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喜好陶渊明的诗歌，更喜好陶渊明的为人_

苏轼喜好陶渊明的诗歌，更喜好陶渊明的为人_

苏轼岭海以前的诗风，以超迈豪横为主要特色。这一时期，随着生活和思想的变化，转而追求淡雅高远的风格，在艺术上日臻圆熟。对陶渊明、柳宗元的推崇和学习，就是突出的表现。他“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答程全父推官》）。后来又在黎子云家借得《柳宗元文集》。他把这两部书看作南迁“二友”（《与程全父书》）。尤其是《陶渊明集》，“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他评述陶柳等人的诗风说：柳宗元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韦应物）上”，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柳宗元）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柳宗元、韦应物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同样可以看作陶渊明的诗格。周紫芝《竹坡诗话》说：

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从“绚烂”中出“平淡”，而不是一味“枯淡”，这是苏轼晚年艺术旨趣所在。

追求这种艺术旨趣的一个显著例证就是他一百多首“和陶诗”。他在扬州时，曾经写过《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在惠州、儋州二地，则几乎和遍了所有陶诗。读到最后，和到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www.guayunfan.com)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诸人，皆莫及也。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然而苏轼并非只是喜好陶渊明的诗歌，更主要是喜好他的为人，“如其为人实有感焉”。陶渊明能够认识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勇敢地与黑暗现实决裂；虽然贫困饥寒，但躬耕垄亩，自食其力，安享自然。而苏轼自省早有回归自然的志向，并且长年参禅学道，却一直未能像陶渊明那样勇敢地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出离红尘。结果“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以致“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对照陶渊明，苏轼深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并且承认自己诗“不甚愧渊明”，而人生境界方面则“深愧渊明”，表示“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同上）。

不过苏轼眼中的陶渊明并不是现实中的陶渊明，而是他用禅学理想化了的陶渊明。这一点在《和陶神释》一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子（指影与形）本无我，其初因物著。

岂唯老变衰，念念不如故。

知君非金石，安得长托附。

诗歌一开始便用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根本教义，来说明不仅肉体并非金石，不可依靠，而且人的每个念头都是念念迁灭，不可执持的。

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

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

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

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

世间一切迁流代谢，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因此，道教长生不老是虚诳，仙山琼阁、佛国净土都由人的意识境界所生，依照万法皆空的观念，也是不真实的幻象。只有像陶渊明一样，在酒中修炼，做到醉醒如一，才能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如果醉时醉，醒时醒，仍然落在生灭境中，逃不出阴阳五行，六道三界的圈子。

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

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

平生的尘世追求都不过是儿戏一场，到处抱残守缺，执著不放，在人群中被无聊地观赏赞叹或指背谤毁。

如今一异火，好恶都焚去。

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

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

可喜的是，如今拥有智慧之火，好恶爱憎全部烧去，既没有背包袱的烦劳，又没有遭抢夺的恐惧。孔子也是这样到晚年才彻底觉悟，把天下凡间的一切都放下，得到解脱。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陶渊明并不学佛修道，苏轼之所以把他塑造成近于成佛的人物，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苏轼晚年贬谪生活几近平民，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与陶渊明归隐极为相似，而陶渊明是主动的，苏轼则为被动，主动者如脱钩之鱼，被动者如服辕之马。苏轼平生学佛修道，常有出离尘世之想，但一直未能摆脱仕宦生涯，而陶渊明没有学佛修道，反而勇于抉择，所以苏轼认为他虽不习佛，却有佛性，因此自叹不如。二是禅宗发展到宋代，高标“见性成佛”，流俗认为开悟破执的高僧大德往往能随缘自适，有“佛之一字我不喜闻”的圣凡一如的平等境界。对照某些出家人的鄙俗嘴脸，苏轼更喜欢洒脱自然、无拘无束的率真性格。他认为学佛与否只是外在形式，内在气质中表现出来的无欲无执才是衡量修为高低的标准。用这一标准来看陶渊明，自然引起他的共鸣。三是苏轼以自己所体认的境界来揣测陶渊明，也有他诗人审美活动认同效应的一面。他努力把陶渊明境界提高到禅学的高度，同时把禅学的境界降低以适合陶渊明的具体特点。这样一个被重新塑造过的理想人物形象，便在禅学与老庄自然无为学说的中间位置上放出了耀眼的“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