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失德致灾观念的体现

在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影响下，唐人相信灾害是上天对人类错误行为的警诫和惩罚，与社会人事密切相关。德宗时《蝗虫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云：“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17]大和八年（834），诏“近者咎征所集，阳亢成灾”，^[18]都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在唐人眼中，引起天灾示警的人类行为主要包括以下若干类。

（一）政教不修

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树立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主张仁爱，注重品德。汉儒董仲舒希望君主行仁德泽惠，以消除灾异，其曰：“无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19]班固《白虎通·灾变》曰：“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也。”这种立国以德、修德免灾的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唐代君臣对仁德观念多所强调，尤其是在灾害之际。唐太宗坚信“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20]认为当常行仁义之道。代宗时，检校工部尚书、北庭行营、邠宁节度使马璘曾言：“旱由政不修。”^[21]裴曙曰：“灾害匪常，休咎由政。”^[22]唐晚期，盛均指出：“旱有三，曰天旱、国旱、人旱。……夫天旱求诸仁，仁洽而时丰。”^[23]总之，唐人普遍认为为政失德、不修政教，会招致上天降灾示警，必须加以补救。

永淳元年（682），关中水旱蝗灾，继以疾疫，高宗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直谏：“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24]开元十年（722）夏，伊汝泛溢，漂损庐舍，溺死者众。中书舍人许景先谓：“灾眚所降，必资修德以禳之。……诚宜发德音，遣大臣存问，忧人罪己，以答天谴。”^[25]玄宗诏遣使赈给穷乏。贞元十九年（803），权德舆《论旱灾表》指出：“销天灾者，莫若修政事；感人心者，莫若流惠泽。”提出赈贷粮食、蠲除赋税、漕运给实钱、太仓出粜、赦免冤狱等利民措施。^[26]宪宗时，白居易也提出：“人君苟能改过塞违，率德修政，励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则虽逾月之霖，经时之旱，至诚所感，不能为灾。”^[27]穆宗询问大臣赈灾邀福之策，礼部尚书韦绶对曰：“如失德以却灾，媚神以丐助，神而有之，且因以谴也。”^[28]以之托讽穆宗之不德。大和七年（833）正月，文宗诏：“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艰食，札瘥相仍。盖德未动天，诚未感物，一类失所，其过在予。”^[29]当社会出现重大变故时，皇帝经常下诏罪己，检讨自身失德之处。这体现了儒家的德政思想在唐朝处于较高位置。

当然，也有官员因勤政爱民而战胜灾害，白居易所谓“德胜令灾弭，人安在吏良”^[30]也，这从反面印证了唐代失德致灾的观念。例如，大历四年（769），时师旅后，怀州（今河南沁阳市）大旱，刺史马燧“务勤教化，止横调，将吏有亲者，必造至，厚为礼，瘗暴胔，止繁苛”。时天下蝗，物价昂贵，粮食难得，而怀州至秋“稆生于境，人赖以济”。^[31]唐人李观《苦雨赋》曰：“尧之水，尧民不悲；汤之旱，汤民不饥。故《志》曰：‘圣人在上，雹不为灾。’……所谓有德者灾非其眚，无德者吾见其无灾而为害也。”^[32]

（二）用人不当

用人不当是政教不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唐人眼中，臣强君弱、外戚专政、小人掌权等引起的阴盛阳衰，都可能引起水灾。^[33]

1.宰相失职。

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因闭坊市北门祈晴，驾车者苦于道路泥泞，于街中怨骂：“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恒雨，令我污行。”偏适逢中书令杨再思路过，亦无可奈何曰：“于理则然，亦卿牛劣耳。”^[34]很明显，时人将河南大水归咎于负有协理阴阳职责的宰相的失职，杨再思难辞其咎，在承认的同时，只好以驾车者牛劣为辞。天宝十三载（754）秋大雨，昼夜60日，陈希烈罢相，韦见素持蘅。玄宗因左右无人，谓高力士曰：“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高伏奏曰：“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眚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舒（轸）虑，难以获安。”^[35]史载玄宗默然，其沉默态度反映了他对宰相失职致灾的反思。

2.群小用事。

贞观十一年（637），黄河泛滥，溺死六千余人。魏征谏曰：正人不得尽其言，小人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治损德，而致水灾。^[36]认为朝政腐败在于奸臣和小人当道，使得君子贤人离位。宪宗被册封为皇太子时，顺宗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亲奏对者，当时内外咸言王伾、王叔文专行断决，日有异说。又属频阴雨，皆以为群小用事之应，及将行册礼之夕，雨乃止。至行事之时，天景晴朗，有庆云见，识者以为天意有所归。^[37]这对反对派势力对二王八司马改革的否定态度有所反映。

3.外戚专政。

神龙元年（705）七月，因洛阳水灾，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直谏：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廷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这种女主当政导致水灾的思想的实质是反对女人当政，是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映。中宗暗柔不君，韦后蒸乱，外戚盛。景龙二年（708），兼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请中宗抑母党：“今上圣复辟，宜退守园庐，乃再假光宠，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极。故阴气僭阳，河、洛泛溢。”^[38]

当然，水灾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所以唐人也多方检讨。神龙元年（705），河南、河北大水，宋务光《洛水涨应诏上直言疏》除了提醒中宗杜绝后廷干政外朝外，同时指出：“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致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39]其中就涉及了宰相失职、外戚专政、太子未立、小人窃权及闭坊市门的风俗等诸多方面，对用人问题多有涉及，惜中宗对此未加理会。与此相反，出于消灾的目的，很多皇帝会罢黜小人或无能之人、改任官吏。景云二年（711）六月，睿宗敕天下分置都督府二十四，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恶。议者以为权重难制，所授多非精选，请罢之，诏令九品已上议其事。已升任侍御史的宋务光曰：“国家下明诏，发德音，悯黎元，修古法，而拘文牵俗之党，諠然以为非，期破其议。或云权归于下，或以授非其人，遂令方牧拜而未行。朝典疑而将寝，不其惜欤？且授非其才，或可详择，权归于下，未之前闻。且率计天下，三百余州矣，今补二十四都督，物议以为未可。则良二千石安得三百余人耶？苟不贤，则百姓怨而和气伤，比者雨旱不调，未必不由此。”^[40]关于因灾罢免官员，后文弭灾举措中将有详述。

（三）刑法暴滥

古人认为冤狱可致怨毒之气上达云霄，激起神怒，因此有冤狱致灾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唐代也十分流行。显庆四年（659）二月，大雨雪，《新唐书》云：“方春，少阳用事，而寒气胁之，古占以为人君刑法暴滥之象。”^[41]玄宗时还有“御史雨”的传说：开元中，监察御史颜真卿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42]因此，唐代有时“因想求福报而肆赦，祭祀所以昭报神明，悦神邀福”，^[43]因求雨而审理冤狱，^[44]以体现皇恩浩荡，表现为政者的德政与宽容。

开元八年（720）正月，侍中宋璟疾恨负罪而不停妄诉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上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戏于玄宗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指宋璟）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不出。”^[45]玄宗心以为然，对宋璟制造冤狱而招致旱灾有所不满。此则故事反映了唐人冤狱致灾的观念，同时表明了唐人认为魃鬼为虐会导致旱灾。传说魃是身居南国热乡因旱灾而出现的鬼怪，有至长二三尺者。永隆元年（680），长安获一尺二寸长、形状怪异的女魃，该年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46]独孤及曾写道：“阳骄阴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后土降干，百谷恐竭。”^[47]垂拱二年（685）三月，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48]瞿同祖指出：陈子昂的话代表当时一般人对于灾异与刑法的传统看法，而以武后不从其谏为非正，这是史书连篇累牍其上书内容的原因，^[49]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唐代因灾录囚、赦免冤狱之例颇多。例如：大和元年（827）夏，京畿、河中、同州旱，文宗诏：“自春及夏，亢阳为害，……岂庶狱之未孚，将一夫之不获，……其京畿见禁囚徒，犯死罪非故杀人者，并降流，流已下罪递减一等。”^[50]咸通元年《疏理滞狱诏》曰：“冤霾既聚，和气乃伤，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蟊贼，所以为灾。”^[51]

但是，唐代实行因灾录囚也是有其他考虑的。作为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神被相对忽视，故常发生儒法对立。但在古代儒法相反相成，缺一不可。唐代开放多元，儒释道等多种思想并存，所以既赦冤狱，又有所限制。证圣元年（695），获嘉县主簿刘知幾上表劝武则天赦宥囚徒要谨慎，引用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如果经常赦宥，会使犯法之人无所顾忌。开成元年（836）五月，文宗以“为政之道，自古所难”询问宰臣，李石对曰：“但朝廷法令行，则易。”文宗曰：“凡犯罪过人，不得赦宥。”^[52]所以，唐代诏敕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赦天下，常赦不免者，不在赦例。唐人赦宥会过头思想的明显事例是卢商、封敖录囚一事。大中元年（847），宣宗以旱故，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于尚书省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日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左谏议大夫张鹭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系囚，虑有冤滞。今所原死罪无冤可雪，恐凶险侥幸之徒常思水旱为灾。”诏从之，卢商因误纵死罪，被罢为武冒军节度使。^[53]

（四）乖于时令

与天人感应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严格按照节令安排日常农事活动，依天道四时行政令，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化。《礼记·月令》分月记载气候和生物、农作物的生长关系，并制定相应的保护、管理各种生产的政策和措施，视违反时令行事为有违天道，必将招致自然灾祸和人事祸患，即所谓“天谴”、“天罚”。^[54]有学者认为：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制定的行政月历《月令》一派著作讲究季节时令，符合生产需要，儒家、道家、法家都加以采用，并有所融合和附会。^[55]之后，“《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56]

唐人继承了前代遵循时序以合天道德思想，认为：若“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欬鼽嚏疟寒疥疠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57]因此，应“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58]如有违背则会引起灾害。唐代皇帝曾多次命令阅读、抄写《月令》，《唐会要》卷26专列“读时令”一节，《册府元龟》卷564《掌礼部》也有太宗、玄宗、肃宗、文宗等时期读《时令》的记载^[59]。唐代君臣读时令一般于孟春，《新唐书·礼乐志》详载其仪式、程序。^[60]唐代读时令形成习惯，被列入开元礼之嘉礼。武后曾“诏百官议告朔于明堂，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于朝廷。”^[61]大和八年（834）二月君臣延英议事时，文宗以近岁阴阳不和，水旱为害，恐作事有乖于时令，施教未合于天心。询问大臣读《月令》因何停废，中书门下因奏请从来年正月依《开元礼》读时令，从之。^[62]大臣也以违反月令为由反对兴役。景云二年（711）春旱，中书舍人裴漼上疏：“春夏毋聚大众，起大役，不可兴土功，妨农事。若役使乖度，则有疾疫水旱之灾，此天人常应也。”^[63]除了官方，唐代民间亦非常注重时令，唐末农书《四时纂要》即采取月令式的形式记载四时农事安排。

但也有唐人对依时行令提出异议。贞观十年（636），太宗询问侍臣月令何时出现及是否奏效，侍中魏征答以“秦汉以来，圣王依月令事多。若一依月令者，亦未有善”。^[64]柳宗元指出：“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65]认为：“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则人勇而有劝焉；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则人惧而有惩焉。为善者日以有劝，为不善者日以有惩，是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66]魏征与柳宗元所言不无道理，是对四时政令思想的一种补充。

（五）奢侈浪费

避免奢侈浪费是唐人灾后省察中重要的一项。例如：上元三年（676）八月，青州大风，齐、淄等七州水，诏停此中尚梨园等作坊，减少府监杂匠，放还本邑。两京及九成宫土木工作亦罢。^[67]贞元四年（788）夏，关中旱饥，赋调不入，国用亦窘。诏：“本其所以，罪实在予，万姓何辜，重遭饥殍。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诫。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凶荒。”^[68]大和七年（833）闰七月，诏：“阴阳失和，膏泽愆候，害我稼穑，灾于黔黎。有过在予，敢忘咎责。从今避正殿、减供膳、停教坊乐、厩马粮减刍粟，百司厨馔亦宜权减。阴阳郁堙，有伤和气，宜出宫女千人。五坊鹰犬量须减放。内外修造非急务者，并停。”^[69]重灾后，粮食产量锐减，节省费用、停止不急之务，虽不是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之法，却不失为别无他方开源时的良策之一。

唐人相信天谴，上述人类社会的各种错误行为都被视作天灾示警。当然，以上并不能涵盖人类的错误，唐人认为有失礼节、失时兴修土木工程等，均可致灾。^[70]如配享失位，就会导致神不降福。宝应初，代宗接受礼仪使杜鸿渐等建议，郊天地以景皇帝配座，宗庙亦以景皇帝配献。至永泰二年（766），关中大旱，三至六月不雨。执事者多云：“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71]诏旨令百司议，乃止。同时，古人讲究心诚则灵，有时将灾害的降临归为自身心不诚，或诚心程度不高。如：开元七年（719），诏曰：“天灾流行，诚或未感。”^[72]大和二年（828），刘蕡应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对策曰：“救灾旱在致精诚。”^[73]咸通十年（869）六月，懿宗制：“动天地者莫若精诚，致和平者莫若修政。”^[74]即虽然做法对路，但若心不精诚，只做表面文章也没有效果。

唐人认为灾害系于人事，其认识具有合理性。因此，灾害发生时，君臣常反省己过以禳灾。毋庸置疑，注重人事有利于救灾。天谴论虽有相当局限性，却不可一概抹煞，它在当时社会间接地对救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