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的思想贡献_孔子的故事

有子的思想贡献_孔子的故事

（一）曾子其人及在孔门中的地位

孔子弟子中有曾氏二人，即曾晰和曾参。曾晰名点，生年无考。一般认为他是曾参之父，《论语》中曾点有一见，但也有人因此而怀疑他的弟子身份，认为他是道家虚托的人物或当时避世狂士，如长沮、桀溺之属。这些疑问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孔子和孔子弟子当时的实情来看，曾晰恐怕还是孔门中人。

曾参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鲁国南武城人。《阙里志》言其为夏朝封于郐地的少康子曲烈的后代，春秋时灭于莒，曾家流亡至鲁，沦为贫民。“曾子弊衣以耕”，可见其出身与孔子亦大有相似之处，故能倾心于文化事业。他是孔门的后进弟子，可能是孔子六十岁以后招收的文化弟子。《弟子传》云：“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孔子晚年评价弟子时有四科之分，其中并无曾子，可见曾子到而立之年时仍无太大的成就。孔子日：“参也鲁”，这说明曾子天资较差，只是他能下苦功，再加寿数较长，所以在孔子去世后亦成名于天下。《论语•里仁》云：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www.guayunfan.com)后人（特别是宋儒）即以此次对话为根据，认定曾子可做孔学之传人。其实，孔子之所以强调“一以贯之”，可能是因为天资鲁钝的曾子为学过于支离破碎。正因为孔子批评得当，曾子也才以“唯”来应。《论语》又称曾参为“子”，因此人们认为曾子及其门人肯定参与了《论语》的编纂，以此来看，曾子在孔子去世后确实有以传人自居的举动，他自称“士不可不弘毅”，承传夫子之学显然是这种弘毅精神的一个方面。

曾子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孔学传人，除上述原因外，他在孝行和孝道上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在此关心的是，自称的传人与实际上的传人是根本不同的。其实，在孔子看来，只要弟子们能循正道而进，人人亦可是其传人，所以他生前并未有过指定传人的意图。

（二）曾思学派质疑

由于唐宋儒者的大力鼓吹，一般总以为先秦儒学最终形成了从孔子到曾子、子思和孟子的所谓一脉相承的“道统”。其实，韩愈这种主张，一开始就有学术以外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了与佛、道对抗而精心设计的一条传承线索，所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先秦儒学的发展固有其线索，但这种线索是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是自然的而不是安排的。战国末期的韩非认定儒家有子思、孟氏和乐正氏之儒，而乐正氏正是曾子之学的传人乐正子春。可见，在先秦人物看来，曾子、子思和孟子是三个著名儒家学者。而唐宋以后的儒者，却又提出“曾思学派”和“思孟学派”的说法，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孔子弟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在此先讨论曾思学派。

《世家》云：“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为孔子之孙，最早的出现处是《孟子》一书。《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语云：“昔者鲁缪（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其身。”鲁穆公于公元前四〇七年至前三七五年在位，此距孔子卒已有六十余年。《孔子家语》云孔子十五娶妻，次年生伯鱼。《世家》又云伯鱼五十而卒，则伯鱼卒在前四八三年。子思即使生在伯鱼之卒年亦无法与鲁穆公谋面，更谈不上什么任用了，可见孟子的说法是不足全信的。谈到子思与穆公见面的尚有《檀弓》，但《檀弓》又载柳若谓子思云：“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颇不类春秋战国之时的情形，所以，它关于子思的其它记载亦受到怀疑。我们如此研究子思，倒不是怀疑他的历史存在，而是想检讨一下他的由孟子树立起来的历史地位。

孟子为什么要抬高子思呢？这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道统意识，希望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加强儒家的地位。《孟子》言“曾子、子思同道”，孟子自己在言语之间又有颇为亲近、景仰子思之意，这样便有意无意地建立起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线索，后经唐宋儒者的利用，竟至产生了曾思、思孟学派。其实，同道与师承是不一样的，况且，司马迁亦未曾提到师承之事。所以，倘若子思果真是有道之人，则其思想更可能直接得之于孔子。另外，追随孟子的《檀弓》又云：

曾子谓子思日：“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日：“先王之制札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跋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显然，不仅子思不把曾子作师长看待，亦没有同道的意味，那么，此二子何能结成一派呢？

至于子思的思想学说，历来的争论之点在于子思和《中庸》的关系上。《世家》云：“子思作《中庸》”，但未有进一步介绍•这便引起了后人争论。现存《礼记》一书中有《中庸》一篇，朱熹认为即是子思所作，并传至孟子。清代学者崔述起而反对。他认为《中庸》的言语应在《论语》、《孟子》之后，又认为孟子引孔子语时总是明言孔子日，而《孟子》中与《中庸》同文处却是孟子独述，不言子思日。所以，崔述认为《中庸》大抵是子思者所撰，流传既久，至汉时竟以为子思所著。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持两可之论，认为《中庸》之中有子思的原作部分，亦有后人增补的部分。

其实，关于《中庸》的问题并不算复杂。司马迁用“世家”和“列传”形式介绍孔子和他的弟子，独不多言孔子后人，甚至连《中庸》的具体内容都未提及。再读今日之《中庸》，文体既不类孔孟之间，又间言秦汉之事，且其辞气之间，道家之口气亦颇重，所以，它决非是子思之原著，至多只可以说是汉儒以子思之原书为蓝本，杂以己见，遂成一书。

子思的生平，除《孟子》、《檀弓》等所言与鲁穆公有交流之外，《说苑•立节》说他是“居于卫，缊袍无里，二旬九食”，显然曾有过困顿的生活。《吕氏春秋•审礼》则云：

孔思请行。鲁君日：“天下王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日：“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日：“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

虽然此处的鲁君（未言是“穆公”）对子思的反诘正中孔子政治主张之要害，但看上去子思的政治行为颇有些类似于孔子，要做一个坚持原则的政治家。所以，当我们研究子思时，与其在《中庸》上纠结不清，还不如考察他的政治表现，与其说他是位道统之中的思想家，还不如说他是个理想主义的政治家。

（三）曾子的君子之行

在现存的有关孔子弟子的史料中，曾子及曾子一派占的比重较大，这无疑与孟子对他们的推崇有关。曾子生性鲁钝，入孔门又晚，成才也较晚，所以，他的思想发展是以稳健著称的。这种特征虽然利弊皆含，但从对孔学的推进来看，曾子不能不说是一位有创建性的弟子。

曾子既不如颜回那样的学才，又不像子贡那样的辩才，更不具冉求那样的干才，所以，他的稳健主要表现在“行”的方面。特别是在日常行为方面，他的君子之行，在孔门之中是颇具特色的。曾子对自己的要求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0]这种近取诸譬的修身功夫，显然是孔学的内容。但是，在孔子那里，修身的最高成就是“仁”，而曾子的修身目标却是君子，并且他心目中的君子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21]将仁的高标准落实到了君子之行上。事实上，曾子君子之行的特点也就在于他将孔子较抽象的教条变得很具体，虽然未出孔子的指示方向，但规模要小一些，也更注重于实际的运用。孔子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2]曾子就讲“君子思不出其位”，[23]由谋降低到了思。孔子又说：“君子坦荡”，[24]“君子不忧不惧”，[25]曾子却在病重之时召门弟子说：“启予足，启予乎！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26]这与孔子相比，在气魄上要逊色不少。正因为他对自己有如此苛刻的要求，以至于他的后学几有走向道家者流极端重视自身的倾向。《大戴礼记‘曾子之事》云：“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显然与孔子豪迈的气势不相一致。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无论在任何情势的社会中，严格要求自身固然重要，但由此发展到极端看重自我生存的地步，却自然生出了它的弊端。一方面是可能束缚个人应有的创造性冲动，再一方面也可能使人丧失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在严格的道德自律方面，高柴是与曾子近似的一位弟子。孔子说：“柴也愚”，[27]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大戴礼记》说他是“入户未尝越履，往来过人不履影，开蛰不杀，方长不折”，大有曾子之儒的风范。《弟子传》云高柴字子羔，小孔子三十岁，卫人。又言其长不盈五尺，孔子也有过以貌取人而失之于子羔的检讨，可见像高柴这样的弟子，貌虽不扬，却能利用自己愚的性格，努力修身，又能明哲保身。不像子路那样明知必死却仍然勇猛，而是知险而退，履践自己的做人原则。

（四）曾子的孝行和孝论

曾子的另一思想成就是对孔子的“孝”的理论的进一步的发挥。孔门弟子以孝闻名的很多。闵子骞便是其中的一位。不过，曾子之孝与其他弟子有所不同，他不仅有极端的孝行，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孝的理论，并使之成为其后学的主要特点。

《新语•慎微》云：“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论衡.感虚篇》又石：“曾子之孝，与母同气。”对父母的体贴，已到了心灵感应的地步’。这些说法虽有一些汉代学者固有的夸张笔调，但曾子之孝的影响，却无疑是很大的。与曾子有近似气质的高柴亦有惊人的孝行，《礼记•檀弓》说他是“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晏子春秋》说他是“父之孝子，兄之顺弟也”，父母不幸而死，无力合葬，哭于深夜。

以上种种，不仅说明曾子等人有着过人的孝行，而且也说明孝的教育在孔门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孔子的另一位弟子有若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8]认为孝是成仁的基础之一。孔子本人亦多强调孝的意义，但是，对于孝的确切含义，孔子如同时对待其它概念一样，并未有过全面的论述，只是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解说，因为事实上仅用文字也难以罗列它的所有方面。

对于孝来讲，由于孔子痛感当时社会下凌上的风气日盛，不免多强调一些下对上的敬重和义务，但孔子并不认为上对下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君使臣以礼”，然而，不幸的是，鲁钝的曾子并未完全领会孔子的深意，或者说，他为孔子的现实用意所困惑，片面强调父子关系中子对父的义务，再加上其后人的进一步推演，使孝的意义无限膨胀，并参与演出了中古以后“以理杀人”的惨剧，这的确是孔子的始料未及之处。

《论语•子张》载曾子语云：

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很明显，不太注重父对子的关切和义务。进而言之，《吕氏春秋•孝行》又载曾子语云：“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这样，作为子的一切行为都与父母的利益联系了起来，以至于“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29]显然，做人如此，已完全消除了个体存在的意义。

原初儒家孝的意义之一是将孝与忠相联系。有若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30]认为孝子虽然不一定就是忠臣，至少亦绝不会是叛臣。到了曾子那里，则是“事父可以事君”，“君子之孝，其忠之用”，“孝子善事君”等等，把事君看成了孝的归宿，明确地把个人的修身与政治连成一线。显然，曾子一派的这种思想，与专制社会利用封建的伦常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是大有关系的。

曾子之学的流弊是很明显的。他对君子的严格定义，固然有助于个人道德情操的增进，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屈服于政治压力之精神的培养，但是，它的对社会事务不负责任的弊端，特别是在乱世，表现得尤为引人注目。他对孝的系统阐述和认真强调，虽然有利于社会稳定，家庭和睦的一面，但它对于专制政治的助长也是不容漠视的。并且，以上两方面的共同缺点，是对个人创造性的限制。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这些思想，有孔学的渊源，又不完全等同于孔学。

（五）曾子、有若的政治观

根据《论语》所云，曾子未有过从政的经历。显然，从他的性格和为人来看，也很难想象他会在政坛上久呆下去，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现实政治的深刻认识，并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论语•子张》云：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日：“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还有一些儒家民本思想的倾向。在这一点上，有若也有近似的表现，《论语•颜渊》又云：

哀公问于有若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日：“盍彻乎？”日：“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若在此讲述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他对鲁哀公的不苟同的态度，以及他对百姓足用的关切，均说明了他们这类弟子的政治态度。与孔子一样，他们都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并且下决心坚持；又因为他们的内心很充实，所以亦能站稳自己的立场，不忧不惧。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六）关于有若的几点补述

有若字子有，据《弟子传》，他可能是孔子的后进弟子，亦是位思想比较成熟的弟子。据说有若也参与过《论语》的编纂工作，从现存《论语》来看，虽然言论的数量不多，但却有独到之处。《论语•学而》载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颇有些辩证思维的特点。有若一生的大事之一，是《孟子。滕文公上》上的一段记载。孟子说：“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日：‘不可。’”孟子的说法很模糊，他讲有若“似”孔子，但并未言明似在哪里。司马迁以为是貌似孔子，并有一段精彩的演绎，[31]但后人大多以为不可信。平心而论，首先，以孔子弟子的修养，必不会有以弟子代师长的作为，倘若仅凭状貌相似就作此决定，则更属荒诞不经。其次，孟子的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可靠。总之，仅根据《论语》的记载，我们无法畅论有若的思想，此处将他与曾子并述，亦没有将他与曾子并为一派之意。只是因为他的思想中有些方面与曾子很接近而已。

（七）曾子后学简述

《大戴礼记》上有关于曾子的几篇，《礼记•檀弓》也有许多曾子与其弟子交谈的记载。这种记载虽由曾子一人主讲，但其内容恐怕大多是曾子后学的思想。因韩非之“八儒”中有乐正氏之儒一派，所以，很可能这一派就是以乐正子春为首的传曾子之学者。《韩子•说林下》讲一故事，齐国索要鲁国的谗鼎，鲁国送去一个仿造品，齐国不信，并指名要乐正子春出来作证，此可证明乐正子春是当时有名的守信之人。这与曾子的君子之行是一致的。有人以为《吕览•孝行》一篇正是乐正子春之遗教，其中言“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显然亦是禀承曾子之教的。可以说，儒家孝的观念的流行，与这一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汉志》记有“《曾子》十八篇”，今不得见原书，如有此书，恐怕也是这些弟子们集录而成的。《弟子传》讲到曾子时说：“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而《汉志》却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不知《孝经》到底是述孔子之意，还是表曾子之说。其实，孔子晚年既不十分看重曾子，则不可能对他有特殊的安排。《孝经》成书于汉代已无疑，乃是曾子后学所作，或是他人因曾子一派在孝论上持论颇坚，故托而作之，本不必将曾子关联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