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逃难”与“揭露”笔名__鲁迅与周木斋

大学生“逃难”与“揭露”笔名__鲁迅与周木斋

大学生“逃难”与“揭露”笔名——鲁迅与周木斋

周木斋（1910—1941），散文家、杂文家、学者。名周朴，号树瑜，笔名辨微、列御、吉光、犹太、振闻等，江苏常州人。1931年去上海，任大东书局编辑，同时为进步文艺报刊撰稿，经常发表触及时弊的杂文。1934年后在《大晚报》任职，并为该报编文艺副刊《火炬》。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所作杂文内容坚实，文笔精炼，说理性强。主要著作有《郑成功》（传记）《消长集》（杂文集）《民主政治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等。

鲁迅“骂”周木斋有两条，一条是大学生逃难问题，一条是“揭露”何家干即鲁迅问题。

1933年1月21日，周木斋在《涛声》第2卷第4期发表《骂人与自骂》一文，其中说：“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自动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又说：“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丕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对此，鲁迅在《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两误一不同》等多篇文章中予以批评。(www.guayunfan.com)鲁迅说，他看了周木斋的文章，是“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指出自己“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1]接着，鲁迅对周木斋要求大学生“赴难”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一，鲁迅认为，周木斋是言行不一的人。“木斋先生……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2]，是欠妥当的。中国徒作豪言壮语者多，身体力行者少。当年周木斋也是年轻人，他要求大学生不应该逃难，要去抗战，这本意是好的，那周木斋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奔赴抗战前线呢？事实却不是这样，而是留在孤岛。自己做不到，或者自己不去做，却要求别人去做，而且，要求别人做的，近乎是送死的事，对这样的人，鲁迅是不以为然的。

第二，大学生“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3]鲁迅认为，如果“打不过”，不能硬打，更不能叫学生去硬拼。他接着说：“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4]看来，从孔子到鲁迅，都是反对以不教之民战，反对无视生命地“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的。

大学生如果不“逃难”，假使敌人到了，该怎么办呢？鲁迅分析道：

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5]。

鲁迅是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不是徒作大言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家。道理，鲁迅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连武器也没有的大学生，至多是“骂贼而死”，也许因此成了烈士，成了当局的“宣传材料”，到处演讲，但“于大局依然无补”。

第三，鲁迅认为，和日本人打仗，这主要应该是军人的事。“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6]鲁迅的意思是，大学生尚且不是中国“兵警”的对手，如何能对付得了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中国“兵警”对付学生很在行，屠杀了学生，却能开动宣传机器，说是“自行失足落水”了。可是，兵警在日本人面前，一般说来，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如果要责怪，周木斋应该责怪中国军人的不抗战，而对大学生则不应该如此苛责。

第四，鲁迅认为，对中国大学生要有实际的估计。鲁迅先是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说：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7]

大学生是中国教育的长期接受者，中国传统教育基本上是奴化教育，开口闭口，教的都是怎样忠君，如何服从。你要当爱国者吗？首先你得懂得爱专制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鲁迅看来和兔子也差不多，不跑，只有任人宰杀。所以，鲁迅说：“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8]鲁迅希望大学生能“踏上实地去”，经过“逃难”历程，能够有所历练，成为有韧性战斗精神的人。

鲁迅与周木斋的另一个“过节”，是所谓“揭露”问题。

1933年4月，周木斋在《涛声》第2卷第14期上，发表《第四种人》一文，对鲁迅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文人无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周木斋是针对鲁迅的观点，“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这里要指出的是，鲁迅并不完全否认张若谷在《恶癖》一文中列举的“文人无行”之种种，鲁迅在《文人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鲁迅只不过由“这些”——问题的一方面——引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文人无文”（关于鲁迅与张若谷的关系，我要另文评说，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关于“文人无文”，鲁迅是这样描述的：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9]

与鲁迅批评“左联”的“左而不作”一样，鲁迅是强调文人需要创作，作品是最为重要的。所以，鲁迅说，“除了……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我看不出鲁迅的话有什么不妥，鲁迅所抨击的文坛“恶癖”，即便今天也不过时。然而，周木斋却用挖苦的笔调，用鲁迅的话“这实在是对透了的”等等，对鲁迅加以嘲讽，把鲁迅称为“第四种人”（什么是“第四种人”呢？为什么这类人是“第四种人”呢？周木斋对他提出的这一概念也没有进行规范，读者对此也只能含含糊糊）。他的《第四种人》一文，有实际内容的，是这样一段话：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虽然比较含蓄，但从周木斋这些半通不通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你鲁迅批评别人“无文”，你本人又做了什么呢？你也没有《子夜》一样的大作，自然也不怎么样。你不下“罪己诏”，还在说“风凉话”，你这“第四种人”是什么意思？对此，鲁迅在《两误一不同》一文中回答说：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这里，鲁迅指出，他的文章是针对小说作者的，而周木斋却“混而言之”；至于下“罪己诏”，这显然是周木斋未必妥当的比喻，词不达意而已，所以鲁迅也只是做了一下调侃，“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只有皇帝，才有所谓下“罪己诏”的问题。

在周木斋眼里，鲁迅也是属于“文人无文”一类。鲁迅说他是针对小说而言，可是，便是不只针对小说吧，鲁迅小说之外的“文”算不算“文”呢？再退一步说，就算鲁迅也“无文”吧，“无文”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文坛“无文”的现象？食客当然可以批评厨师，而厨师却不能说，你自己不会煮，你煮的还不如我，你怎么能批评我？

在《第四种人》的最后，周木斋虽然只是点到一笔，但应该说文章有所深化，引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这里的“行”，我理解的是“作为”，文人不作为。从“文人无行”，鲁迅引出了“文人无文”的问题，周木斋再从“文人无文”提出了文人的不作为。这里，我感受到了智慧的愉悦，张若谷、鲁迅和周木斋的思辨，给人峰回路转之感。

周木斋特别强调，他的“行”用作动词，是行动的“行”。细细思之，周木斋的观点与鲁迅并不矛盾。鲁迅不仅反对文人无文，也反对“文人无行”（周木斋表述的作为动词的“行”）。鲁迅在《青年必读书》[10]中写道：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强调了“行”的意义，而没有把不会作文太当一回事。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

其实，以上也只是思辨问题，在我看来，无关宏旨。最让鲁迅不满的是周木斋说的“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认为是一种“揭露”行为。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并且将其与当年陈源的行为联系起来考察。陈源当年指出“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暗示当局，对鲁迅要有所处置（有类似劣行的还有梁实秋，他说鲁迅领了俄国人的卢布，暗示当局应予处罚）。鲁迅似乎是想把周木斋和陈源捆在一起，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人。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鲁迅的笔名。鲁迅一生用笔名之多，被称为“文史上第一人”。鲁迅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笔名呢？原因有多条，但其中一条是为了战斗的需要，这是没有疑义的。当然，也为了发表文章的方便。有一段时间，鲁迅的文章是被禁止发表的，很多文章就是靠着不断变换笔名，才得以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鲁迅众多的笔名，使得当年那些负责宣传工作的“专靠嗅觉”的狗，疑神疑鬼，“呜呜不已”。

被周木斋“揭露”的鲁迅笔名“何家干”，在鲁迅众多笔名中有其特殊的意义。“何家干”首次用于杂文《逃的辩护》（这篇文章是针对周木斋的，也许因为这，才引起了周木斋的强烈关注？），鲁迅以“何家干”为署名，发表了二十四篇文章，《逃的辩护》除外，还有：《观斗》《崇实》《电的利弊》《航空救国三愿》《不通两种》《战略关系》《颂萧》《对于战争的祈祷》《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文学上的折扣》《“光明所到……”》《止哭文学》《“人话”》《文人无文》《现代史》《推背图》《〈杀错了人〉异议》《中国人的生命圈》《“以夷制夷”》《言论自由的界限》《文章与题目》《不负责任的坦克车》。此外，瞿秋白作，后由鲁迅收入《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等七篇文章，发表时亦借署此名，均刊登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这些文章，集中揭露并猛烈抨击了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还说：他的这些杂文，其特点在于“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几十篇文章，在鲁迅作品中也是属于最富战斗性的一类，是投枪匕首式的短评。这类文章是为兼具特务功能的宣传当局最为头痛也最为痛恨的。

据曹聚仁说，鲁迅以为周木斋是他某论敌的化名，所以反应比较强烈。当知道周木斋是个实人时，鲁迅平和了许多。对于这段小不愉快，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11]此后，鲁迅还多次赞扬过周木斋的杂文。

1945年5月26日《西安正报》发表《〈大晚报〉发行人不受威胁》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介绍了抗战期间周木斋在孤岛的作为：

大晚报原为时事新报之姊妹报，同属于时事新报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事新报停刊时，大晚报主持人为供给孤岛上人士精神食粮起见，故忍辱负重，继续出版，但被迫将一切稿件送往南京路哈同大楼日寇所设之新闻检查所检查。该报编辑周木斋等因反对此事提出辞职，其向馆方辞职理由，即为“势不与敌人妥协”，此为沪市记者第一次正气之表现，周君嗣即加入导报，担任副刊编辑，后因乃父关系而脱离报界，未几逝世，识者惜之。

这段史料表明，周木斋反日的倾向是十分明确的，不仅有言论，而且切实地付诸行动，这实践了他自己所言：“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他“行”了，他为抗日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贡献。

【注释】

[1]《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2]《鲁迅全集·伪自由书·两误一不同》。

[3]《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4]《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5]《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6]《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7]《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8]《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9]《鲁迅全集·伪自由书·文人无文》。

[10]《鲁迅全集·华盖集》。

[11]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