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技术控制的追求

三、终结技术控制的追求

克罗齐耶对技术控制的诊断是，“技术专家统治论与其说是知识发展的产物，毋宁说是由知识的封闭与方向错误而导致的。唯有开放知识的世界，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让科学得到更有效的发展，并减少技术专家统治的危险。”^[32]因而，克罗齐耶提出的矫治方案是，“要展开知识的竞争性互动，而不是制造清规戒律，或阻止知识的发展，以摆脱技术专家的同业组织给我们设定的种种束缚。”^[33]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都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但是，在他们之间，知识的价值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往往使他所掌握的知识服从于他自己的良心、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情结，而技术专家则放弃了作为人的人格，他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去运用知识。克罗齐耶所能够想到的就是在技术专家间形成竞争关系，以求尽可能地削减技术专家在知识运用上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竞争并不能把技术专家改造为知识分子，反而会使技术专家变得更专业、更精明，在迷信知识方面走向更加疯狂的境地。

显而易见，在对技术控制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是很容易让人分辨出两个基本要素的：其一，实施技术控制的主体是技术专家，他们因职业化而成为技术专家；其二，技术专家赖以实施技术控制的武器则是知识，他们同样是因为职业化而掌握了专门知识，比如，因为成为行政管理的从业者而掌握了行政管理的专门知识。所以，克罗齐耶会提出通过知识竞争去终结技术控制的意见。在20世纪后期，一种倡导组织学习的主张流行起来，甚至出现了一个“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将学习型组织的倡议与克罗齐耶的知识竞争联系在一起，可以把学习型组织理论看作是对克罗齐耶知识竞争设想的具体谋划。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如果把组织学习看作是组织管理层推动的对组织成员的教育运动，那还是囿于现有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产生的思路。在社会治理体系依然表现为官僚制组织的时候，在这个组织的科层结构中，在人们被中心—边缘结构所格式化的条件下，总是权力当家，关键的时候还是权力说了算。也就是说，人们因为岗位和职位的不平等而在这个体系中拥有的话语权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如何能够去开展知识竞争呢？所以，知识竞争的前提应当是知识与权力的分离，甚至，需要在组织中消解权力的权威，从而用知识的权威取代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组织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不再是官僚制组织了，而是一种我们所畅想的合作制组织。在合作制组织中，随着知识权威的确立，随着知识的功能转向为合作提供支持，人们之间也就不再可能出现为了某个方面而开展竞争的问题了，也就不再有知识竞争的问题。

合作制组织将从根本上消解技术控制，或者说，合作制组织的充分开放性决定了任何一种形式的技术控制都变得不再可能。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正在呈现越来越大的社会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在本质上是拒绝控制的，其中，技术控制也在拒绝之列。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并能够实现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比如，从当前的情况看，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开放知识的平台，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相信能够造就一个开放知识的社会形态。但是，网络的发展所呈现的这一迹象也引起了技术专家的恐慌，因而出现了一种试图扼杀网络自由的氛围。不过，这种情况并不能够让我们产生悲观情绪。因为，就组织学习而言，如果既有的具有官僚制组织特征的现代组织被合作制组织所取代的话，组织学习就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那就是，它将不再是由组织管理层推动的或号召的学习运动，而是组织成员自觉的学习过程，是发生在协同行动过程中的自觉学习，其结果是实现组织中的知识共享。当然，组织的知识体系是不断发展的，这也意味着组织学习无论在组织整体的层面还是组织成员的个体层面，都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反过来，这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也推动了组织知识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在组织边界开放和处于与环境的互动的情况下，组织成员每时每刻都会把新知识带入组织，并使其成为组织知识体系中的新的要素，激荡已有的知识体系。

全钟燮深刻地指出：“组织存在的生命力在于，成员在对组织作出承诺并接受组织特定规范的同时，仍拥有个人自治和自由。”^[34]恰恰是这一点，往往被控制导向的组织管理者所剥夺。当一个组织属于控制导向的组织时，管理者具有天然的强化控制的冲动，他们会把组织中的一切异常现象的出现归结为其成员的自由。所以，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去剥夺组织成员的自由。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引进，在增强了组织控制能力的同时也把组织成员的自由剥夺殆尽。虽然新技术使组织焕发了生命力，但是，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幻象，由于组织成员自由的丧失，组织自身必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特别是当建立在组织成员充分的自主和自由基础上的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迅速地置一切控制导向的组织于衰落的境地。合作制组织也必然是一个知识体，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流动的知识体，以物化的形式出现的知识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代表它的基本特征的方面。能够在知识的意义上反映出合作制组织基本特征的方面，则是能够迅速转化成组织成员的共识的那些每一个组织成员的知识、智慧、洞见和经验。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成员的见解和经验都具有对于组织来说可以成为共识的价值，但是，合作制组织拥有把那些有价值的智慧、洞见和经验迅速转化为共识的机制和技术性设置，并使那些不具有转化为共识之价值的见解和经验得到有效的淘汰，即使这些见解和经验来自领导，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表达的意见对于我们构想合作制组织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技术官僚和/或权威的变化公式的更替，只能是实验的延伸和渐进推广，也就是说，是面向各个水平的集体和体制的学习，更是使某个延伸成为可能的条件组织……从有意识的对行动领域进行建构的意义上讲，我们的集体行动模式的变革，是为了让个人更具有首创性和自主性，以这种方式组建的组织越多越好，而不是越少越好。”^[35]当然，合作制组织并不能满足于也更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更具有首创性和自主性”，但是，个人的首创性和自主性却是合作制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合作制组织中，专业化的知识和承担任务或解决问题的特殊技能，将是权力的最主要来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成为唯一的来源。而且，这种权力不是通过协商谈判的途径获得的，而是以一种众望所归的形式出现的。反过来，权力也不是协商谈判的筹码，而是服务于合作和促进合作的权威。

上述可见，克罗齐耶对于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开出了知识竞争的药方。谈到竞争，我们必须指出，官僚制本身就是一个竞争体系，特别是它的业绩导向原则，把所有的成员都动员起来参与到了竞争活动之中。但是，为什么克罗齐耶还会在官僚制组织中发现知识垄断和技术控制的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官僚制组织在知识方面缺乏竞争呢？这就是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合理性追求所导致的悖论。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合理性以及在科学化、技术化路径中所取得的任何一项进步，都有效地削弱了组织中的知识和智慧博弈，组织领导者与组织成员间不需要终日处于智慧对决的状态。然而，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全部组织成员都丧失了自主性，无论是组织中的领导者、管理者，还是组织中的一般成员，都变成了组织这架机器中的部件。也就是说，官僚制组织因其设计者的智慧而让全体组织成员都放弃智慧。如果在组织的运行中出了问题的话，那就重新求助于组织设计者的智慧，即进行改革。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组织的改革，或者说组织的全部建构过程，都是包含在组织成员的行动之中的。合作制组织没有固定的形式，因而不从属于形式合理性。合作制组织所拥有的是实质合理性，而且，这种实质合理性就是包含在组织成员的合作智慧之中的。在合作制组织这里，组织成员的智慧是用于合作的，而不是用于博弈的；组织成员的每一项合作行动都是对合作制组织的建构过程，而不是像官僚制组织那样，让组织成员在已经建构起来的组织中开展行动。合作制组织在形式上是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因目标、任务和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在不断的变动中之所以能够维持一种稳定的合作秩序，是由组织成员的合作智慧来提供保障的。所以，正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技术控制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