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伟《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统计唐代疫病31次，但其统计有疏漏错误处。[216]在参考其统计并加以辨伪补充的基础上，我们统计出唐代有39年、至少42次发生疫灾（见图表2.5—1）。[218]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中国第一个疫灾高峰期，[219]唐代并不是疫灾的多发期，平均6.9年一次。这与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所言中国疫灾变化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温暖期往往为疫灾稀少期的结论[220]相一致。
图表2.5—1 唐代疫灾简表
④ ［宋］林亿等撰、［明］程衍道校梓《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卷13“炙骨蒸法图四首”载：“骨蒸病者，亦名传尸，亦谓殗殜，亦称伏连，亦曰无辜。丈夫以癖气为根，妇人以血气为本，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通，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沈羸，纵延时日，终于溘尽。”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刊本。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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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次疫灾发生于李吉甫镇淮南日，据《新唐书》卷146《李吉甫传》，其时间当在元和三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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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次旱疫发生于李翱任庐州刺史期间，据《唐刺史考全编》卷129，李翱任庐州刺史在敬宗宝历元年，大和初入朝为官，第1764页。李胜伟《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将此次疫情误列作宪宗元和十五年（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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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载“：然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北逾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过镇戍，望风降贼。”第5392页。李胜伟《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将此次黄巢军广州大疫的时间定为广明元年（880），实当作乾符六年（879）。
② ［宋］薛居正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
③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中华书局1974年。
在唐代39年疫灾中，史书明确记载“大疫”者10年，其中永淳元年发生两次疫情。除了史书明载大疫的灾情外，跨道多州出现的疫情也表明了疫灾的严重性，如贞观十八年、神龙三年、大和六年、大和九年。因此，唐代的严重疫情计至少14次。据统计，自殷商至清末，中国大疫共有385年。[221]如此大致不谬的话，则唐代大疫记录约占据中古大疫总数的3.6%，从历史记录看，唐代并非疫灾的高发期。
唐代灾疫有近一半衍化为大疫，往往形成暴骸满野，死者以千计的悲惨场景。冻国栋曾经选取唐肃宗上元年间三吴灾疫之例，对当时自然灾害和灾后瘟疫肆虐的情况及官府对瘟疫的态度等问题进行考察。[222]此外，其余疫灾影响亦大，不仅死者众多，还诱发了赋税摊及亲邻等一些社会问题。贞观四年（630），突厥部落，往逢灾厉，疾疫饥馑，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后相属。[223]宝应元年（762）十月，敕：“杭越间疾疫颇甚，户有死绝，未削版图，至于税赋，或无旧业田宅，延及亲邻。”[224]疫灾时不乏“死者相枕于路”、“民死者众”、“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人疫死者如麻”、“疫死者众”、“死者千数”、“死者太半”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因疾疫流行，不乏一家尽死者。如：大和六年（832），自剑南到浙西疫情严重，五月诏：“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者一半，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分本户税。”[225]咸通九年（868），河南府河南县尉李公别室与幼稚等寓居洛北，值岁饥疫死，家无免者。[226]咸通十一年（870），年多疠疫，里社比屋，人无吉全。[227]大顺二年（891）春，淮南疫，死者十三四。[228]仅据以上所举，唐代因疫疠而亡者至少数万人。当事人以能逃过大疫为“福佑之助”。建中四年（783），“盗贼震骇，亲友逃散”，麟游县令夫人李金“独居东洛，遇谷贵大疫，皆保康宁，福佑之助也”。[229]而水旱与疾疫等灾害交织，很容易引发社会动乱。永淳元年（682）六月，关中旱涝蝗疫，死者枕藉于路。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230]疫灾极大地加重了京师社会秩序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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