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官之前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授官之前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记载：“（顺治十年癸巳）九月，应召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奉敕纂修《孝经演义》，寻升国子监祭酒。”这里，把吴伟业接到诏书、启程北上和抵京的时间混为一谈，甚至把授官、纂书、再升官等等经历统统挤排在顺治十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间，显然大误特误了。

吴伟业一行抵达北京其实已在转年的春天了，证据是其为陈名夏文集所作的序言提到他进谒陈名夏的时间是在该年春，[1]以名夏之身份及与伟业之关系，伟业一入京必然马上去谒见他，决不会顺治十年抵京，拖到第二年方始去见。又，其为清朝工部主事梁维枢《玉剑尊闻》一书所作序言也提到两人相见于顺治十一年的春天，[2]梁维枢是吴伟业故友，伟业抵京后按说也不会拖延许久才去见他。

另外，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其与吴伟业在京师之往来始于顺治十一年二月中旬，[3]因而又可推知伟业抵京极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正月。

吴伟业抵京后，首先把家人安顿下来，好像就住在了今天宣武区一带，具体地点不详。一年后搬了一次家，搬到虎坊桥北魏染胡同，[4]仍然没有离开宣武区。安顿好家人，他便开始四处拜谒当政者和旧友故交了，同时，等待着朝廷授职。按照顾师轼上面那段话，似乎吴伟业一入京，就被授官了，其实不然。吴伟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需次待授”，一等，就是十个月。这么长时间，他好像完全被人遗忘了，冷落在一边，既不获准“白衣宣至白衣还”，又迟迟不加任用，处境尴尬极了。(www.guayunfan.com)吴伟业这种尴尬的处境与陈名夏一派的失势密切相关。陈名夏是因攀附清睿亲王多尔衮而飞黄腾达的，他初次谒见多尔衮，就劝其“正大位”，[5]虽未被多尔衮采纳，但得到了多尔衮的欢心，因而后来几次被破格擢升，直至为弘文院大学士、兼太子太保。可是自从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他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政敌不断攻击他，顺治帝也早对他心存猜忌。他之力荐吴伟业入朝，就包含着挽回颓势、巩固自己一派地位的考虑。吴伟业刚刚抵京时，陈名夏还在做着大学士，表面上仍然风风光光。伟业谒见他不久，为他的文集作序，还称颂说：“今国家鼎新景运，皇上新儒重学，而先生膺密勿心膂之寄，高文大册，咸出其手，《诗》有之：‘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其先生之谓哉！”吴伟业大约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这位举荐人、官场中的主要靠山当时已是自身难保，坐在冰山之上了。仅仅过了两个月，即顺治十一年三月，陈名夏就被政敌重重参了一本，告发他“包藏祸心”，公然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还告发他纵容儿子“居乡暴恶”，以及包庇、护佑自己一党之官员，“擅加抹改”皇上旨意等等。[6]顺治帝终于找到口实，来个总算账，命将陈名夏立即绞死。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一变故不啻晴天霹雳，入京才两个月，靠山就轰然崩倒，其被吓得胆战心惊可知，而其被冷落亦可知。这时候，南党之人没有谁还顾得上敦促朝廷及早授给他官职。南党失去陈名夏，如同倒了大旗，乱了营。而陈之遴此时的地位也是临渊履冰，岌岌可危，不能不小心谨慎，少说话，少惹是非。至于其他人就更噤若寒蝉了。

吴伟业在《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诗中曾不无担心地感叹“萧条白发怅依谁？”现在果真落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了，自然更加惆怅失意，心情恶劣到极点，除了与友人往来打发光阴，无所事事。或问：“吴伟业不是原本就不想做官么？这样一来岂不正中下怀？”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吴伟业在当时的文坛上已是名声大噪，由后来顺治帝几次召见他，可知这位热爱汉文化的帝王肯定早就耳闻过他的名字，并且欣赏他的才华。他的被征，同陈名夏、陈之遴等人的举荐、敦促当然有很大关系，但没有满族统治者的青睐和首肯也是不会发生的。南党之人出于不能明言的党派利益力荐他，而北党之人（如冯铨）窥测“圣上”之意也曾举荐他。他一入京，就已经身不由己了，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完全要听凭朝廷摆布了。他深知，做官无可逃避。陈名夏的被处死，并没有提供“白衣返乡”的机会，只是增加了今后难以测度的风险。眼下就够危急的，他没有被陈名夏一案牵连，已属万幸了，要知道，他与陈名夏的关系，朝廷官员尽人皆知，北党之中大约人人侧目，他想掩饰也掩饰不了。何况，他刚刚为陈名夏文集作过序，曾热烈地为之吹捧过一番呢。陈名夏死后的一段时间，南党之人暂且偃旗息鼓，北党之人更不会理睬他，他退不能，进不成，生生被吊在那里，实在苦不堪言。

惊吓与恶劣的心境使他在陈名夏一案三个月后又一次病倒。这一次病势不亚于上年刚刚接到诏书时那场病，从七月初至十一月下旬，他几乎卧床四个月，连门也难出，除非朋友来看他，否则便只能闷然独处。[7]

在吴伟业卧病期间，只有一件事比较重要，需要一提，就是其二女儿的婚事。上文曾提到过这个二女儿，她出生于明崇祯十年，当时伟业正在北京做官。同一年，编修陈之遴亦有子。经之遴父亲建议，遂联姻。现在，儿女都已长到十八岁，两家人又都在北京，正好可以完婚了。婚期定在九月中，大约是预先商议选定的良辰吉日，不好随意改动，所以尽管吴伟业缠绵病榻，也按时举行了。本来儿女的婚姻对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这一联姻的双方不一般，一方是大学士陈之遴之子，一方是名人吴伟业之女，因此这件事肯定在官场上传开了。它等于给吴伟业在朝廷党争中的政治立场打上了一个标签，标明了他的党属，标明了他与陈之遴非同一般的关系。

婚事是由伟业的三弟伟光代为营办的，因为伟业病体虚弱，实在无力亲自操持。伟光似乎是专为婚事而来，婚事一完，九月底就急匆匆地往回赶了，前后在北京只待了十天。[8]现在弄不清楚伟光为何要如此急着回去，是父母急切等待伟业的消息，还是父母也欠安，抑或伟光自己家中也发生了什么事，都需要伟光火速返回？不然，何以往返跋涉几个月，却只在北京待了这么短时间，连旅途的疲劳也不能完全消除？吴伟业非常舍不得三弟离去的，去年的镇江之别曾让他黯然神伤，今年的京城分手更使他感到分外凄苦。他写下了《病中别孚令弟十首》，一上来就感叹“昨岁冲寒别，萧条北固楼。关山重落木，风雪又归舟”。然后一一写下他对兄弟、父母、妹妹、侄子的思念、关切与丁宁。由于是写给亲弟弟的，所以这组诗坦露内心，一无遮掩，诚如袁枚所说，写得“情真语切，声泪俱闻”，[9]乃是吴伟业心绪、思想的可靠材料。诗中，吴伟业反复述说的是自己的“羁愁”、“忧患”和被出仕所误的苦恼与悔恨，例如其六、其七：

此意无人识，惟应父子知。老犹经世乱，健反觉儿衰。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北来三十口，尽室更依谁？

似我真成误，归从汝仲兄。教儿勤识字，事母学躬耕。州郡羞干请，门庭简送迎。古人亲在日，绝意在虚名。

伟光走后不久，吴伟业又写下《再寄三弟二首》，述说盼望回家的心情，嘱咐将梅村别墅管理好，等候他的归来，如其二：

五亩山园胜，春来客唤茶。篱荒谋补竹，溪冷课栽花。石迸墙根动，松欹屋脚斜。东庄租苟足，修葺好归家。

但目前，“归家”还只是个梦，真正实现这个愿望还要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