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重构方式与文化本真性保持

方清云

一、文化重构与本真性

中国正在经历着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规模和幅度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重构已成无法逆转之势。

“重构”一词“最早是用于计算机软件设计的词，所谓重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不改变代码外在行为的前提下，对代码做出修改，以改进程序的内部结构。”^[1]罗康隆先生在本文化与异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给出了文化重构的定义，认为“文化重构是指在族际文化制衡中一种文化受到来自异种文化的一组文化因子持续作用后，将这组作用作为外部生境的构成要素去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的适应性更替就是文化重构。”^[2]文化重构是文化变迁中的有意识变迁，此术语的提出旨在强调文化变迁中有社会群体的主观意识的主导或参与。调研表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浸透了民族精英的主观意识，少数民族社会正在发生的文化重构大多是由民族精英倡导，民族群体和其他社会力量推动完成的。

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挑战：一方面，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加快，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现代传播手段的创新，为文化互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媒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思潮和大众文化的流行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文化重构在经济主导下出现了庸俗化、碎片化、模糊化、趋同化，文化的“本真性”遭到了破坏。

“本真性”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源自希腊语“anthentes”，也被译为原真性、原生性、可靠性、准确性等。这一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哲学、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中，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领域主要用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旅游带来的文化商品化、文化复制性等问题。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3]。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原生态”，这个词最早来自于自然科学，指的是人类活动没有触及的纯天然的自然景观或自然环境。“本真性”和“原生态”是两个有联系有区别的概念，它们的联系体现在这两个概念都强调对文化本来面貌的保留和保护。二者的区别在于“原生态”强调保护的本来面目是文化诞生之初的、静止不变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否认文化重构，将文化导向故步自封。任何文化都是不断变化发展才以今天的面目示人的，静止不变地保持文化产生之初的本来面目本来就是一种不可实现的臆想，是一个伪命题。“本真性”则强调文化保护是在文化变迁中实现的，认为“文化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变化不失其本真性，只要文化事象的基本功能、该事象对人的价值关系，不发生本质改变，就是可以正常看待的”^[4]。

如何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既增加本民族传统文化对新时期新环境的适应力，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同时又能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避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的面目全非或千人一面呢？这是当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发现近年来景宁畲族自治县蓬勃开展的文化重构已经开始引发本民族人民和畲族研究者的争议，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畲族“三月三”节日庆典活动和畲族凤凰图腾的重构。当地受访者认为，“畲族三月三跟原来的已经不像了”；部分学者质疑“凤凰图腾”取代“盘瓠图腾”进行的文化重构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了畲族传统文化本真性在文化重构过程中是否遭到破坏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景宁畲族文化重构的现状和方式，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当代重构应以“原生性”文化重构为主，“创生性”文化重构为辅。

为了弄清畲族人民对重构文化的认同度，笔者在2012年4月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重构特征明显的澄照乡的金坵村，东坑镇的马坑村，外舍乡岗石村，鹤溪镇敕木村、惠明寺村等5个村共计发放100份问卷，回收9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93份。

二、景宁畲族文化重构的现状

畲族主要分布于我国闽、浙、赣、粤、黔、皖、湘七省80多个县（市）内的部分山区的，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畲族人口总数约为709592人。景宁畲族自治县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县域总面积1950平方公里，设21个乡镇、1个管理区、254个行政村。景宁是浙江省畲族发祥地，早在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就有畲民迁入，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全县总人口17．7万人，其中畲族人口1．8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0．85%，有7个重点民族乡镇和43个少数民族村。为了加快畲族文化发展基地的创建，近年来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制定了“畲族文化有形化、文化载体项目化、文化成果精品化”的原则，先后颁布实施了《全国畲族文化基地发展纲要》和《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不断推动畲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全面打造其在全国畲族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基地形象。当前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族文化重构态势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畲族图腾信仰文化的重构

传统的畲族图腾信仰包括“凤凰图腾”和“盘瓠图腾”两说。“凤凰图腾”源自畲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凤父龙母”，相传凤凰蛋里蹦出个凤哥，由百鸟抚育成人后，打死大蟒，打败猛虎，历尽艰险，娶龙女为妻，繁衍的后代即为畲族子孙。“盘瓠图腾”源自畲族关于男性始祖诞生的另一个神话，说盘瓠最初为高辛帝皇后耳中掏出的一条虫，“后置以瓠篱，复之以盘……因名盘瓠”^[5]。“盘瓠图腾”也有“龙鱼图腾”“龙麒图腾”和“麒麟图腾”等不同说法。在畲族传统文化中，“盘瓠图腾”相对“凤凰图腾”占据着主导地位，“盘瓠图腾”不仅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在畲族中代代相传，并且以祖图、族谱等形式加以保存，还以祖杖的形式加以雕刻崇拜。此外，畲族的山歌、宗教祭祀、节日庆典、日常生活习俗中都有盘瓠信仰的影子。

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畲族同胞认为“盘瓠图腾”是汉族文人对畲族的诬蔑，是封建统治者和大汉族主义者对他们历史的篡改。2006年6月18日，以浙江省苍南县畲族为首的畲族人上访、申诉，集体抗议“盘瓠图腾”的说法，是畲族人民反对“盘瓠图腾”提法的最尖锐、最激烈的一次行动，被称为“六一八事件”。该事件使得畲族“盘瓠图腾”在民众中成为敏感话题，在研究领域成为禁忌话题。今天在景宁畲族自治县，“盘瓠图腾”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提及，“凤凰图腾”取得了广泛共识并得以推广。在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族聚居村落，精心设计的凤凰图案被作为本民族标志，印制在畲族民居的外墙面上；在景宁畲族每年最隆重、规模最大的三月三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凤凰已作为本民族图腾向来宾推介；在景宁对外宣传的各类印刷品、包装袋上，凤凰图案占据了醒目的位置；在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凤凰的传人”已经成为描述畲族人民的典型修饰语。当笔者问及为什么不再提及“盘瓠图腾”时，当地一位畲族知识分子说，“盘瓠图腾”容易让人联想到承载民族伤心记忆的“犬图腾”；而如果将“盘瓠图腾”引申为“龙麒图腾”，又容易混淆于汉民族的“龙图腾”，没有典型性，所以干脆避而不谈了。

（二）对畲族三月三节日活动的重构

“三月三”是畲族的传统节日，在畲族人民心中是可以与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传统“三月三”节日的主要庆祝活动包括：“打山歌”、吃乌米饭和踏青欢聚等，主要功能是畲族人民自娱自乐和加强内部交流。近年来，民族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动畲族“三月三”活动不断重构，除了保留畲族“三月三”的传统活动内容外，庆祝活动每年都会增加不同的内容。例如，2005年，“三月三”增加了畲族婚俗表演、畲族打草鞋表演、畲族歌舞表演、畲族惠明茶道表演；2007年，“三月三”举办了摄影展、音乐作品创作演唱与研讨会、旅游推介洽谈会等文化事项；2008年，“三月三”增加了与台湾少数民族联欢活动的文化事项；2009年，“三月三”举办了“畲族服装大赛”；2010年，“三月三”活动借用网络媒介手段，举办了“首届网络文化节”，组织网友发博文、发帖参与景宁三月三活动；2011年，“三月三”举办了“中国电影家协会送欢乐下基层”活动；2012年，“三月三”活动增加了植树活动、海峡两岸民族乡镇发展座谈会、“中国畲族博物馆开馆仪式”等活动。不断补充进来的外来文化事项使畲族“三月三”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其与传统面貌有了很大差距。

（三）对畲族民居文化的重构

畲族的传统民居没有相对统一的建筑模式或建筑风格，其突出特点是以居住地的基本建筑风格为基础，依地形山势而建，以宜居和方便生产生活为目的。分布在不同区域的畲族民居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如贵州畲族民居往往具有干阑式建筑的特征，民居分为上下两层，底层局部或全部架空，用作厨房、厕所、猪圈、堆放农作物、柴草，或放养家禽、牲畜及雨天做活等用，楼上为卧室和起居室；浙南畲族的民居呈现出明显的江南徽派民居特色，是浙南畲族原生的居住文化与江南的徽派民居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居于福建的畲族民居则表现出显著的闽南风格，屋檐以白灰装饰成白色条带，屋脊端头瓦件高高上翘。笔者曾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做过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发现除了正厅供奉的祖宗牌位不同，当地畲族民居与汉族民居在外观上没有任何差别。

今天的景宁畲族县，畲族民居正在形成统一的畲族族属特色，与周边汉族有了区别性标志。澄照乡的金坵村、东坑镇的马坑村的民居窗户用木格式，并将木条镶成“畲”字样，在墙面或前廊栏杆镌刻或镶入畲族彩带纹样，用不同字体写上蓝、雷、钟、盘畲族的主姓，在墙面上印制了畲族标志性的凤凰图案；外舍乡岗石村、鹤溪镇敕木村的民居外墙统一用深黄的古泥墙颜色作为墙体主色调建成具有传统特色的泥巴墙。总之，当代景宁畲族民居的屋顶、山墙、墙身、节点细部等的装饰元素等都体现出了畲族独有的标志性特色。

三、景宁畲族文化重构方式分析

文化因子又称文化元素、文化特质，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传播学派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文化传播路径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对文化复合体进行解构研究的最小单位。分析文化重构中文化因子的借用情况和借用性文化因子所占比例，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文化本真性的保持状况。依据文化重构是否借用外来文化因子，我们将当代景宁畲族文化重构方式可以分为“原生性”文化重构和“创生性”文化重构。

“原生性”文化重构，即文化重构过程中未借用外来文化因子，文化重构建立在内部文化因子的演绎、创新、重组的基础上。“原生性”文化重构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内部文化因子替代性重构、内部文化因子的结构重组性重构、内部文化因子的新造性重构。“文化因子替代性重构”，即用本文化中存在的一种文化因子取代另一种文化因子，例如对畲族图腾信仰的文化重构用“凤凰崇拜”替代了原来占主体的“盘瓠崇拜”。第二种是文化因子的结构重组性重构，例如“三月三”节日庆典中将畲族日常民俗纳入“三月三”文化庆典活动中，如近年来被纳入“三月三”庆祝活动的畲族婚俗表演、畲族打草鞋表演、畲族歌舞表演、畲族惠明茶道表演，一直存在于畲族的传统文化中，只是之前并不属于畲族“三月三”节日庆典的一部分。这种文化重构是内部文化因子的结构重组性重构，属于“原生性”文化重构，这种重构方式使本民族传统文化更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第三种是内部文化因子的新造性重构，其文化事项虽然是新造的，但却是在内部文化因子的演绎和创新上完成的。例如对畲族民居进行的文化重构，新的文化事项在原文化中并不存在，却深植于畲族的图腾信仰、传统手工艺、民族姓氏等文化中。

“原生性”文化重构是基于本文化已有文化因子基础上的重构，因此重构后的文化呈现出“熟悉的陌生”的特质，易得到畲族群体和社会的认同。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主持装饰的畲族民居是否具有畲族特色”时，67%的人民选择了“有畲族特色的”，30%的人选择了“没有畲族特色的”，3%的人选择了“不清楚”。一位畲民的看法较有代表性，他说：“很多屋子上刻的彩带和‘盘雷蓝钟’的字形图案，我们屋子以前都没有。但是乡干部来说，这是我们的文化特色，是我们畲族的姓，我们觉得刻上去也挺有意思的。这样我们就跟汉族不一样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畲族了。”

“创生性”文化重构，也称为外来文化因子“借用性”重构，即文化重构过程中大量借用外来文化因子，文化重构中会产生与传统文化事项无渊源关系的全新的文化事项。如景宁畲族“三月三”节日活动中增加服装表演、摄影展、音乐作品创作演唱与研讨、旅游推介洽谈会、植树活动等文化事项，是畲族文化原本不存在的，是从现代文化中借用而来。这种“借用性”文化重构，也是典型的“创生性”文化重构。“创生性”文化重构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丰富性得以增强，却使传统文化的特征模糊化、趋同化。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及“景宁畲族三月三活动跟传统三月三活动是否一样”，78%的畲族人民选择了“不一样”，20%的人选择“一样或差不多”，2%的人选择“不清楚”。当我们问及一位选择了“不一样”畲族村民为什么来参加“三月三”庆典活动时，他说“感觉‘三月三’跟以前不大像了，我们参加只是为了看个热闹，很多唱歌跳舞的节目以前只在电视看过，亲眼看看，也算开个眼界。也卖点土特产，这几天人多，东西好卖。”景宁畲族“三月三”活动大量借用外来文化因子，这些外来文化因子基本囊括了当前所有的流行元素，结果重构后的畲族三月三给畲民“不像”传统节日的感觉。具有鲜明畲族特色的“三月三”节日演变成了任何地方、任何民族都可以举办的狂欢盛会。畲族研究者则称其为“畲族的嘉年华盛会”。^[6]

四、结论

调研显示，“原生性”文化重构给畲族人民“像本民族文化”的印象，畲民对此类文化事项认同度较高；而“借用性”文化重构产生的文化事项给畲族人民“不像本民族文化”的印象，畲民对此类文化事项的认同感相对低。“像”和“不像”是畲民对重构后的文化的通俗表达，是畲民对各畲族文化事项是否仍然是它自身，是否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个直观判断。笔者认为，畲族“三月三”节日文化重构后引发了族内群体和族外群体的争议，主要是由于过多的“创生性”文化重构使畲族传统文化的本真性被破坏。因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要想较好地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就应更多地倡导“原生性”文化重构，少量地、有选择地运用“创生性”文化重构，即以“原生性”文化重构为主，“创生性”文化重构为辅。

“原生性”文化重构产生的文化事项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给人“熟悉的陌生”的印象，这类文化重构容易引发族人的亲切感。“创生性”文化重构是借用外来文化因子为我所用的一种文化重构方式，在我国漫长的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这一重构现象也并不鲜见，适当运用“创生性”文化重构方式来发展本民族文化不会造成本民族文化的断裂和认同困惑。例如，自汉代起，西域音乐逐渐传入广大中原地区，如横吹、羌笛、琵琶、羯鼓等，本来都是西域的乐器，这时已经与来自北方胡地的笳、角以及中原本有的乐器共同组成了汉代的鼓吹乐。可见，有选择地吸收和借用西域音乐文化因子，不但没有使汉代的汉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风貌遭到破坏，反而使当时的汉族音乐文化特色更鲜明、表达方式更多元、表达意义更丰满。

与之相反，短期内过度地借用外来文化，则会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特征模糊化。例如，史料记载西汉时期龟兹国王绛宾，娶了一位在长安生活多年、深受汉族文化的浸淫的王后弟史。公元前65年，绛宾与弟史夫妇又到长安生活了一年，被中原文化深深折服。回龟兹后，仿照中原样式在龟兹建立了新的宫殿，让龟兹人穿起汉式服装，修筑道路，实行出入传呼、钟鸣鼎食的汉家礼仪。“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7]龟兹大规模地借用汉族文化因子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创生性”文化重构，借用的文化因子在短期内并未能有机地融合到龟兹原有文化模式中，结果导致龟兹传统文化的失真，受到了人们的非议，被认为：“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8]这话后来竟然演变成为一句成语——非驴非马。当然，今天当我们应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立场来辩证地看待龟兹的这一“创生性”的文化重构，一方面，它对汉朝实现国家边疆稳定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仅就文化多样性的保存这一问题来看，它无益于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保持。事实也表明，历史上的龟兹人从汉朝开始分化，部分向中原进发融入汉族，其余的留在原地，最终被其他少数民族同化。

各民族在漫长的杂处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互相借用对方文化因子，整合进自己的文化系统进行文化重构，这是不同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化自我发展的需要。为什么适度的“创生性”文化重构不会损坏民族文化的本真性，而过度的“创生性”文化重构就会破坏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呢？因为任一民族文化本身都具有固有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以一定的价值系统为核心，并按一定结构组织起来的文化内涵的整体，是融语言、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于一体，融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人本身的文化性格于一体而组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体系。文化模式具有系统性、选择性和整合性，任一外来文化因子进入一特定文化模式时，都必须经过一个选择、整合和改造的过程，唯有如此该文化因子才能成为本文化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这一“创生性”文化重构过程往往有时间上的要求，只有经过时间检验后被接受、整合、沉淀下来的外来文化因子才能获得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可，才会被赋予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如果外来文化因子进入本民族文化模式时，不符合本民族文化模式的特性，且进入时是在外力的强制下介入，不符合文化变迁的基本规律，一般很难被本民族文化模式所接受和整合。尤其是短时期内大量外来文化因子介入时，绝对多数的异质文化因子无法有机地融入本民族文化模式，无法获得与本民族文化相统一的特色，则会导致本民族文化呈现出不伦不类的失真状态。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注释】

[1]［美］马丁·福勒（Martin Fowler）著，侯捷、熊节译：《重构》，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年，第53～55页。

[2]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3]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5]（晋）干宝著，陶娥、邹德文、孔永注译：《搜神记》卷一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

[6]马威：《嵌入理论下的民俗节庆变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许嘉璐译：《汉书·西域传》，收录于《二十四史全译本》，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第1961页。

[8]许嘉璐译：《汉书·西域传》，收录于《二十四史全译本》，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第1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