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邀请，游历美洲。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此次出游的目的，一是在美洲各地开办保皇分会，二是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三是为大同学校、爱国学社及会中各事发展筹款。而据梁启超自己所说，“此行目的，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41]可见从梁启超私心而言，他并不能完全认同康有为交给他的旅途任务，他更愿意把考察欧美政俗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而这次出行，也的确对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在游历美洲之初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仍然不忘谈及革命。1903年4月12日（三月十五日）日，他在温哥华致信徐勤述说书局之事和今后事业的计划，最后不忘革命一途，叮嘱其不要再公开倡言革命触怒康有为：“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由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固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结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故非孝高主全局不可也。此意兄能会否？”不要再公开以革命之言论忤逆康有为，是否意味放弃革命？“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42]4月13日（三月十六）在给蒋智由的信中言及此行的感想时说：“弟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43]此时“再”应相对于1900年失败的庚子勤王之役而言，对照前一封写给徐勤的信，“再做一场”即有心再图革命。4月15日（三月十八日）梁启超再次致信徐勤：“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谓然，但不可以告长者，再触其怒，致伤生耳。”[44]1903年5月，梁启超在波士顿进行了一场激情四射的演讲，他站在一面白色镶红边、上面有三颗星的、他理想中的新旗帜前激昂地传播自己的思想：第一颗星象征自奋，第二颗星象征团结，第三颗星象征平等。他说：“起来吧，去争取你们的自由和与你们的统治者平等的权利！”演说终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对于这次演讲的盛况，《波士顿晚报》评论说：“大共和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梁启超借助描绘未来之新中国，唤起了潜在的爱国热情，东方的马克·安东尼告诉中国人，他们怎样处在奴隶的地位。”[45]日本的实业家荻野万之助于1903年游学于美国时拜访梁时，对于梁的革命之心也有感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问梁是否一定要用革命的手段时，“他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克制着笑：‘也许不得不炮火相见’”。[46]
从上述内容看，梁启超在游美初期仍是有心革命，但碍于起事的失败、师友的反对、与革命党的公开交恶等环境所限，有心革命而无力彻底脱离康营，因此不得不改变以往直言革命的方针，暂时向康有为妥协，由公开转为秘密。
梁启超在美国游历了大半年之久后，于11月30日（十月十二日）从温哥华乘中国皇后船返回亚洲，12月11日（十月二十三日）到达横滨，历时10个月。经过这次北美之游，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8月19日（六月二十七日），已经游历了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纽约、圣路易、芝加哥等地的梁启超在给蒋智由的信中说：“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47]较之四个月前同样写给蒋智由的信，由“再做一场”骤然变为“不敢复倡革义”，与写给徐勤的信中所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骤然变为中国之亡“亡于新党”。这样的转变不能说是突然的。早在这年年初发表的《敬告我国民》中，梁启超说：“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亦有人矣。吾又勿论其主义之为福、为毒于中国，惟请其自审焉，果有实行此主义之能力与否而已。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48]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就已经对“破坏”在中国是否可行产生了怀疑。
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因为香港《中国日报》上刊载的其在横滨演说有不实报导，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启示，其中提到从此“排斥共和”“不言共和”等彻底放弃革命共和之论，至于放弃的原因，他说：“此后方将著书昌言之”。[49]以此为转折点，从1903年末开始，他连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俄罗斯虚无党》《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大陆游记》《新民说》《世界将来在势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章，宣告自己的转变。对于梁启超言论大变和对“破坏主义”的“革命排满”的完全放弃，社会舆论哗然，攻讦诋毁之词纷沓而致，使梁启超一度十分困扰，更是有署名为“和事人”的读者写文章欲劝革命党和保皇党联合，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决然放弃革命，梁启超作《答和事人》，现将部分内容节录如下，略见梁启超转变的心路历程：
“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50]
1906年冬，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近日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51]在对待革命党的态度上，梁启超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性，直接反映便是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一场长达两年的笔战，字里行间刀光剑影。梁启超凭借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积累起来如日中天的声望，以《新民丛报》为阵时，大有一夫以当成勇之势，此间文章与之前的“破坏”言论大相径庭，至此，他也达到了“死战革命党”的顶点。1906年开始，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刊载《开明专制论》，反复论证中国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连君主立宪的条件也不具备，只能通过实行开明专制进行过渡。至此，梁启超的政体思想经过了现实的改良、激进的革命、浪漫的共和，再次回归到了立宪派的阵营。
如何看待梁启超在对待政体问题上的三次选择和转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述他转变的原因时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齑而吹，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一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看。”[52]这段自述阐明的原因有三点：康有为的反对、与革命党的交恶以及自身思想的转变。三个原因共同影响了梁启超在革命道路上的去留。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三点原因对于梁启超的这一转变是最重要的，梁启超一生事业的追求始终如一，就是使中国独立富强，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他都在努力实现这个追求，只是实现的手段和方式会随着他思想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因此对于梁启超来说，革命和维新都只是一种手段，反对清政府的目的上是一致的，“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救国的途径可以依环境而发生变化，就像他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时信中所说：“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53]所以仅从手段上看，梁启超在政体的选择上确实是摇摆的、多变的，而从他的救国的最终目标上看，他又是专一的、锲而不舍的，只要能够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独立富强，那么革命和改良可以随时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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