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

第三节　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是从平民教育开始的，因其在推广平民教育中所取得的成绩而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1943年，他还被美国“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劳伦斯等并列)之一，委员会称其是“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52]1955年，他被美国《展望》(Look)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称颂他“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

晏阳初之所以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与他1918年到法国从事华工识字运动是分不开的。他在法国战地与华工相处一年后，发现中国农民的智慧很高，能力也很强，只是没有读书求知的机会，同时他也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完全不认识自己多数同胞的“苦”与“力”而感到痛心，于是，他开创了自己的平民教育事业。1920年学成归国后，晏阳初即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从事平民教育推广工作，1923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后他出任总干事。最初，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城市进行识字扫盲教育。不久，晏阳初认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大部分的文盲也在农村而不在城市，于是他把平民教育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农村。在他看来乡村平民教育是救国建国的基本，乡村的精神和物质都是当日中国的主干，也是中国未来的基础。为此，他由平民教育走上了乡村建设之路。

1928年，晏阳初到河北定县开展“平教运动”实验，从识字运动转道“乡村建设”，总结了一系列经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1932年后，晏阳初在国民政府的直接支持下，在美国财团的经济援助下，把“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区”变为国民政府御用的“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仍以定县为试验区，改称“县政建设试验区”，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迫搬至四川，继续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为乡村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中国乡村建设院。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形成了丰富的乡村建设思想。下文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概括为四部分加以研究。

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

为什么要进行乡村建设呢?晏阳初认为，由于外敌入侵“使中国整个国家日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农村濒于破产;而“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的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的退化现象，更叫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他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在民族没有力量之前，一切的一切都是虚话”，“沉下心来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非靠自己的力量谋更生不可。这就是所谓自力更生的觉悟。乡村建设更是这个觉悟的产儿，因为一回头来想到自己，就发现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是乡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而自力更生的途径也必须走乡建的一条路”。^[53]

那么乡村建设的使命是什么呢?当时有人认为是“农村救济”，有人认为是“办模范村”，对此，晏阳初都予以了否定。他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1934年10月，晏阳初在《农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的衰老，民族的堕落，民族的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则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努力和奋斗都是白费力气。乡村建设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兴起的，“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54]

乡村建设何以能担当起民族再造的使命呢?晏阳初对此也给予了阐述。他认为乡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立国的中国，如果离开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能存在。第二，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国政治的基础不在中央，也不在省，而在乡村，因中央政府与省政府都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与农民的关系是间接的。只有县政府区政府和乡政府才与农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建设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第三，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土地、主权和人民是构成国家的三要素，而这三要素中，“人民”是最重要的要素。他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55]而中国四万万人民中，有80%在乡村，因此，最能代表中国的，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农村人口。近代以来，中国所以会积贫积弱，受到列强的侵侮，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人是立国的根本和对中国人的基础在乡村这一问题认识不够。晏阳初认为，乡村是中国经济、政治和人的基础，发展了乡村当然就复兴了民族。

二、乡村建设的内容:四大教育，三大方式

晏阳初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因此，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教育。他主张教育是建设的根本，必须以教育推进建设，因为“一项改革计划，如果强加予人民，而没有他们的参与，注定是短命的。只有人民创造了新的思想意识，乡村建设才能实现。而新习惯、新技能，又只有通过四个方面的教育计划渗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能获得”。^[56]

晏阳初提出的四大教育，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结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千头万绪的，而在诸多问题中，“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57]鉴于此，晏阳初提出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这四大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大教育，即解决“愚”的文艺教育、解决“贫”的生计教育、解决“弱”的卫生教育、解决“私”的公民教育。通过四大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并且强调:“这四种力，是今日国民最不可少的。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在国家将亡的今日有救国图存的能力。”^[58]在四大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晏阳初提出了两个原则和三大方式。

所谓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四大教育应连锁进行，相辅相成，而不能分开割裂。晏阳初指出，乡村建设的目的，“既要谋整个生活的建设，因此针对人生生活上四种缺点的四大教育，不能不在整个的计划之下，连锁进行，互相辅助，文字教育与生计教育相关，生计教育又与公民教育相关。若各自为谋分割隔离，则难收实效”。^[59]第二个是四大教育应切合农民的生活。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养成合宜的精神态度，取得相当的知识技能，以解决其生产困难，改进其生活需要。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能否真正帮助到农民，关键就在所有的教育能否切合农民的生活。为此，他反对照搬西方的经验，而提倡一切教育的内容都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特别重视社会调查，认为社会调查能“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与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而“一切的教育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验方案”。正是由于重视社会调查与实践，他才能以定县实验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

所谓三大方式，是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这三大教育方式，是晏阳初经过长期的摸索、研究，于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他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的一份文件中讲道:“四大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有三种，一是学校式，一是社会式，一是家庭式。从前的看法以为学校之课程的教授是教育的全部，从平民教育的立场看，学校的方式只是一种方式。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工具知识之传授与基本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育。家庭式的教育或为中国特殊的而又是必须的一种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60]

三、乡村建设的步骤: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晏阳初在提出乡村建设的使命以及乡村建设的内容和方式之后，进一步指出，要完成民族再造的使命，要实现四大教育的内容，应该要遵循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研究实验。乡村建设从研究实验开始是晏阳初实用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教育上最大的错误，在一切制度方法和材料，大多从东洋西洋抄袭而来，不适应中国国情，尤其不适应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这种教育的恶果之一是把无数的农村青年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因此，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乡村建设就不能不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不能不深入乡间从农民实际生活里去找创造的改造生活的教育，去求方法来研究实验”。^[61]

晏阳初将研究实验工作选择在河北定县，其在定县的实验又是从社会调查开始的。定县的社会调查特别注重实用性和准确性。就实用性而言，它不是为纯学理的研究而调查，而是为了实用而调查，为随时满足乡村建设的需要而调查。对此，晏阳初曾明确讲道:“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实际改造。要根据建设的需要，调查事实。”^[62]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性，晏阳初也提出了三条意见:(1)从事农村调查的工作人员必须到民间去，与农民共同生活，这样才能了解农民生活的真相，得到正确的数字;(2)调查必须通盘筹划由多方面施以互相为用的工作，因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整个农村社会建设工作，单独的进行是难以得到事实真相的;(3)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技术及方法，同时还必须顾及中国的民间生产状况而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技术来。^[63]正是由于社会调查的实用性和准确性，当时形成的调查材料，直到现在，仍然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材料。

第二步是训练人才。晏阳初认为，无论是研究实验，还是推广研究实验的结果，都需要大量人才。中国虽然号称有四万万人民，然而大多只是些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不是社会学意义的社会人。所以要改造中国，实现乡村建设承担的民族再造的使命就必须训练乡村建设的人才。对此，晏阳初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要训练、由谁来训练以及训练什么这三大问题。总体而言，就是为了完成复兴农村、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任务，广大乡村建设的先进分子就得负起训练人才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训练，使乡村建设者都成为既有专门知识，又有创造能力，还有应世手腕的人。

第三步是表证推广。所谓表证推广，就是将研究实验所取得的成果用表证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广大农村。晏阳初认为表证推广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去完成，“我们工作的原则是只从事研究与实验，设立实验学校、表演学校，将研究结果，贡献给地方当局，让他们去推广”。^[64]

晏阳初虽然将乡村建设分为三个步骤，但是他同时又强调，这三个步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三者缺一不可。这三步工作，是互相连锁的，没有第一步的工作，则第二步第三步工作是无根;没有第二第三步工作，则第一步工作是无足。无根的没有生命，无足的虽有生命但不能远行。所以要实现农村运动的使命，完成改造民族生活的方法，需得要有这三个步骤。

四、乡村建设的队伍:“农民化”

晏阳初提出，要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其关键是“化农民”的问题。所谓“化农民”就是通过四大教育，使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成为“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了达到“化农民”的目标，他对乡村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农民化”。当时，乡村建设队伍的主要构成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很多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其中一些是学有专长的归国留学生，不少人都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如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晏阳初本人，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私书长兼公民教育部主任陈筑先，曾有8年时间在日本和美国留学;秘书主任谢扶雅，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校式教育部主任汤茅如，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乡村教育部主任傅葆深，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戏剧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民间社社长熊佛西，是哈佛大学博士;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是艾阿华大学博士，等等。^[65]

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晏阳初提出了乡村工作者要“农民化”的主张，即要求乡村工作者转变思想立场，“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农民，亲近农民，从而影响农民”。^[66]而要做到“农民化”，首先要求乡村建设者们深入民间，到农村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这样才能通过与农民的接触而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了解到他们的需要，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深入民间，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实行却是非常困难的。晏阳初曾指出:“到民间去这条路，好似遍地荆棘，颇不好走。都市里的人往土门土户的乡下拉，自然不易拉得上。同样，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东京帝大、清华、北大等学校所学的，亦不易拉到土门土户的乡下去。”为此，他身先士卒，1929年秋举家从北平迁到定县，和农民一样住进茅屋里。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城市里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以及大学教授、校长的优厚待遇，心甘情愿地居住到条件艰苦的定县农村去了。

晏阳初认为，要实现“农民化”，除了深入民间和农民一起生活外，还要虚心向农民学习，“要给农民作学徒。农民虽然不知科学的名词，虽然未曾受过书本式的教育，然而对于实际生活的知识与技术，我敢说，值得我们去学。一个青年，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留学东洋西洋，结果，学校越进得多，离社会越远。一般人以为书本形式的教育越受得多，便越有学识，越能了解社会。其实是很大的谬误”。^[67]

如前文所讲，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当前的“愚”和“穷”，都是知识分子向来不重视农村，轻视农民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他也特别强调乡村建设工作者要“农民化”。

五、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述评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应该是一个和平的建设运动，它补救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缺陷，它注意到了大多数人的教育问题，它使国内人人平等地享受国家的权利，它使国家的建设注意到大众化的问题，它使人民把国家的政令、法律法规等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华民族现代化问题上找到的突破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晏阳初关于乡村建设的若干思想依然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旨。2003年7月，温铁军在定县创办乡村建设学院时，就将当时晏阳初提出的搞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应遵循的九大信条雕刻在晏阳初塑像身后的墙上，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晏阳初以农民教育为突破口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倡开发农村劳动力，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健康水平和社会公德意识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具体方法，对于当今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农村形势仍很严峻，“三农”问题令人担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自身的问题，即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不高。党中央曾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方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有必要继承和发扬晏阳初的“博士下乡”精神，再创博士下乡洪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担负起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历史重任。当然，今天的农民、农村、农业已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要解决“三农”问题，是需要多方面因素来共同发挥作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奠基工作，正如晏阳初先生所讲:“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时，要发起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础，原因是人民已掌握这些事情。在进行基础训练和掌握基本纪律之后，人们知道如何同困难作斗争，在灾难面前，他们不再表现得无能为力了，他们有了力量。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路。”^[68]

另外，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社会的转型特别需要生产力不断进步。晏阳初在乡村建设的内容上，提倡对民力的开发和四力合建，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符合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潮流的;在社会转型的价值取向上，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也是面向现代化的。

当然，晏阳初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正确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真正病根所在，而将病根所必然带来的病象即愚、贫、弱、私当作社会的祸乱之源。他始终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残余的剥削，才是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以致1987年他回国期间看到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时无限感慨，说:“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和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这样的制度才能成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热心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能够身体力行、力排干扰，一心为人民办教育的精神仍然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