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与孝子传说的伪造

4.明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与孝子传说的伪造

为了补充说明上述推论的可行性，下面将从制度的层面来说明产生这一现象的必然性。明初朱元璋政权制定的民间信仰政策带有浓厚的儒家原理主义的色彩⁽⁵⁶⁾。洪武元年（1368）十月，朝廷下令天下府州县的长官都应该把当地应当祭祀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等的具体事迹上报给中央。这些神灵经过礼部审查合格后登录于祀典，并由各地官员进行祭祀。同时，朱元璋政权还对唐宋以来的盛行于全国各地的神灵的封号进行整理、简化。如洪武二年，朱元璋政权把全国各地的城隍信仰都列入官方的祭祀体系，根据其庙所在政区的行政级别，授予其相应的爵号。到了洪武三年，朱元璋再度下令，废除所有封号，只称其为某某城隍之神⁽⁵⁷⁾。与宋元时代的祭祀政策相比，在认定所有人格神时，除了该神的灵异事迹之外，更看重其生前的行为、事迹是否符合儒家祭祀观念。

明中期孝子传说产生之前，浙江周雄信仰中的主人公周雄生前并无值得后人尊敬、崇拜的义行。宋元时代碑刻史料一般只讲其灵异事迹，并无生前具体的义行记载。这类祠庙显然不符合明中央王朝的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不能被官方祀典所吸收⁽⁵⁸⁾，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周雄神被列入明代官方祀典的例子，因而完全存在着被作为淫祠而遭弹压的可能性。事实上，弘治元年（1488）衢州府西安县知县便把衢州府城内的周雄庙当作淫祠而加以捣毁⁽⁵⁹⁾。

在没有国家权力保障，并被当作淫祠加以打击的情形下，如果把其信仰对象重新加以塑造，使其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忠臣、烈士形象的话，该信仰自然能够得到发扬光大。如前所述，明初苏州府常熟县地方官把周容的孝行事迹上报，结果该祠庙被列入王朝祀典。而周容和周雄发音极为相似，两者都是南宋中期人，如把孝子说法附会到周雄身上去的话，周雄祠庙受到朝廷打击的概率自然能大大减低。

嘉靖初年，中央王朝发生了“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主张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担当礼仪的官员却主张以先帝弘治帝为皇考，以此为导火线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大礼议之争”。这场论争最后以嘉靖帝的胜利而告终⁽⁶⁰⁾。“大礼议之争”的结果，势必助长了社会上孝道思想的流行。而嘉靖十七年（1538）衢州知府李遂准备要毁坏周雄庙的时候，当地民众以周雄孝子传说为武器，展开了抗议行动，在此情形下，李遂不得不接受了民众们的意见，不仅放弃了当初要撤毁周雄庙的想法，而且还亲自执笔庙记，并把庙额改为“周孝子祠”。就这样，原本没有被列入祀典中的周雄，继续成为信仰的对象，其祠庙也成了官方宣传孝道思想的绝好场所。

增加了孝子传说的周雄庙不但在严厉的打击淫祠运动中幸免于难，而且还从官宪一方获得了支持和鼓励。明初至嘉靖之前，衢州城周雄庙曾有过几次兴修活动，但没有留下官府曾经支持、资助的任何记录⁽⁶¹⁾，但就在李遂撰写孝子庙记之后，官方开始参与其庙的修理、扩建事务。嘉靖三十四年（1555），衢州知府邱玳亲自下令为周雄庙树立牌坊。6年之后，知府杨枝准对此庙进行了重修，并增建三幢店铺，以其租金充当周雄庙的运转资金⁽⁶²⁾。嘉靖年间以后，衢州以外的地区，周雄庙的修建活动也日趋频繁起来。虽然不能肯定是否有官府参与，嘉靖年间严州府城内也新建了两座周雄庙⁽⁶³⁾。万历年间温州的周雄庙也在通判主持下得到了修建⁽⁶⁴⁾。周雄故乡所在的新城县，周雄神虽然没有加盟祀典，但却被当作“邑人随时致祭而有合于祭法者”⁽⁶⁵⁾，即周雄神符合祀典精神，应当予以祭祀。总之，明中期以后，在附会上了孝子传说之后，周雄庙被作为淫祠处理的危险性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明代中期由于受苏州府常熟县周容信仰的影响，浙江周雄信仰出现了以元代新城县孝子周德骥事迹为基础而加以改编的孝子传说。获得孝子义行的周雄信仰不但逃过了官府严厉的打压淫祠的政策，而且还获得了官府的支持和保护。就这样，其信仰在浙江不但没有衰弱，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⁶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