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被誉为我国千古第一圣人，历朝历代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清朝皇帝乾隆就曾写过楹联来赞誉他：“气备四时，与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四时”“万世”，时间的长河见证了他的伟大。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道德沦丧、礼乐崩坏、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到处崇尚强权，追逐功利，极尽攻伐竞争之能事，普天之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针砭“争斗”之弊，孔子带着他的一帮弟子，奔走各国，到处播下仁心仁政的种子。尽管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很难看到它们开花结果；尽管他知道，以他一介布衣儒士的身份，很难扭转乾坤。但其不屈不挠的济世情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民心志，却更彰显他一代真儒气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谓孔子自己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

有关孔子的故事很多，下面请同学们看一则：

一次，孔子北游农山，随从的弟子有子路、子贡、颜渊。来到山顶，孔子极目远眺，喟然感叹道：“登高望远，见天地之悠悠，难免发千古之幽思。此情此景，同学们，何不在此说说各自的志向，让老夫聆听一二。”

子路见老师说得如此感慨，便率先回道：“子路不才，愿有一天，遇到这样的场景：战场上，旌旗飞扬，席卷大地；战鼓钟声，响彻云天。白羽箭，如月光倾洒；赤羽箭，如日光飞动。此时，唯有我子路，能率领众军，英勇驱敌，一鼓作气，夺回千里失地。而子贡与颜渊两位同学，可作为我的随从高参。”

听了子路的豪言壮语，孔子点评道：“壮哉！勇士，一个奋不顾身的雄杰。”

子贡看着踌躇满志的子路，笑了笑，然后轻步上前，洒然说道：“子贡不才，愿有一天，见齐国与楚国合战于苍莽原野，两军对垒，实力相当。正当旌旗相望，战尘相接，千钧一发之际，我子贡，身着白袍白冠，从容游说于白刃之间，不费一兵一卒，顿解两国纷争。此时，子路与颜渊两位同学，可为我临阵助势。”

“俊哉！辩士，一个神貌若仙的英才。”孔子点头称赞。

颜渊听完子路、子贡的述说，站在后面，继续静默无语。孔子见此，便对他说：“颜渊！过来。你难道就没有理想可说吗？”

颜渊近前回道：“文事、武功，两位同学都已说得很好了。我哪里够资格，参与其中？”

“不是吧？”孔子笑着道：“你似乎对他们不敢恭维，但说无妨。”

颜渊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听说，咸鱼与兰花，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筐子里收藏的。尧舜与桀纣，也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国家里共理政事的。两位同学的志愿，与颜回的理想是有差异的。颜回希望：自己能在一个小国，辅佐一位圣明的君主。使君主在上，可道应天下；使臣子们在下，能德化群生。百姓讲信修睦，人民安居乐业；兵器铸为农具，城池复为良田；怀恩近邻，柔接远方；周边各国，无不感召德义，寝兵释战；天下从此无斗战之患。如果能有这么一天，又有什么苦难需要子路同学去冒死拯救？又有什么战难需要子贡同学去劳思化解？”

“美哉！大士。”颜渊的一番话，令孔子嗟叹不已。

此时，子路举手问道：“请问先生，您的志愿，又是如何？”

孔子回道：“愿颜渊得志！我将背着行李典籍，跟从颜渊这孩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不难品出孔子的圣人情怀。下面，我们再简要了解一下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3000人，其中贤者72人。他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孔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世界观、天命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哲学思想体系。始于远古、讫于殷周之际的原始人本主义哲学，就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源头。

哲学里的“世界观”，孔子著述中称之为“道”。“道”之初义，是指具体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在先秦哲学中，“道”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含义：一是指事物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类指规律；二是指天地万物的本原，形而上者谓之道；三是指运动变化的过程。

孔子在其晚年，将“道”提升到世界观的境界。孔子晚年学《易》。通过对伏羲、文王遗教的再发现，孔子以《易》之道为统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精致的形而上学体系。

在哲学上，孔子的贡献在于将以往的“阴阳”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在《系辞》中，“易”字为最高概念。“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这里，“易”是最高形上实体，而“太极”是“易”中具备创生功能的部分或因素。天地万物都是由易之太极创生，易道也便运行于天地万物之中。

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事伦理，在孔子哲学范畴中便是由“道”而“仁”，构成孔子哲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仁”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异价值之一，仁学精神是由孔子加以系统阐述和论证的。孔子的“仁者爱人”，在自我肯定的同时，也肯定了对象，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种彼此肯定、彼此相爱中，体现了对人作为人或人格的尊重，也尊重他人的自立、自达。同时，孔子要求每一个人都从自我做起，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要有一种道德的自觉，强化主体自律和自我内省。这就为此后的修身养性的学说打开了大门。

孔子把“天命”看作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在孔子那里，天是感情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他最困难、最痛苦、最需要依靠的情况下，是“天”给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着他与困难斗争。孔子对天命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的天命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另一方面，他又吸纳了进步的思想，强调尽力于人事的作用，甚至达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

孔子的认识论也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矛盾。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但他从多年的教学从政的实践中，得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学思观与言行观。孔子在强调耳闻目睹、亲身见闻的同时，提出思考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即为空想。

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用中为常道也。”中庸作为方法论，是孔子世界观、天命观的产物。中庸要求“允执其中”，其方法论的特点是调和矛盾。他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损益而轻变革；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势力发展到要冲破旧统一体的时候，而他却要缓和这种矛盾，防止统一体的崩解，因此客观上起到“守旧”的作用；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以孔子认为从大公无私的立场上可以对不同的人进行调和。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中国文人从拥有“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到经历“宦海浮沉”后，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作为一种人生信条，这是文人勇于“心怀天下”的心灵轨迹。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一谈到国家安危多是忧之哀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先天下之忧而忧”，“使后人复哀后人也”，都可看出文人的家国情怀。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之类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地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才会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而这豪情背后的心理况味也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味。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察，《论语》作为一部典范的语录体散文著作，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语》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情感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的语言风格。有不少警句成为后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座右铭。

第二，在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及性格特征。其塑造人物形象并非有意，不过，也正因如此，反而更真实地反映了说话人原始的性格和风貌。

第三，作为语录体，《论语》旨在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浅显。但孔子强调“文质彬彬”，故师徒问语答言皆有质有文，虽润色而似出自然。

（王书月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