向私人企业让利,低价供应和高价收购产品劳务。其内部经营管理上又往往存在机构庞大,决策不及时、不灵活等弊端,这些必然导致企业效率不高,不盈利,甚至大量亏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这就加剧了国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一旦经济陷入滞胀以后,国家投资又失去了原先具有的对私人经济的刺激作用,相反,私人手上却积蓄了大量资本。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政府就会变换干预经济的方法,从国有化变为非国有化。1980年代非国有化的结果,国有经济的地位和比重下降了,但并未消失。就在非国有化搞得最起劲的英国,1987年国有企业职工仍占就业人口的4.6%,国内生产总值的6%,投资的9%,煤炭、铁路、邮电等部门迄今仍未私有化。

国有化和私有化只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变换,没有实质性区别,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是可变的。如同80年代前国有化没有取代私有制一样,私有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国有制。在一定条件下私人垄断企业转为国有企业;条件变了,又可以变回来。可以设想,国有化和私有化有可能继续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替代,以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

当前,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因此,国家与私人经济的结合,最大量、最经常和最主要的是发生在国有企业和国家行政性经济机构与私人企业在流通过程的结合,国家参与私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首先,国家通过支付社会费用参与私人企业可变资本再生产。社会费用解决劳动力的训练与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救济与保险等不易由私人资本单独出面解决的任务。这些费用最终来源于劳动力价值一部分,只不过不由私人资本支付,而由国家用税收集中起来再支付,它反映了可变资本再生产采取了社会化的形式。其次,国家通过基础设施、科研费用等投资无偿或低价向私人资本提供生产要素和服务;通过无偿给予私人企业资金和加速折旧、减免税、优惠信贷等对企业直接、间接进行补贴以使私人企业减少预付资本、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意味着不变资本再生产部分地采取了社会化形式。最后,国家通过税收的调整和差别税率参与剩余价值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和企业把剩余价值用于积累或消费的比例;国家把支出用于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投资和国家消费(包括行政费和军费)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的分配和使用。

国家参与私人资本再生产过程,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基础上注入了政府有意识的调节机制,国家通过投资、贷款、生产、供销、消费等经济行为,通过价格、税收、利率、工资等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节社会再生产。国家力图通过对各部门采取强度不同的刺激或抑制政策来调节各部门的比例;通过增加或减少财政收入或支出,通过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投资量,调节社会总需求,以熨平私人资本总需求或冷或热状况和再生产的周期波动。战后一些国家(法国、日本等)还开始了比较长期的、涉及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计划。它以追求国民经济较长期的稳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并把国家调节经济的各种手段综合运用于完成这些任务。它对国民经济的预测和指导,把分散的经济政策系统化并形成统一行动,虽可以影响各部门、各行业的分散活动,减少盲目性与风险,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但由于这种计划建立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基础上,经济计划主要由垄断资产阶级制定,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计划目标的制定不可能从社会整体利益着眼作出最优选择,计划执行过程又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矛盾。因此,它不但不能消除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有时计划本身反而陷入危机,被迫提出“稳定计划”。

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越出了民族国家范围,形成几个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共同调节,进一步形成国际垄断同盟或称国家经济的一体化、集团化。这是战后出现的又一种重要的新现象。欧洲共同体是国家的国际垄断同盟比较成熟和高级的形式。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遇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壁垒的限制。在存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各国有自己的国内市场、货币金融及财政税收制度和政策,用以保护本国的利益。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要求突破国家疆界,由国家出面进行国际经济的调节和组织国际垄断同盟,实行经济一体化,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越出国界的表现,是资本在国际范围更高形式的社会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各国垄断资本利益的矛盾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全球一体化。相反,与一体化同时发展的是多极化趋势。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多极化并存,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多极化趋势带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激烈竞争与矛盾。同时,参加一体化组织的各成员国之间也有根源于一体化组织的超国家调节与各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归根到底是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矛盾。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国家经济作用的加强,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际范围,都把资本社会化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但这仍旧只是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

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

关于资本社会化和垄断统治下经济发展的趋势,列宁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30)这段论述,包含了几点思想:第一,垄断统治下,经济发展存在着停滞和发展两种趋势,而不是一种趋势;第二,由于具体条件不同,有时会表现出这种趋势,有时又会表现出另一种趋势;第三,整个说来,帝国主义时期比自由竞争阶段的发展要快得多;第四,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占据垄断地位的老牌国家、阶层和部门表现出停滞趋向。列宁这些论断,不但符合二战前的情况,同样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根据198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公布的材料,美、英、法、西德、意、日六国战后1951—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3.2%、2.5%、4.0%、4.4%、4.3%、7.5%,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都明显地高于1871—1913年垄断形成时期和1914—1950年两次大战及战后恢复期。战后时期与1871—1913年相比,增长速度快两倍的有日本,近两倍的有意大利,一倍以上的有法国和西德,英国稍有提高,唯独美国比那一时期的4.1%低一些。若拿战后与两次大战期间相比,增长速度加快就更为明显,快三倍以上的有日本、西德,三倍和两倍多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英国从1.3%提高到2.5%几乎也快了一倍,美国只从2.8%提高到3.2%,原因是它没有遭到两次大战的破坏,经济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

整个说来,战后发展虽比从前快得多,但从战后这段时期来看,又有快有慢很不相同。大体上1951—1973年是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74年爆发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开始直到1980年代中期,经济出现“滞胀”,走走停停陷入新的困境。1974—1981年,上述几国的年增长率平均仅为2.2%,不仅大大低于1951—1973年,甚至低于1871—1913年,又一次表现出了停滞趋势。80年代后半期虽有起色,但好景不长,1990年代起美国等国的经济又出现衰退。

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曾经有一个很长时期估计不足,片面地强调腐朽停滞趋势,看不到它还有发展甚至“惊人地迅速发展”的可能。产生这种片面看法的原因当然很多,包括受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分析和预测的影响。他在1952年发表的这本有名的著述中说:“显然,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31)又说他自己二次大战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上述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斯大林的“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说法的含义不很清楚。是指增长率下降呢,还是本次周期最高点的产量还未达到上次周期最高点就会跌入新的危机呢?他的主要论据是:二战后由于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一起形成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行也是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因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市场“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这样的分析是不全面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的加深,经济的国际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力更生,但决不等于闭关自守,它既要和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贸易等经济联系。诚然,当时以美国为首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政策,阻碍了贸易及其他经济往来,人为地缩小了市场,但即使那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还在进行和发展,这种分析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潜力也缺乏足够的估计。斯大林的预测是在50年代初期,当时,科学技术革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显示威力;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还未全面恢复,资本国家化、国际化还未充分发展,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有历史背景和局限性的。今天看来这一预测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应该抛弃的不是列宁1916年的论点,而是斯大林的论点。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曾经有过一段迅速发展时期的原因是什么,为何随之又陷入停滞困境?概括起来,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资本积累和市场。科学技术革命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创造物质条件推动它们。首先,科学技术革命使劳动生产率有大幅度提高,为积累提供了物质基础。前述美国总统1989年的经济报告说,美、英、法、德国、日本1951—1987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0%、2.7%、4.1%、4.7%、6.7%。就是说,战后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获得,而英、法、西德则完全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还超过前者。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极大部分,有人估计3/4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得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产出的财富增加,从而为积累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其次,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推动市场的扩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1)科学技术革命促进生产力的表现之一是产生许多新产品、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工艺,与此相联系形成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第三产业各种服务部门。由于需要建立新部门、新企业,大量进行固定资本投资,就可以引发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2)原有的传统生产部门和行业,用新技术进行改造,也需要大量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也会使生产资料的市场扩大。(3)为了适应生产事业的发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道路、港湾、码头、机场等等基础设施要配套发展,这当然也提供了广阔的生产资料市场。(4)当代科技革命的一个特点是,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加快,设备陈旧期缩短。据美国有关机构的一项估计,1940年代机床的无形磨损的平均周期为10年,1950年代缩短到8年,1960年代为5年,1970年代更短些。无形磨损加快就是固定资本更新加快,这又是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5)个人消费品市场也会从科技革命得到推动。一般消费品、耐用消费品,种类日渐扩大,花色品种应有尽有,规格越来越全,花样翻新愈益加快,它们将不断开拓国内外销售市场。总之,无论积累需求和生产资料市场或是消费需求和消费品市场都会往广度和深度拓展。

科学技术革命虽然是推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加快发展的力量,但是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问题。生产力和生产的发展,总是和一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成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两者不可分离,都是一定社会生产的内因。不能认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外因,新的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只是由于生产力有内在的发展动力。生产力要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构成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劳动对象、机器设备、工艺过程及各种工序、工段、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平衡关系和比例关系;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之间也要有一个适应关系、比例关系。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如果没有相应的有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生产自然无法发展。但生产力要素矛盾的解决只是提供了生产发展的物质技术方面的动力;如果没有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要素如何才能得到结合呢?若这种生产关系已经完全阻碍生产力了,还有什么社会力量去推动它发展呢?从上面所述已经可以看到,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生产的发展必须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的扩大,而资本积累和市场的扩大除了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外,还必须有社会生产关系的推动,否则无法成为现实。同时,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本身也是离不开一定社会条件、一定生产关系的。因此,在充分重视科学技术革命在物质技术方面的推动作用时,还应当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找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

第二,当代资本的进一步社会化。

当代资本进一步社会化,如上面所述,主要表现为法人化、国家化和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些部分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通过法人持股、法人企业的相互持股以及小额股票的大量发行,使大公司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大大增加。在美国,出现了资本几百亿、销售上千亿、股东几百万的超级巨型大公司;在日本,形成了以大银行、大商社为中心,法人企业相互持股为基础的资本联合体——企业集团。它们拥有庞大的资本,实行跨部门经营,可以进一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特别是新兴部门和新技术预示着丰厚利润的时候。它们拥有自己庞大的科研机构和队伍,促进了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试制过程的社会化,加快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资本庞大以及经营多样化,保证大公司能获得稳定的利润,增加积累可能性,降低投资风险性和企业抗危机能力,因而使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公司长期利益、总体利益出发确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战后国家所有资本的发展,使庞大的社会化科研机构、现代基础设施等产业部门得以建立,推动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合理化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国有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以及国家对私人经济运行的参与和调节在于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对延缓经济危机的到来,减轻危机的强度有所裨益;它以低价供应、高价收购商品和劳务帮助私人资本积累,又通过国家消费和采购为私人资本开辟市场,用社会福利措施补充私人企业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这些方面推动私人经济的增长。

资本国际化和跨国经营以及国家经济一体化,无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私人资本的联合,或是两个国家资本的联合,都使资本社会化在数量上、范围上和程度上发展了。资本国际化为生产国际化开辟了道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组织生产和流通,为资本积累和市场的扩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垄断与竞争结合更加全面和紧密。

垄断既是资本社会化的表现,又是生产集中达到很高阶段的产物,因此,它除了有引起停滞趋势的一面,也有适应并促进生产社会化的一面。只要全面领会列宁的观点,可以看到确实包含这一意思。例如,他在分析生产集中和垄断时就说:“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32)到考察帝国主义历史地位时,列宁则揭示垄断有引起停滞腐朽的趋势。

垄断,就一定的意义来说,就是计划性,从原来企业与企业之间自由竞争和受市场的盲目自发调节转化为垄断组织内部自觉的有计划调节。现代垄断组织发展到跨部门、跨国经营,把许多生产部门、银行、商业、交通运输部门联系在一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国内的,甚至国际的市场容量、资源状况作出科学估计,按世界市场并在世界范围打破国界组织产销,运筹资本。同时,由于计算机的应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通过对国内外信息数据的广泛收集和处理,使企业产供销方面预测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个别企业经营管理计划性的加强和计划范围的扩大,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对整个经济发展作出的计划,运用其手中掌握的庞大财力,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以及产业政策、地区政策等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指导与调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资本主义的垄断,不可能是纯粹垄断,不可能在一国、在全世界形成一个囊括一切部门的独一无二的垄断组织统治。一般而言,在一个行业或部门里,国内总还存在几个势均力敌的庞大企业;在国际上,同样会有几个国家的企业。因此,垄断既不排除国内竞争,更不排除国际竞争。竞争仍是强制企业去改进技术的外在力量。首先,在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使产品多样化和更新缩短的条件下,非价格竞争,即在产品质量、品种、花色、服务等方面竞争的作用和意义提高了,价格竞争的作用有所降低。在激烈的非价格竞争中,企业都力求使自己的商品多样化、新潮化,力求在国内市场以至世界市场上第一个推出新产品,取得垄断地位或最大销售份额。为此,必须把大量资金投入科技研究和开发,尽快发明和使用新技术。其次,在当今,价格竞争意义虽非从前,同样还存在。几家大企业之间仍要为价格而竞争,而且商品价格还要受到供应其原材料、设备各企业的价格和代用品价格竞争的影响,这仍会迫使它们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技术、降低成本。第三,世界范围内实力相当的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更是如此。当今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已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至于资本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甚至国内各资本集团为了共同对付国际竞争而不得不在国内联合起来。日本企业集团形成之初,国际竞争能力远逊于欧美集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壮大,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激烈的国际竞争逼出来的。

上述决定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中,同样包含了经济停滞的因素。

首先,科学技术进步的波浪性。从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实验试制——中间试验——产品成果——商业推广,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虽然在当代这一过程的时间缩短了,但要引发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总是需要时间的。19世纪前期开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最后30年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中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第二次产业革命到50年代开始第三次产业革命也经历了30多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或产业革命到70年代中期,浪头基本过去。两次高潮当中有间歇是很自然的。当科学技术还没有新的突破,或者新技术还没有广泛、大量应用于生产时,出现停滞趋势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资本社会化也有消极作用。私人资本通过兼并企业,特别是新兴部门企业集中资本是战后资本社会化的普遍现象。兼并是有成本的,它一般通过收购被兼并企业分散在外的股票来达到,为此要投入大量资本。另一方面,被兼并企业可以采取向金融机构贷款购买本企业股票并抬高股票价格的办法反兼并。当前,大公司兼并大公司、几家公司争相兼并,甚至小公司兼并大公司现象很普遍,兼并成本越来越大。用于兼并的资本是生产上的虚费,它减少了用于生产的资本。跨部门、跨国经营的社会化大公司仍是私人性质,计划性受限制,不能克服无政府状态。

国有企业和国家调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用大量财政支出和通货膨胀的高昂代价换来的。国家用通货膨胀反危机,一方面刺激国家和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引起物价上涨,居民购买力降低,虽暂时延缓了生产与消费矛盾的爆发,但矛盾积累到最后,免不了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现象。

再次,垄断产生的停滞趋向。垄断会产生停滞趋向,主要指部门垄断。一个部门内少数几个大企业垄断了生产和市场,就可以通过规定垄断价格和限制产量的办法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导致企业经常普遍开工不足,阻碍生产力的充分利用;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因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还可能加强对先进技术的保密程度,使整个部门技术停滞。但是,垄断引起生产技术停滞的趋向只能是暂时的。特别在当前国内、国际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不可能长期通过垄断价格、限制产量的办法保住垄断地位。合理些说,当代资本社会化和垄断对经济发展的两方面作用,因时间、地点、条件变化有不同的效应。开始时,促进作用是主要的,一段时期以后,阻碍作用表现出来了;在不同的国家,时间先后、作用强弱也有差别。对这两方面的作用应作全面、具体、历史的分析。

五、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

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如何,是不是还具有过渡性,或如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33)这要分析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恩格斯表述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34)的矛盾。照我的理解,这里的“资本主义占有”包含占有实质和占有形式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资本主义占有的实质,在于“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35),在于资本所有者占有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占有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期间都保持着单一和不变的特征。但资本主义占有的形式则可以多种多样:归单个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合伙资本家的共同占有、股份企业的资本家集体或集团占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占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的超国家占有。上述几种占有形式中,除单个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以外,其他几种都是资本联合起来的社会占有或者已经有了社会占有的萌芽,如合伙制。

资本主义占有实质和形式的关系是:一方面占有形式的多样性并不改变占有内容的统一性。股份资本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实质很清楚,股东凭所有权证书——股票取得股息,股多多得,股少少得,股东连管理劳动也可以不参加,表明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又进了一步。国家以全社会代表名义占有的资本主义实质隐讳一点,但它是“理想的总资本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也仍旧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质。另一方面,占有形式有一个从私有以至国有、超国有的弹性,当生产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占有矛盾尖锐化时,可以在占有实质不变的前提下改变某种占有形式。

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矛盾发展和资本占有形式变化的过程。资本关系从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它把细小分散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集中起来使直接生产过程也社会化的同时,却继续保持和小生产者一样的私人占有。然而,小生产者私人劳动,成果归私人占有,所有权和劳动是一致的,没有分离;当资本把直接生产过程变成社会化劳动过程后,物质内容变了,社会形式没有变,继续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于是形成了所有权与劳动分离,产生了矛盾。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大量资本。这时,生产社会化不仅与资本私人占有的性质矛盾,而且与单个企业私人资本数量有限这种占有形式也矛盾了。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依靠个别企业自己慢慢积累、吞并其他企业、合伙办企业扩大资本都有局限性,满足不了长期巨额投资的需要。比较好的办法是把私人的资本通过股份方式直接联合起来,就像我们上面分析过的采取股份制这种社会资本和社会占有形式。

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虽然只是资本形式上的区别,但“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6),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这种“自行扬弃”是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资本采取新的占有形式后就会缓解资本主义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容纳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占有新形式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也会变旧,所以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以及资本旧形式的被扬弃过程也会继续下去,资本社会化过程也会往前发展。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总是一条直线地尖锐下去的观点,不符合已有的历史事实。

社会资本“自行扬弃”私人资本形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当股份公司还处于早期时,马克思就说股份公司“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7)。这里很明显都指的是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向社会主义公共占有过渡。为什么股份公司或社会资本是“必需的过渡点”呢?因为它们是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没有这个物质条件是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如果还是分散、细小的单个私人资本而不是资本集中的大公司,实现公有制也是困难的。为什么又说它是“过渡形式”而不是最终完成形式呢?那是因为社会资本和股份公司仍是资本主义占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资本社会化和垄断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时,列宁同样从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揭示了它的过渡性。他说:“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38),“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过渡”(39)。同时,列宁也从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统治以后资本与劳动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深,从社会政治方面阐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分析工人运动的状况如何虽然会推进或延缓这种过渡,但资本主义还是必然要消亡的。所以他认为“过渡的资本主义”,“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过渡性是与相对稳定性结合在一起的。过渡性并非意味着过渡可以一蹴而就,时间很短。资本社会化和垄断统治虽具有过渡性,但它们是在一个阶段内现实地存在着的。在这一阶段内,资本社会化和垄断还可能随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矛盾还会经历尖锐——缓和——尖锐的过程,所以这不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可以是延续几十年、上百年或者更长时期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有相对稳定性。

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已比以前不知高出多少;资本社会化也从战前私人资本股份化发展到法人持股、职工持股;资本国家化和国际化有了很大发展;组织形式、经营管理社会化已表现为混合联合公司的跨部门经营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这一切更加显示出当代资本主义过渡性的特点,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客观条件比以前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在战后经历了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虽然也遭遇到危机,也表现出有停滞趋势,但并没有表现出已达到资本主义制度死亡关头的地步。在政治上,劳资对立尽管存在,也没有发展到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的地步。社会政治矛盾不断有所表现,冲突时有发生,但并未构成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致命威胁的地步。多数原来的殖民地附属国,战后取得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也没有发展到根本破坏资本主义阵地的程度。再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于战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美国、日本、西欧之间力量的消长,争夺商品销售、原料来源和投资市场的斗争固然激烈,但眼前也没有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当前世界虽然动荡不安,一两个大国称霸的旧格局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建立,总的说来还是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因此,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当代资本主义将继续是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统一。

载《我的经济观(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52页。

(2)同上书,第110页。

(3)同上书,第5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第39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第392页。

(6)《列宁选集》第2卷,第840页。

(7)同上书,第808—809页。

(8)《列宁选集》第2卷,第893页。

(9)同上书,第885页。

(10)《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5页。

(11)《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第844页。

(13)《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6页。

(14)《资本论》第1卷,第64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17)《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

(19)《列宁选集》第2卷,以下引该书时不再注明出处。

(20)《反杜林论》,第275页。

(21)《资本论》第3卷,第497页。

(22)《资本论》第2卷,第407页。

(23)《资本论》第1卷,第649—650页。

(24)《资本论》第3卷,第494—495页。

(25)《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43页。

(26)同上书,第839页。

(27)同上书,第786页。

(28)《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1页。

(29)同上。

(30)《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

(31)《斯大林文集》(下),第615页。

(32)《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页。

(33)《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0页。

(36)《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

(37)同上书,第494,496页。

(38)《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页。

(39)同上书,第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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