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转变（—）

第二节　思想转变（1947—1957）

1947—1957年正是我国从旧社会向新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十年，也是我国基督教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教会在美国传教士控制之下，站在了人民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阻碍革命的一支力量。解放后，“共产党政权第一件事就是要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不会允许一个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教会的存在。”⁽¹³⁾中国基督教会的领导人也认识到:基督教只有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社会，才能生存和发展。1949年7月、8月，吴耀宗先生先后在上海《大公报》和《天风周刊》上发表《基督教的改造》和《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基督教》两篇文章，提出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指出了基督教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途径。接着，1950年，基督教界发起、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自革新运动”（1954年改为“三自爱国运动”）。

作为身处于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从社会环境的大趋势而言，汪维藩也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影响，受到当时基督教界轰轰烈烈的“三自”运动的影响，从而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社会、新的环境。正如汪维藩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在当时的环境下，“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¹⁴⁾信仰与政治，灵性与行为，爱国与爱教，在这条道路上，汪维藩走过了10年的人生历程。这10年在其人生当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其思想信仰上无疑也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1948年，汪维藩21岁，考取了中央大学教育系。旧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人及这个社会本身都被水深火热包围着，被苦难压迫几至变形，在这样一个社会，滋生出一种畸变的神学，即基要主义神学，其极端者视世界与人性为绝对的邪恶，以对人生和历史的绝望态度等待基督再来之末日；他们认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从而对共产党充满担心、疑虑和疑惧。这一畸变和扭曲的神学迎合了当时中国处于绝望中的一批信徒。一些青年学生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迷惘、困惑，茫然不知所措，上述观点正切中了他们空虚、迷茫的心灵。

汪维藩当时也受到了影响。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全称叫做“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英文缩写为“IVF——Intervarsity Followship”，是基要派中一个趋向保守的组织，他们提出四条“共同信仰”作为标准:1.信圣父、圣子、圣灵为三位一体之真神；2.信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3.信主耶稣由圣灵藉童贞女道成肉身，曾钉死十字架，替人赎罪，复活升天，必二次再来，审判世界；4.信唯一的救法，是以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从圣灵重生，得为神的儿女⁽¹⁵⁾。受到该组织宣扬的基要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信徒只追求个人蒙恩得救，不关心政治、社会问题，逃避现实。加之，抗日战争结束后，许多西方教会，特别是美国教会重新控制了中国基督教的经济、人事大权，他们散布反共言论。再加之，国民党负面宣传的蛊惑和影响，许多中国基督徒对人民革命和解放战争抱疑虑，甚至敌视态度。受到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汪维藩也对共产党、新中国存有疑虑，并发展为有抵触，担心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会不会消灭宗教？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成为汪维藩接受新社会、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障碍。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的那样，旧社会形成的那种畸变、扭曲的神学观点“必然显得和一个带有道德内涵的新社会格格不入，并且成为处于这一新社会之中的广大信徒的精神桎梏，使他们处于持守信仰与热爱现实的‘两难之间’，其中青年人更是如此。”⁽¹⁶⁾汪维藩后来在《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一文中，对自己当时那种对人民革命和解放战争的疑惧、抵触想法作了深切的忏悔:

“使徒保罗为自己的弟兄和骨肉之亲蒙恩，甘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但我们的心如何？是自私而又冷酷无情！解放大军渡江后，我们甚至祈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用美国的原子弹毁灭世界，好让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是参加这种祷告会的青年之一，当时正在大学读书，爱主之心热烈而诚挚，但却怀着一颗雅各、约翰的心⁽¹⁷⁾，一颗先知约拿的心——对人民的苦难幸灾乐祸。”⁽¹⁸⁾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气象，信徒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真、善、美，是一个公义、和平、理想的社会。汪维藩也看到了这些:

“四五年来，就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数亿农民从几千年牛马一样的生活下被解放出来，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开始走向幸福的生活。一些在旧社会连最低要求的保暖也无法满足，而经常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的人，今天却有了自己的衣食、住处，而且明日的生活将比今日更为美好……只要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利害得失而看新中国，我们能不承认新中国是一个蒙神祝福，公义抬头的国家吗？”⁽¹⁹⁾

事实证明了一切，事实也教育了人民。爱国的基督徒开始了灵性上的、思想上的转变和醒悟，开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具有深沉的民族情、爱国情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汪维藩也开始认识到保守的基要派信仰的褊狭和自私，认清了这种神学和新社会的格格不入，他认识到，要与新社会相认同，相协调，就要改变、抛弃旧社会接受的畸变和扭曲的神学观点，而“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回到圣经寻求新的亮光与信息，要看上帝如何说”⁽²⁰⁾。认识到这一点，汪维藩开始从灵性上转变和醒悟:

“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承认在已往的日子当中，因着不明白他的心意而有的过犯与罪孽，并且从头学习爱人，学习关切人的生活，关切人的平安，人的幸福与人的自由。这样，我们将更能体贴主的心意，主也更能用我们去为他做见证，我们也将更能归荣耀给神。”⁽²¹⁾

这里，汪维藩对自己以往的错误想法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笔者认为，他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做，除了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和教育外，主要是因为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忏悔意识，这是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因素，也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品质。汪维藩在效法基督，追求成圣的过程中，经常进行这种对自我灵魂的剖析和对蒙尘之良心的净化，在《野地里的百合花》第八十和八十三篇中，他认识到:

“我是那样的卑微，怎么敢和主相比呢？竟然不像主那样，能进却不能退。有了一点名气，就沾沾自喜；实际情况和名望并不相符，却陶醉得不想退到主面前。个人的名利，我还没有把它看如粪土；虚荣与私心，却常像污浊的水浪，在我里面翻腾。

……

邪情和私欲就像迷雾那样，遮蔽了我的一双眼睛，使得我昏昏沉沉。求主洗净我，去掉这些灰尘；免得我跌倒了，整个身子都被毁灭。”⁽²²⁾

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来不得半点强迫，需要自觉自愿地改变，自觉自愿地接受。一般而言，旧有的观念很难改变，新观念很难被接受，但是新观念一经被自觉自愿地接受就又成为很难被改变的固有观念。汪维藩思想认识上所发生的转变也是这样，即使经受“文革”浩劫的火洗，一经转变，永不后悔，正如他引用恩格斯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的话:“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但“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²³⁾汪维藩在《自牧》中也说:“50年前奉献的初衷是为中国教会；后又坚振⁽²⁴⁾为:为独立自主后的中国教会。再艰难，再窘迫，我不能离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教会。”

解决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消除了横亘于热爱现实与持守信仰之间的鸿沟，汪维藩开始接受“三自革新运动”（1954年改为“三自爱国运动”），接受新社会。同时，作为一名对信仰充满了无限热忱的基督徒，汪维藩又保守着自己坚定的信仰立场，坚守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圣经权威。按照汪维藩的理解，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基督徒接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寻求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而不同”的“和”，求其相辅相成。但，求其“和”不能以放弃自我为代价，不能以苟同为代价；求其“和”的同时还要守其“中”，“中”者不偏也，偏离传统信仰以求其和，这是君子不屑为的事。⁽²⁵⁾

汪维藩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在南京黄泥岗教会参加礼拜。当时，黄泥岗教会的牧师是杨绍唐，在其影响下，汪维藩的灵性生命开始成长，1949年夏秋之际经验到了基督徒的悔改和重生。汪维藩后来这样评价杨绍唐对他的影响:“他是我奉献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和领路人。”据汪维藩回忆说，他的悔改、重生和其他人不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很多个夜晚的悔罪；不但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对过去所做的错事进行了补偿和纠正。汪维藩在《保罗的异象人生》一书中指出:基督徒的悔改经历各不相同，有人是悔改归向之后受洗；有人是悔改与归向几乎与受洗同步；有人则先受洗而后才有内心的悔改与归向；也有人虽已受洗却始终没有悔改，没有归向基督，他本人的经历属于第三种。在这本书中，汪维藩还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悔改归向神是一次发生在心灵最深处的终身难忘的震撼，而这段悔改的经历，也只能说是按照他当时所能认识的水平对自己做了一番清算，从而为自己的属灵追求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更难的是如何做到一辈子保持一颗对神对人“无亏的良心”。⁽²⁶⁾这种震撼人心的悔改经验，使汪维藩的灵性生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他的信仰已经从过去的那种仅仅满足于心灵的慰藉和情感的依托上升到了自觉进行灵性的修养和锻炼，向上帝坦承一切，奉献全人的境界。这种坚定的信仰热忱，最终促使汪维藩于1951年（24岁时），在大学还有一年即将毕业的情况下，从南京大学肄业，转投神学院，做出了一件无论在当时政治气氛非常浓厚的情况下，还是在现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对一般人来说都难以理解的惊人之举。这也正是汪维藩性格上的不同于常人之处。

做出了去念神学的决定之后，汪维藩还需要决定去哪所神学院。当时，南京有金陵神学院，汪维藩不愿意去，因为这是现代派⁽²⁷⁾办的神学院；上海有贾玉铭办的中国灵修学院，汪维藩也不愿去，因为虽然信仰相投，但是它没有参加“三自”；汪维藩最后选择了位于杭州的中国神学院。

当时中国神学院既无领导，也无后勤和收入来源，只有邱钰源和牛述光两位老师，不仅课开不下去，两位老师和30多名同学的生活都相当困难。后来在杭州教会的帮助下解决了教师的问题，汪维藩则带领神学生们勤工俭学，在课余时间种菜、做木工、刻钢板（印讲义）等等，“就这样，苦苦撑过了将近一年”⁽²⁸⁾。后来，汪维藩和丁光训主教分别去香港访问，在一次宴请时，丁主教风趣地对香港协进会的主席说:“我们的汪维藩同工，在他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是神学院的院长了！”。

1952年，随着“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神学院、教会都切断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审时度势，决定合并神学院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这样，华东13所神学院校合并成立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丁光训任院长。于是，汪维藩从杭州中国神学院转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学习。他说，之所以称为“协和神学院”，是因为在神学院里，允许基要派和现代派两种不同的神学观点同时存在，并且持有这两种神学观点的人，“通过反帝爱国的觉悟……找到了共同的且是主要的四个信仰的基石”⁽²⁹⁾，汪维藩提到的这四个信仰基石已被金陵协和神学院宣布为四条基本信仰，出现在1953年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第一份招生简章上，其内容是:

“（一）全部圣经为神的启示，包括一切有关得救的要道，为信徒信仰的基础和行为的准则。（一）独一上帝为万物之本、人类之父，满有公义和慈爱。（一）耶稣基督为上帝的圣子，为了救赎世人，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做教会的元首、万世的救主。（一）圣灵为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做重生和成圣的工作，在教会里赐给信徒各样的恩赐。”⁽³⁰⁾

汪维藩说，耐人寻味的是，这四条没有序号，条目都是“一”，意味着四条信仰同等重要，为各派所共同遵守，体现了互相尊重的精神，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这种互相尊重的精神还体现在课程安排上:同一门课程，既有福音派的老师讲福音派的神学观点，福音派的学生听；同时也有现代派的老师讲授现代派的神学，现代派的学生来上课，两派神学主张在一个神学院里和谐共存，在这种互相尊重的气氛下，各派神学师生广泛接触、交谈、共同早祷和聆听讲道。汪维藩说，在神学院的早祷、讲座，以及少数他也能听课的现代派老师的课堂上，他从未听到过任何否定圣经权威和基本教义的内容，这使他感到，“在金陵出现了敬虔的‘现代主义者’和开放的‘基要主义者’”⁽³¹⁾。

在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四年（1951—1955），汪维藩的神学造诣有了很大提高，神学观点也不再褊狭，由一位保守的基要派基督徒开始向开放的福音派神学家转变。解放初期，汪维藩参加三自革新及后来的三自爱国运动，解决了基督徒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问题，但思想信仰上却仍然与非基要派信仰保持着距离，与所谓的“不信派”划清着界限，仍然固守着基要派褊狭的宗派主义意识，这在其选择去哪个神学院这件事上已经体现出来。然而，经过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四年的学习，汪维藩不仅在神学造诣上有了很大提高，思想信仰上也开始有了重大转变，其基要派固有的宗派主义意识开始消除。汪维藩在其《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一文中真实地道出了这种转变的过程:

“南京教会的三自革新运动开展以后，我接受了在反帝爱国基础上团结的原则；但所谓信仰上的距离却依然存在，一种‘纯正信仰’的优越感也还盲目地继续支配着我的一言一行……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来正像是做了一场梦，而今在梦醒之后，又回到了初蒙恩时的那一种单纯的情况之中。我重新发现:一切在基督名下的人……都是主用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在他们里面，有着和我相同的基督的生命。只是一种人为的鸿沟，使我们分裂了那么久，那么远。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些只是在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两年多来，我从几十位有着不同神学观点的老师，领受了主藉他们赐给我的不同的属灵恩赐⁽³²⁾；我和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十多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唱诗、一同祷告、一同交通……我不能不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感谢神把我从错误的幻觉中引领了回来。”⁽³³⁾

在金陵协和神学院，通过与丁光训、陈泽民等造诣深厚的神学家对话、沟通，汪维藩认识到，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就像一棵从古到今不断生长的大树，不断生发出新的枝杈，显示出勃勃生机，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基督教之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教派；新教内部之分为自由派、福音派、新正统派等神学流派，都应该各有各自的位置，各有各自产生的原因，各有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应该是唯我独尊，势不两立。通过这种认识，汪维藩找到了自己的福音派神学观点在基督教思想史这棵大树上的位置，消除了其基要派思想固有的宗派主义意识，进而愿意与基督教自由派、新正统派神学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互相沟通和对话。这一转变是汪维藩走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的开始。

1954年，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期间，27岁的汪维藩与同为基督徒的李爱真在上海结婚，地点就在当时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的丁光训主教家，丁主教为他们二人证婚。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亲密伴侣共同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始终相扶相携，不离不弃。

1955年，汪维藩28岁时，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去江苏镇江市润中浸会堂做传道人，开始了其作为一名基督徒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受过正规神学院校教育的中国基督徒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漫漫征程。作为刚刚从神学院走进牧场的青年传道人，汪维藩和他神学院的几位信仰相投的同学，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许多难以理解和处理的问题，总结出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就以连环信的方式倾诉衷肠，交流经验。在孤单工作又无辅导老师的情况下，连环信对这些年轻人起到了相互帮扶、相互鼓励的作用，坚定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传道事业努力工作的信心。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8年2月“反右”之前，他们共写了30多封连环信，其中有些已经遗失，有30封信幸得保存。在从前，青年人之间以写“连环信”的方式来互通声气，保持友情，本是很普通的事情，这帮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总以为信的内容并不反革命，与政治不搭界，光明磊落，但在极“左”的年代，那就像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结果到了“反右”时，这些连环信就成了一件罪证被迫上交。幸运的是，这些信并没有遭到毁坏，而是被保存在南京市统战部的档案室，并于1980年汪维藩改正错划后发还给了他。正如汪维藩所说，这些信“幸得保存了50年代下半叶福音派青年的真实思想、情感……记下了30余年前我们这一代年轻时的思索、追求、迷惘与惶惑，从而也可窥见中国教会的一个剖面。”⁽³⁴⁾

面对新社会各种新气象、新变化，加之“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信徒们的灵性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从被蒙蔽的状态中觉醒过来，旧社会孕育的畸变、扭曲的神学中许多极端、保守的观点愈来愈受到信徒们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引发了1956年前后一场群众性的自发的神学大讨论，基督教界称之为“群众性的神学再思”，诚如段琦研究员所言，“它是中国基督教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产物，使神学走出神学家的圈子，为每个信徒所掌握”⁽³⁵⁾。作为受过神学院校专业教育的神学生，又有在基层教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汪维藩也积极参与到这场神学大讨论当中。他说:“面对解放后的新中国，面对为民族的、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忘我献身的人民，我们必须从神学上做出回答: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世界？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人、对待人……应当如何处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生命和真理的关系，救恩与伦理道德的关系”⁽³⁶⁾。汪维藩于1955年在《天风》、《金陵神学志》上发表了《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你们的灵如何》等神学论文，对自己以前的基要派神学狭隘的宗派主义意识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批判了基要派神学把信仰和世俗决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主张基督徒应该把爱神与爱国，爱神与爱人很好地统一起来。当然，由于这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必然难免偏颇和失误，对此汪维藩也曾写过一篇反思文章。

在这场神学大讨论的启发下，汪维藩开始思考中国教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956年，汪维藩写作了《震动我们吧，上帝》和《西罗亚之歌》两首诗:

震动我们吧，上帝⁽³⁷⁾

震动我们吧，上帝！

用五旬节的狂飙震动我们吧，

已经有一个世纪，我们沉默着

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给我们言语吧，上帝！

吩咐火焰的舌头降下来吧，

在乡亲们面前，

为什么我们老是哑口无言呢？

西罗亚之歌⁽³⁸⁾

求求你，西罗亚，

用缓流的池水

洗去我眼里的泥土吧！

在早春的阳光里，

让我看看大地

和孩子们的笑脸吧！

这两首诗均反映了汪维藩对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在“自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失语现象的忧患意识和对“自传”方向的探索，是汪维藩中国化神学之思的肇始。

1957年，汪维藩30岁，从镇江调到南京教会负责新创办的《圣光》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这个刊物是丁光训主教创办的，由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徐如雷先生任主编，创刊初衷是为了响应吴耀宗先生提出的“我们应当出版一种能够满足信徒灵性需要并对教牧人员有帮助的刊物”⁽³⁹⁾的号召。经过汪维藩及其同事的辛勤努力，《圣光》杂志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刊名是贾玉铭牧师起的，内容以培灵讲章、解经证道、教牧工作为主，虽然《圣光》杂志只出版了7期便被迫停刊，但赢得了众多信徒的喜爱，读者已经发展到7千人以上。众多基层信徒的肯定，让汪维藩觉得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聪明才干的工作，准备大显身手，大干一场。然而，正当此时，汪维藩受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波及，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在工厂、农村劳动的磨难与锤炼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