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_陶渊明的身世之谜

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_陶渊明的身世之谜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世人称其为靖节先生，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其诗平淡自然，意境幽远，被钟嵘《诗品》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对后人影响深远，模仿者甚众，“拟陶”、“和陶”诗不下千首。由于他一生多隐逸于山林，与乡民野老为邻，绝少过问政事，故史书中关于他的资料极少，从而为我们研究其生平蒙上了一层迷雾。

陶渊明祖先之谜

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军功显赫，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是否为其子孙，历来颇有争议。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陶侃的曾孙，因有正史为证，如：《晋书·隐逸》：“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宋书·隐逸》：“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又《南史·隐逸》：“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史书的众口一词，似已确定二人的血缘关系，其实并非如此。《晋书·陶侃传》载陶侃有子17人，位显者有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9子，像陶斌为六品的尚书郎，官职低微都可以上史书，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为五品地方大员，却不能够名垂青史，的确使人费解。因此，有人提出陶茂不是陶侃之子，陶渊明是借攀附陶侃提高自己的出身门第。这在极重门阀观念的魏晋时期十分重要，没有一个显赫的先祖，会被人们视为“寒族”，受到众人歧视。但陶渊明的“认宗归祖”不甚高明，露了马脚。引起了史书记载的前后牾。

有人提反对意见，以九江彭泽县文化馆收集到的《陶氏宗谱》为证。谱序中提到陶侃有17个儿子，与《晋书》略有不同的是，17人中并无“陶称”而有“陶茂”。陶茂是陶侃第七子，字梅九，娶朱氏，任武昌太守。和《晋书·隐逸》中记载相同。至于同为该书的《陶侃传》为何没有陶茂，我们可以认定属于漏载。《晋书》由唐初房玄龄等编辑，距陶渊明生活时期已有200多年历史，难免会出现史实纰漏错误。

漏载也不至于将如此重要人物略去，陶洪、陶琦、陶斌等人，事迹虽寥寥数语，但终究在《晋书》上挂了个名，而陶茂身居武昌太守，应有些政绩，却未留名青史，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那只有一种可能，即《晋书》的编者不承认陶茂是陶侃之子。对于《陶氏宗谱》，因古人有认“名人”作先祖的不良风俗，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宗谱与《晋书》的相异之处也正说明了修谱人据史书编伪谱的可能，即略去“陶称”，而加上“陶茂”，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地攀附上陶侃、陶渊明这两个名人先祖。

陶渊明到底是不是陶侃的曾孙，看来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陶渊明族源之谜

最早论及陶渊明是奚族人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他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指出：“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奚族。”他的论据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篇》的记载。庾亮有求于陶侃却不敢见他，温峤劝庾亮说：“奚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倘若陶侃不是奚族人，温峤怎会平白无故地骂其为“奚狗”呢?

奚族，又作溪族或族，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之一。东晋、南朝时期，居住于今江西、湖南、两广等地。因其多为宗族集聚而穴居于山中，故又称“奚洞”。奚人在当时是极被汉人所轻视的，言其“形如惊獐，言事嵝厉，声音骇人，惟堪驱鸡”。而《晋书·陶侃传》说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其子孙也异常残暴，不近人情。将二者联系起来看，陶侃似乎不是汉族人，而颇类奚族人。又陶侃原本不是浔阳柴桑人，而是西晋灭吴国后由鄱阳(今江西波阳县)迁家至浔阳(今江西九江市)的。鄱阳正是奚族的聚居地，奚人以勇猛善战著称，将其迁徙于交通便利的浔阳，是便于西晋统治者控制利用。陶侃也是这次大迁移中的一员，是迫于无奈的背井离乡。

大多数人并不同意陶渊明是“奚人”的观点，认为他应是汉族人。首先，温峤骂陶侃为“奚狗”，犹如古代北方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少数民族称谓。其次，奚族人多与汉族人杂居相处，久居其地的汉族人受其影响，难免被异俗所熏染，故而陶侃被南渡的北方士人讥为“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再次，陶侃家族虽然出过一些凶暴之徒，但也不乏淡泊温和的性情中人，如陶淡(陶侃之孙，其父为陶夏)好服食养性，隐于山林，与陶渊明有近似的志趣爱好。

其实，陶渊明早在《命子》诗中就明确指出其先世“爰自陶唐”，并从传说中的陶唐氏一直写到他父亲这一代。凡是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他几乎都一个不漏地写出来了，其目的是显示陶门昔日的荣耀，证明自己出身不是“望非世族”，而是有案可稽的名门望族。但是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陶渊明在撒谎，整个魏晋南朝时期都是极其注重家族出身的，他为了避免时人对异族的歧视，才违心地拉来陶唐氏作其远祖，借以抬高门第。

假如陶氏果真是汉族人，他的曾祖陶侃怎会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为长沙郡公，仍然受到同僚轻视而甘愿去职回家呢?陶渊明一生郁郁不得志，是否也与其出身异族有一定关系呢?看来，陶渊明的民族属性还真一时难以断定。但这已不很重要，无论他是汉人还是奚人，都不影响我们对其人格和诗文的评定，他永远都是我们尊崇的伟大诗人。

陶渊明故里之谜

一般认为，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即今江西九江市人。如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此后，萧统的《陶渊明传》、《宋书·隐逸》、《南史·隐逸》都采用这种说法。清代王谟所著《江西考古录》记载更详，他在“陶公故居”条下引《通志》说：“靖节先生故居凡三处：一在瑞州新昌县东二十五里。《图经》云：‘陶公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名胜志》云：‘陶家畴昔家上京，即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胜志》云：‘晋史陶潜家于柴桑，即今之楚城乡也，去宅北三里许，有靖节墓。’”

然而，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写有一首《栗里诗》，认为陶渊明故里在栗里。宋代朱熹、明代王、桑乔等人也沿袭此说。1983年彭泽县文化馆收集到的定山《陶氏宗谱》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谱云：“一世侃公，居饶州鄱阳；三世敏公，由鄱阳迁居柴桑，即今德化县楚城乡是也；四世渊明公，先居柴桑，后迁居栗里，即今之星子县丹桂乡是也。”

既然陶渊明由柴桑迁居栗里，只要搞清栗里的具体位置，便能确定其故里。栗里究竟在何处，历来人们争议颇大，尚未定论。

朱熹任南康军(今星子县)郡守时，为颜真卿诗作跋曰：“栗里在今南康军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他据颜诗认为栗里在今星子县温泉一带。明代王《庐山记》云：“醉石观，即陶靖节故居栗里也。”也说栗里在温泉。

令人惊奇的是，访温泉却难寻栗里。南宋江西籍学者周必大《益国周文忠公全集》云：“访栗里，求醉石，士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清代或宗慈《庐山志》卷六曰：“今访醉石者，先访醉石观，若问栗里，士人瞠目莫对。”

栗里的确是陶渊明的故里，有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为证：“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很显然，栗里还有陶氏后裔，这是陶渊明迁居此地的明证。但为何又遍访不见呢?人们猜测说，唐代称栗里，宋代就改叫鹿子坂了。如明代桑乔《庐山纪事》曰：“鹿子坂在楚城乡桃花尖山西，去靖节墓三四里，其地有渊明故宅”，“鹿子坂有靖节祠，乃后即先生居以祀先生者。旁有洗墨池，既而兵燹祠废，为他姓田；其浚田为水所冲，有断碑出焉，题曰：‘晋陶靖节先生故里，北郡李梦阳乃始以为据’”。当代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朱熹根据颜真卿《栗里诗》判定栗里在温泉是错误的，它应在九江西南荆林街鹿子坂。

这可真是一场笔墨官司。星子县认为栗里在温泉，九江县认为在鹿子坂，二县为争“名人故里”展开了唇枪舌战。一方说陶渊明故里先在星子县城西五里的陶家照村，陶渊明44岁遭火灾后迁至栗里，即今温泉镇醉石馆旁。另一方说陶公故里柴桑，晋代时属柴桑县，明清为德化县楚城乡辖地，陶公后迁居栗里，在今九江马回岭乡境内。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至今仍未偃旗息鼓，其实大可不必。星子与九江均为九江市辖县，只要陶渊明故里不出九江就足够了。

五斗米折腰之解

五斗米折腰之解

《晋书》、《宋书》、《南史》、《舌华录·傲语》、《宋琐语·高趣》都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陶渊明隐于山林，亲自耕种，生活困难，经常朝不保夕。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80余天。一日，郡守派督邮来视察工作，小吏告诉他应穿戴整齐迎候，陶渊明叹道：“我怎能为了区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人折腰呢?”遂解去印绶弃职而归。千百年来，这段佳话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陶渊明彻底与黑暗官场决裂，抛弃功名利禄，而保持自身名节的高贵品质的象征。

“不为五斗米折腰”显然是说薪俸微薄，不值得为这点俸禄而向上级派来的官员叩首礼拜。但是有人据《晋百官表注》认为，晋代县令俸禄并不低，属“半钱牛谷”制，即钱米各占一半。县令为“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按一斛为十斗，以30天算刚好每天是5斗米和83文钱。然而晋代的斗远小于现代的斗，每斗约合1．6公斤。5斗米则是8公斤，而将另一半钱也折合成米的话，每天为16公斤。如此看来，陶渊明的工资待遇已经很丰厚了，但是他却毅然辞官而去，更表现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那么，他为何没提每日的83文钱?可能是说话正在气头上，已顾不上细枝末节。还有可能是当时物价不稳，以钱折米没有定数。而后人由于不了解晋代官俸的“半钱半谷”制，也没听清他说的是“日工资”，就妄加揣测，将“五斗米”当成是极其微薄的俸禄了。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初人湖湘怀南州诸官》云：“怀哉千金躯，博此五斗米!”

如此丰厚的薪俸，陶渊明却“挂冠而去”，难道是真不愿向乡里小人折腰吗?看来未必如此。他的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地位显赫，其后人也多位居高官。到了陶渊明这一代，他只做了江州祭酒、彭泽县令等小官，自觉愧对先祖。及至督邮来视察工作，作为名门之后，他身居微职，害怕受人耻笑，才促使他决定辞官，一来可摆脱官场的束缚，二来又保全了祖宗及个人的颜面，岂不两全其美?

上述新颖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严重损害了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陶渊明早在青年时期就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壮志，然而官场的黑暗、尔虞我诈打破了他的幻想，使其无法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而凭借个人的力量，又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他也不想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于是就多次辞官归隐，希望能在田园生活中排解苦闷。如果陶渊明真是为了顾及祖宗颜面和个人利益而为官，他完全可以放弃理想，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投机钻营，没准也能获得显位，那样岂不更能“光宗耀祖”?然而，以陶渊明的性格，他是万万做不出来的。无论归隐生活多么艰苦，他也不愿向腐朽的官场和黑暗的世俗低下那高昂的头，这就是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高贵品格。因此，不管“五斗米”是多是少，都不能否定陶渊明的高风亮节，他永远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楷模。

除上述四个问题外，其他如陶渊明的卒年、《闲情赋》的含义、《归去来辞》作于何时等，也是一些悬而未解的疑案，等待人们逐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