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法国书信体小说与城市文化

18世纪法国书信体小说与城市文化

李东瑶

［摘　要］　书信体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其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仿真的书写，个体的书写和对话的书写。仿真的书写是指书信体小说具有仿真性，其仿真程度之高，主要是由信件内容和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所决定的；个体的书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书信体小说是关于个体经验的书写和个人情志的表达，二是被书写之后书信体小说进一步将个人向公众敞开；对话的书写是指书信体小说是一种构建对话空间的小说，这与书信体话语的对话性和书信体小说多重聚焦、情节弱化的叙事特征相关。书信体小说这三大特征，恰好迎合了18世纪法国巴黎求真实、重交流的城市文化特点。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18世纪法国提倡用个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去认识一切、评判一切，关注现实、反映“个人体验的真实”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弘扬个人主体性，私人积极参与公共交流、构建公共领域的时代精神逐步发展，“将个人向公众敞开”的文学把这一时代精神落实为文化实践。书信体小说的仿真性、个体性和对话性与以巴黎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城市文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关键词］　书信体小说　城市　仿真　个人　对话　公共

“书信体小说，除理查逊和卢梭仍存的威望外，明显已是一条技术的死胡同。”^[37]一位英国评论家如是说。这一论断自然有失偏颇，因为书信体在小说花园中始终有一脉存焉，但不可否认，在18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绚烂绽放后，书信体小说辉煌不再。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信体小说只在特定时空繁荣发展呢？

实际上，任何一种小说类型的兴起、繁盛、没落与再生都不仅与其自身的叙事艺术相关，还与其所处的或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生活、创作与阅读群体、传播方式等紧密联系。某种文体在特定时空的繁荣发展应是文体与时代双向选择的结果。18世纪的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书信体小说数目众多且成就颇高；而其首都巴黎，作为法国的文化中心，可说是整个时代文化的缩影。显见的是，巴黎作为法国的社交中心、教育中心、出版中心，无论是书信的写作还是书信体小说的出版流通，都深受巴黎城市文化的影响。本文以巴黎为基点，将书信体小说体裁特征的分析与巴黎城市文化的考察相结合，试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探寻18世纪法国书信体小说蓬勃发展的原因，进而管窥书信体小说这一体裁与特定时代文化的互动景观。

一

书信体小说（epistolary novel or epistolary fiction）是指由一封或多封书信来推进叙述的小说。^[38]它也被称为“the letter novel”或“novel‐in‐letter”，即存在于书信中的小说。这种小说中偶尔也会插入编者叙述、日记、剪报等，但它主要是由信件来推进叙述的。

最早的书信体小说诞生于15世纪，有Laudivio de.Vezzano所作的Epistolae Magni Turci，拉丁文小说，1473年出版于意大利那不勒斯；Diego de San Pedro所作的Crcel de amor，西班牙文小说，1492年出版于西班牙塞维利亚。这两本小说中，大量插入的书信已占据了叙述的主要位置；它们出版后均被译为多国语言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16世纪，又有10本左右的书信体小说问世；17世纪有37本左右，大多在伦敦和巴黎出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尼古拉斯·布莱顿的《一束狂热的信》（A poste with a madde packet of letters，1602），阿弗拉·班恩的《一名贵族与他妹妹之间的情书》（Love‐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1684）；法国人加布里埃尔·约瑟夫·德·基勒拉格的《葡萄牙人信札》（Les Letters portugaises，1669），Edme Boursault的《来自上流社会青年女士的信》（Treize lettresamoureuses d’une dame1 un cavalier，1698）等。

及至18世纪，书信体小说开始以潮涌之势发展起来，仅18世纪前40年，就有20多本书信体小说问世。但这些早期作品，无论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还比较粗糙，直到著名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创作出《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1740），书信体小说才真正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文体，理查逊也由此被看作是近代书信体小说的真正创始人。其后，他又相继创作出《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1748）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1753）两部长篇书信体小说。同《帕梅拉》一样，它们在当时即引起了极大轰动，其成功直接导致了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欧洲大陆的风行。“数以百计的书信体小说被出版并吸引了大量读者，因为它们以书信写作这一强有力的伪装为读者们提供了可口的隐私。”^[39]

在法国，在1751年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被译为法文传入之前，法国的书信体文学已经成就斐然。12世纪，贵族少女爱洛伊丝与情人阿贝拉的书信往来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打动了无数读者。16、17世纪，大量的书信集、书信体小说等在巴黎出版，如塞维涅夫人的《书信集》、上文提到的书信体小说《葡萄牙人信札》和《来自上流社会青年女士的信》等。1721年，孟德斯鸠出版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利用波斯人在巴黎旅行途中与国内的通信，描绘、讽刺法国社会，轰动一时。现实生活中鸿雁往来的频繁，法国感伤小说与爱情罗曼司的悠久传统，都为书信体小说的繁荣做好了准备。及至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传至法国，便掀起了书信体小说写作的高潮。卢梭的《新爱洛伊丝》（1761）便是在理查逊的启发和影响下所作，成为了书信体小说经久不衰的名篇。而18世纪中后期作家拉克洛紧随卢梭的脚步，创作出了又一部书信体小说名篇《危险的关系》（1781），将法国书信体小说创作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在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等书信体名篇问世，带动了当时相当一批作家进行书信体小说的创作；英国作家斯摩莱特的《汉弗莱·克林克》（1771）、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1778）等也使英国书信体小说再次绽放出光芒。但正如Rebecca Earle在他的著作Epistolary selves：letters and letter‐writers，1600—1945中所概括的：“尽管有如此众多的早期小说存在于书信中，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在小说史上……书信体小说经常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早期的、实验性的、局限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现象；当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兴起之后，它就逐渐没落了。”^[40]

18世纪末，书信体小说开始由繁盛走向沉寂。其后，尽管书信体小说在欧美文坛上始终有一脉存焉，陆续有好的作品问世，并产生了书信体小说的许多“变体”，如电子信件小说；但是，如18世纪的辉煌，在欧美文坛上再也没有重现过。

二

通过分析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三部书信体小说——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卢梭《新爱洛伊丝》和拉克洛《危险的关系》，笔者将书信体小说的文体特征概括为：仿真的书写、个体的书写、对话的书写。

（一）仿真^[41]的书写

巴赫金在其《小说理论》一书中，根据布局修辞特征将长篇小说分解为五种类型，其中之一便是“对各种半规范（笔语）性日常叙述（书信、日记等）的摹拟”，书信体小说便属于这一类型。^[42]作为一种摹拟日常叙述（笔语）的文体，对现实的高度仿真可说是书信体小说的首要特征。

一个最显见的说明是，尽管书信体小说是作家在现实素材的基础上借助书信形式进行的虚构，但作家本人却并不承认这种虚构。孟德斯鸠在出版《波斯人信札》时所作的“作者自序”中声称：“书中那些写信的波斯人曾经与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他们把我视为另一世界的人，所以对我什么也不隐瞒……他们把大部分信给我看，我把这些信抄下来……因此我只不过代为迻译而已。”^[43]《新爱洛伊丝》第一次出版时，扉页上写的是“让—雅克·卢梭编集和出版”。“这种简单的故弄玄虚的目的在于使故事成为完全可以相信的假象。自己装作出版者而不是作者，卢梭提供了好些脚注（总共164个）；用它们来跟自己的人物争论……起初卢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有人问他，这些信真的是拾到的，写的是真事还是虚构的。”^[44]这并不是巧合，“18世纪的小说经常以很大的篇幅来阐释文学文本的可信度……小说之所以显得真实，是因为它们表现的不是作者本人一时的观点，而且他们并不想出版它们。”^[45]

除了作者的有意引导，书信体小说的仿真性主要还是体现在其文本内部，即“信件”中。其“真实”程度之高，主要是由信件内容和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所决定的。

一方面，书信内容一般写的是个体的日常经验和心理情感。“书信将小说导向日常生活的深处，去往它最小的细节，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导向个人的内心生活”^[46]，这就使得书信体小说得以从那种被世人看作是无聊空想甚至具诲淫诲盗之嫌的小说或传奇故事中脱身出来。Thomas O.Beebe认为：“如果把不同种类的小说按照其在‘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交叠程度来排列，那么‘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间距离最大的当属神话和史诗，距离最小的则是书信体小说。”^[47]

另一方面，书信体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也为其高度“真实”作出了极大贡献。

首先，排除书信体小说中小说叙述者的插叙、解释说明等，书信体小说完全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即书信叙述者（写信人）以“我”的口吻来叙事，表达“我”的认识、感受、观点和态度，将自己向读者敞开，这样读者与书信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就极大缩短了；再加上书信叙述者与自己所讲述的世界是同质的，他与其他人物生活在同一时空，这无形中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读者阅读只有一个写信人的书信体小说（小说由一封信件构成，或所有信件均由一人所写）时，小说读者的身份与书信读者（收信人）的身份重合；读者阅读有多个写信人的书信体小说（小说由多人之间的通信往来构成）时，由于写信人与收信人的身份持续互换，受第一人称叙述的影响，小说读者的身份便能实现与写信人（叙述者）和收信人（叙述接受者）的双重重合，便能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各个人物，听到各个人物的声音，这是其他小说体裁很难做到的。概言之，第一人称叙述既使得“写信人”^[48]得以最大程度地向读者敞开，也使得读者与“收信人”的距离极大缩短乃至身份重合，因此，小说文本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

其次，书信体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具有同步性、即时性和主观性。同步性是指书信体小说中的“实况”转播往往采用“等述”方式，即文本时间与事件时间同步。书信记录的实际是“意识中的事件”，要把由思想、情感和感觉的流动所组成的日常经验转化为话语，摹写就要尽可能地接近事件时间，也就是理查逊所说的“记分述秒”的技术。如《新爱洛伊丝》第1卷第21封信中的片段：“在第一个拐角我把信拆开了；狼吞虎咽地读着；刚刚读到你很好地描述你拥抱这位可敬的父亲的快乐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有人瞧着我，我溜进小巷去躲避路人；在那儿我分享着你的感情；我在想象里热烈地拥抱这位我不大认识的幸福的父亲……”^[49]圣普乐在这封写给于丽的信里几乎同步再现了他收到信时的情景与心理活动。即时性和主观性是指书信通常记录的是刚发生不久的事件和因那些事件所造成的那刻的心情、感受、想法等。“这种在事件发生不久后即开始的倒序与书写时的情感思绪形成了微小的时间错位，这种‘实况转播’式的即时记录容易增强叙述的真实度，同时也使人物的内心表现得更为真切、深入和细腻。”^[50]除此之外，书信体小说中还常常出现现实时间对文本时间的介入。例如，“这封信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我要到我家附近的小树林中去散步”^[51]；“我的信写到这里时，我反复想到我寄这封信给您可没有在城里那样方便”^[52]……可以很容易觉察出，这种现实时间对文本时间的介入极大增强了书写的真实感。总之，在书信体小说中，无论是回忆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记录当时的感受，读者都仿佛跟随着写信人现时即刻地体验着生活，真实感自然增强。

（二）个体的书写

所谓“个体的书写”，是指书信体小说是一种弘扬个人主体性、确认个人身份的小说类型。这首先与书信体小说可以实现个体的自我表达、自我反省、自我建构有关。书信体小说主要的叙事内容，无疑是个体经验的书写和个人情志的表达。它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最大程度地为个人的倾诉表达创造了条件。“洛克把人的个性界定为长时间获得的一种意识的一致性；个体的人与他通过对以往的思想行为的记忆获得的持续的一致性相联系。这种存在于全部记忆中的个人的一致性的根源的探索又为休谟所继续：‘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因果关系的概念，因而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也将不复存在，而构成我们的自我和个性的正是这个链条。’……个性被解释为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意识的相互贯通……”^[53]书信写作正好可以实现将“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意识相互贯通”。Ruth Perry认为，书信体小说是关于“主观真实”的小说，不管它写的是什么，都是“意识中的事件”（events in consciousness），这些“意识”被主人公的遭遇或孤独所加强。^[54]主人公在写信时，他/她是在回忆、思考，他/她在对事件的回顾、对自身情感的体验、对自身内心的剖析中明确意识到自己，一个独立个体因此构建形成。《新爱洛伊丝》中，圣普乐和于丽都是不断在写信与读信中反省自身、追求道德完善。他们在写作中重现生活、审视自我、调节行为，从而将小说的中心从外在的情节转换拉回到人自身的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表达”是确证个人主体性的一端，“与人交流”则是另一端。书信体小说将个人向公众敞开就居于这另一端的位置。敞开即意味着邀请交流和评判。“无论是在书信体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世界的书信往来中，真正取得胜利的是使用一种工具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人物形象在说服的艺术中构建起来，或者是为了说服别人，或者是为了吸引别人……因为这种交往是对自身认识的学习，而人因为相互讲述而存在。”^[55]“人类是可以自由地获得自身解放的，个体在得到公认的同时，也不能独自沉溺于他们的独特性之中——当个体树立威望……他们只有在交流时才品尝到他们的自由。”^[56]可以看到，在确证和加强个人主体性上，书信体小说对个人的敞开也为之作出了贡献。

（三）对话的书写

书信体小说含蕴着广阔的对话空间，这首先是由书信体小说中话语的对话性所决定的；其次，是由于书信体小说多重聚焦和情节弱化的叙事特征，小说主人公得以在信件中就各种问题、事物、观念等各抒己见，展开讨论交流，形成或显或隐的对话。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时，曾谈及书信体小说的对话性特征，他着重指出：“书信体形式……最适合于第三类型最后一个变体的话语，即被反映的他人话语。书信体具有对交谈者、对它所送达的收信人的敏感。信件正如对话的交谈者一样，面向特定的人，要考虑他可能的反应、可能的回答。”^[57]巴赫金所说的书信体形式所最适合的“第三类型最后一个变体的话语，即被反映的他人话语”，来自于他对小说话语类型所做的划分：除去两类“单声话语”——直接描述事物、描述对象的话语（第一种类型）和作为客体被加以描绘的典型化的话语（第二种类型），小说话语还涉及第三种类型——双声话语，即叙述者的话语中包容着他人话语，在同一语句中暗含着两个判断、两种指向。“被反映的他人话语”是双声话语中的一个小类，包括隐性内在辩论、具有辩论色彩的自传和自白、一切窥测他人话语的话语、对话中的应答和隐形对话。书信话语就是这种被反映的他人话语的典型，巴赫金称之为“折射性话语”。^[58]

毫无疑问，书信中的每一句话都处于实实在在的对话关系中，因为写信就是对收信对象讲话；书信中的话语，或者是对话的提出，或者是对话的应答。然而，书信话语的“对话性”并不是指这些实实在在的对话关系，而是指书信话语往往是多个声音的共存，在叙述者的话语中还包含、反映着他人话语。这首先是因为书信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主要指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每个写信人在主动写信和被动地复信之时，都会围绕某件事或某个人进行个人的思考和评判，有时是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是回应对方的思考与疑问，有时是提出自己的疑问等等，人物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平等互动的基础上的，并非单纯的个人独白。众多的、来自于不同人物之手的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世界。”^[59]简单来说，就是由于书信体小说是由写信人自我表达的信件构成，每个人的情感、思考、评判等形成了自己的声音，多个独立的声音得以在书信体小说中共存、对话。此外，写信人在写信时，都是要考虑阅读对象的。无论是针对某一事件、问题、观念等与收信人进行信息的交流、反馈、互动，还是进行自我剖白，他的话语都暗含着对收信人反应的考虑，即包含着收信人的话语。如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第20封信：“郁斯贝克寄妻子扎茜：……你用不着对我说阉奴不是人，说你谨守妇道，不会由于阉奴半男不女而产生什么邪念，这种话对你对我都无济于事……你也许会对我说，你对我始终忠诚。但你能够不忠诚吗？”^[60]又如卢梭《新爱洛伊丝》中第1卷第1封信：“圣普勒致于丽：……是的，我答应，我发誓，我自己要竭尽全力恢复理智，或者把我心头滋长的烦恼深深埋到心底去……”^[61]可以看到，这两封信的作者，在写信时都考虑到了对方可能的回复或反应：郁斯贝克写信责备妻子，因为考虑到了妻子可能作出的辩解，所以加重了责备的语气；圣普勒据自己对于丽的了解，揣测她会要求自己“恢复理智”，因此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们的话语都不自觉地将对方的话语“折射”了出来，并因为这种“折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形态，如据理力争、声嘶力竭、情感勃发等。书信体小说中这种话语的“对话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书信体小说是一种包蕴着对话空间的小说。

除书信话语本身所具有的对话性外，多重聚焦和情节弱化的叙事特征，也为书信体小说创造了自由开放的对话空间。一方面，有多个写信人的书信体小说会呈现为多重聚焦模式，即不同的主人公以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事物，表达感受、看法、观念等；这样，在同一个聚焦对象身上，就会形成不同聚焦者的对话交流，哪怕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对话关系。另一方面，如孟德斯鸠所说：“在普通小说中，不允许有题外之言，除非这些题外话本身就构成另一部小说。普通小说中不能夹杂着议论，因为所有人物并不是为了发表议论而聚集于小说中的……然而在书信中，登场的人物并非经过预先挑选，人们谈论的主题可以不受任何计划、任何既定提纲的约束，以这种形式，作者就有这样的方便，可以把哲学、政治和伦理道德融于小说之中，并把这一切用一条秘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条人们察觉不到的链条联系起来。”^[62]孟德斯鸠精准地抓住了书信体小说便于“议论”——对话的特点。在书信体小说中，情节并不占据中心位置，处于小说核心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表露；小说的情节线索往往随着人物的情感线索来推进。尽管书信的编排必然与小说作者对情节线索的考虑安排有关，但呈现在小说中，确实是“信之所至，言所欲言”，书信所讨论的话题并不一定与主要情节线索相关，而主要与主人公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塑造有关，因此有着极大的自由度。在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尽管情节主线是圣普勒和于丽的爱情故事，但小说中“各种不同题材的广泛的议论构成了巨大的上层建筑：关于决斗——自杀的‘赞成’和‘反对’，关于有钱的女人用金钱帮助心爱的男子是否合适，关于家庭经济和社会建设，关于宗教和对穷人的帮助，关于儿童教育，关于歌剧和舞蹈。”^[63]可见，开放的内容选择使得书信体小说仿佛一个自由开放的沙龙，各种事物、各种观念都能在其中得到平等探讨。

三

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的法国“绚烂绽放”，与当时法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生活、创作与阅读群体、传播方式等都密切相关。巴黎作为法国的文化中心，从物质基础、文化精神等多个方面为书信体小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条件。

（一）私信写作的流行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到，“18世纪被称为书信世纪并非偶然”。^[64]且不管这“并非偶然”的原因是什么，可以明确的是，18世纪是一个书信写作普遍流行的时代。著名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就是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在应书商之邀，编写教大众如何写信的小册子的过程中写就的；书商的要求是写一部大众化的家庭书信指南，内容关涉家庭生活中经常涉及的问题，读者主要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自己不会写信的乡村居民。私人书信在当时的流行可见一斑。整个欧洲大陆与英国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法国，“文件、书信、写作工具和18世纪一起赢得了阵地，巴黎人百年后的财产清单证明了这一点”。^[65]

书信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普遍流行，大致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交通与邮政能力的提升，识字人口的普遍增加，阅读与写作私信的空间增多。法国的邮政系统历史悠久，在18世纪之前，已有皇家邮政与私营邮递业并行发展；到了17、18世纪，法国又进一步在较大的城市开设邮局，制定资费表和时刻表，并于1672年规定了邮政由国家专营。此后，随着识字人口的增多和多种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邮政范围逐渐扩大，邮政资费逐渐降低，通信遂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普及开来。此外，随着整个社会识字人口的普遍增加，法国出现了一个有较高读写能力的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对书信写作与阅读的热衷，极大促进了书信的传播。“18世纪所欣赏的家庭书信中那种轻松、自然的风格，被认为与妇女们未经训练引导的、自发的情绪表达极为相称。”^[66]她们在卧房、化妆室、衣帽间等私人空间进行私信写作与阅读，这与18世纪在法国城市房屋建筑中大量出现的私室有关。当时，城市家庭的生活空间逐渐分化为两个部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指沙龙、饭厅等进行社交的场所，私人领域则是上文所提到的卧房、化妆室、衣帽间、浴室套房等。公共领域的谈话所无法触及或涵盖的部分，往往需要在私人领域展开的文字交流来补充，书信就是这一补充的典型方式。如伊恩·P.瓦特在其《小说的兴起》中，对理查逊书信体小说中热衷于无拘无束的书信形式的女主角所做的说明：“他的女主人公，没有也不能与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甚至与菲尔丁的韦斯顿小姐一起共享街道、公路和休假胜地的繁华生活。她们居住在坚固的住宅里，那儿安静而隐蔽，但是在每间屋子之中却充满着热烈而复杂的内心生活。她们的戏剧性事件由从一个私室到另一个私室的一连串信件来展现。书信的作者是某位居住者……”^[67]总之，如丹尼尔·罗什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所概括的：“书信的增加受到多种实用性用途的影响（行政、集体与家庭）。任何人都免不了要与信件打交道。交通的改善、王室邮局的发展也为此作出了贡献。”^[68]

（二）对“真”的追寻

黄梅在谈及理查逊《帕梅拉》的写作背景时，曾从读者需要的角度精到地分析过作者力图使真实和虚构谐和的创作心理：“这种对‘真实’的追求恐怕不能简单地在文学的范畴内寻找原因，而在更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当时处于急剧社会变化中的公众对‘现实’也即他们所存身的社会现状和形形色色个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怀和疑虑……若没有读者对‘现实’的热切关注，虚构的‘真实’就不可能比货真价实的传奇更有号召力。”^[69]这一对英国文化背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法国。

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18世纪的法国逐渐兴起批判风潮，提倡用个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去认识一切、评判一切。对现实的关注、对真的追寻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文学领域，即人们对描写日常生活、展现内心真实的作品的热爱。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就始终将“写真实”作为其美学思想的基础。“厌恶虚伪的文化在对一种优雅得体而又自然流畅的作品风格的欣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随性、坦率与即时被认为是（文字）卓越的标志。”^[70]而所有这些迎合了当时人们喜好的文字特征，都在私信中被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出来。“那种认为家庭信件代表着文字表达中最真实、受文学写作规范影响最小的文类的观念造成了一种风俗，即人们把虚构的书信集伪装成不小心落入编辑手中的真实书信来出版……书信体小说的广泛流行可说是这种趋势最典型的表现。”^[71]

实际上，“信件”一直被当做真实的化身，它既包含着客观真实——讯息，也包含着主观真实——写信人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在报纸等媒介产生以前，书信往往承担着传播新闻讯息的功能，因此，书信往往是可以被传阅的，信息量越大或者文笔越优美的书信往往可以广为传播。18世纪欧洲大陆的“信息革命”最初并没有完全“废黜”了书信的这一功能，一个可靠之人的信件可能会被认为比新闻报道还要可靠。^[72]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书信将小说导向日常生活的深处，去往它最小的细节，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导向个人的内心生活”，书信因此被看作是一扇通往写信人内心的窗户。基于这两个因素，到了关注现实、追求真实的18世纪，人们对“真实的”而非“文学性强”的书信的阅读欲望蓬勃高涨了起来，大量以书信体式写就的文章或作品被出版。启蒙思想家们公开发表书信来交流、论战，各个沙龙也视书信为“座上宾”。在沙龙中，“书信被大声地朗读出来，这样一来，‘书信阅读使书信被看作是一种文体和公共话语，而并非私人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态度决定了同样的这群读者对书信体或虽然看起来像真的实则具虚构性质的书信的反应方式’。随着对书信体式的改编……把书信当作公共读物成了习以为常的事”。^[73]既然如此，由虚构的私信结构而成的书信体小说的大量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由私人到公众——公共领域的构建

受笛卡尔“唯理主义”和18世纪上半叶知识膨胀的影响，批评精神从18世纪初开始在法国发扬光大；随着批评领域不断扩展，批评渠道不断增多，“渐渐地，一切都变成可以思索，可以讨论，甚至包括君主权威和宗教体制”。^[74]由此，面对王政，面对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统治方式，对应于国家意志的“公众舆论”——公众进行的公共性批判逐渐形成了。18世纪法国的所谓“公众”，首先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的，他们是国家权力可触及的统治对象，新兴市民阶级是其核心；其次，“公众”是由具有主体性和理性精神的“私人”集合而成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个人逐渐在私有化进程中取得了自主权，个人主体性开始构建并且弘扬；随着启蒙不断释放个人思想和批评意识，具有主体性和理性精神的个人在对国家权力的批判和反抗中逐渐获得了臣民身份下的自我身份，即“私人”。“私人”在参与公共性批判的过程中转化为公众，形成公众舆论，并最终构建出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言之，18世纪的法国民众，当他们处于国家统治权力的对面，当他们随着私有化进程和理性弘扬而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私人”，他们会就各类问题积极参与公共性批判，从而形成公众舆论和公共话语空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公共领域的构建过程中，“城市”占据着核心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18世纪之前，法国的公共领域仍然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即公共话语空间由宫廷、君主、贵族等掌控，诸种文化实践主要围绕着宫廷进行。进入18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成为了法国文化的中心，以前由宫廷所承担的文化职能均逐渐由城市所“接管”；城市的文化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城市的教育系统、书店、印刷厂、图书馆和博物馆，城市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都为启蒙时代各种文化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和广阔的空间。在巴黎，人们通过沙龙、俱乐部、学院、报刊、书籍、论著等等媒介交流意见，展开批判，逐渐将“个人的内心思想形成某种共识，形成可以与统治者意识相抗衡乃至超过它的一种公众意识”^[75]。在这种“公开批判”精神的影响下，几乎一切文化实践都呈现出向外敞开、与公众挂钩、寻求公众认可的趋势。“正如赛巴斯梯安·梅西埃在《巴黎图景》中所指出的：‘正派无邪的人将心甘情愿地居住在一幢半透明的房子里’。”^[76]

这种交流意见、公开批判的精神落实到文学上，就表现为具有“将个人向公众敞开”这一特性的文学体裁在18世纪法国的繁荣发展。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日记体小说、忏悔录等等描述个体经验、展示个体生活的文学体裁，成为了18世纪法国文学的一股激流。书信体小说之勃然而兴，与它适宜并应和了这一时代潮流密切相关。

首先，书信体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个体的书写”，它可以有效地凸显自我个体，构建主体性。它对个体经验的书写，对个人情志的张扬，无一不与当时法国民众力图确立自己“私人”身份的努力相吻合。“它（书信体小说）以极其私密化的性爱题材、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主观的和即时性的时空模式以及充分的对话性，建构了符合时代要求的主体性话语，最终将近代西方历史主体从传统的集体性社会引出，走向以个体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77]概言之，书信体小说作为“个体的书写”，正好符合当时个体要求确立主体性和“私人”身份的要求。

其次，书信体小说作为“个体的书写”，还涉及将被书写的个体向外敞开。而这一点，无疑与18世纪法国力图通过公开一切、公共评判来建立共同的公共秩序有关。“只有得到这样的公众的认可才是合理的：公众认可等同于某种高级形式的真理。”^[78]“‘要让所有的公民始终感到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卢梭在《波兰政府考》中叮嘱道。”^[79]书信体小说将个人向公众敞开的特性正符合了这一文化精神。敞开就是邀请公众评判，评判写信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评判他/她的社交关系，也评判他对各类问题的看法。通过接受评判，个人得以确证自我的主体性，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与公众交流意见。这个过程，也就是“私人”向“公众”转化的过程。

最后，书信体小说还是“对话的书写”。其书信话语的对话性、多重聚焦模式、开放的内容选择共同使得书信体小说成为一个自由的对话空间，每个独立个体的声音都可以在小说中被听到，每个与公众有关、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都可以在小说中被讨论。书信体小说就如同纸上的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每个具有主体性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都在其中自由发声、交流意见；毫不夸张地说，书信体小说就是一座公众舆论的舞台。这种含蕴并持续创造对话空间的独特“才能”，使得书信体小说成为最适宜于这个时代的文体。

French Epistolary Novel and City Culture in the 18th Century

Li Dongyao

（School of Literature，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Epistolary novel is an unique novel style.Firstly，it’s emulational，and its high fidelity mainly depends on the content of letters and its narrative features.In addition，epistolary novel is one kind of individual writing，which records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expresses personal feelings.Lastly，epistolary novel can construct a space for conversation，which benefits from the dialogism in the epistolary discourse as well as its multiple focus and the weakening plot.These three features of epistolary novel just catered to the city cultural of Paris in the 18th century.Affected by British empiricism philosophy and Descart’s rationalism，it was encouraged to realize everything and judge everything with one’s own sense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cognition in the 18th century’s French，resulted in the popu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which paid attention to reality and reflected“the truth one experiences”.Meanwhile，as the the spirit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trend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grown gradually，the literary compositions“opening individual to the public”translated this kind of spirit into concrete cultural practice.With its simulation，individuality and dialogism，epistolary novel and the city culture of French represented by Paris in the 18th century brought out the best in each other.

Key words：epistolary novel，city，simulation，individual，conversation，public

作者简介：李东瑶，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