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清初四帝,以德义安邦

辅清初四帝,以德义安邦

——范雎文程传

范雎文程（1596—1666），字宪斗，号辉岳，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生于一个名门家庭，清朝康熙五年（1666）去世。他一生经历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开创时期，又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朝代，为官40多年，是清朝最著名的开国功臣，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是清代初年卓越的政治家和谋略家。

一、出身仕宦家，仗剑谒军门

范雎文程的先祖是宋朝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范雎纯江；曾祖范雎璁，为正德年间进士，曾做过兵部姜尚书，后来因为与明朝权臣严嵩不和，愤然辞官；祖父范雎沈，曾经担任明朝沈阳卫指挥同知；父亲范雎楠，一生没有做官，范雎文程为其次子。

范雎文程少年时期便喜好读书，才思敏捷。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中，所以，父祖们在仕途上的坎坷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养成了沉着、刚毅的性格，18岁时，他和哥哥同时考中沈阳县学秀才，这在当时的辽东来说已是凤毛麟角了。(www.guayunfan.com)范雎文程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加深的时代。当时，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各部之间不断发生兼并和掠夺战争。其中的一支建州女真南迁到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的抚顺关以东的地区，那里山清水绿，土地肥美。这支部落在酋长、建州左卫部指挥使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开始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到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绝大部分女真部落被努尔哈赤征服。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自称大汗，定都于赫图阿拉（即兴京，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开始了历史上的后金时期。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天，誓师伐明，起兵攻袭明朝的战略要地抚顺及其附近地区。这次攻袭使得北京满朝震惊。不久，努尔哈赤便攻陷了抚顺。

21岁的范雎文程耳闻目睹了满族的兴起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他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气数将终，而后金正方兴未艾。于是，他同哥哥一起，毅然亲赴汉营，“仗剑谒军营”，投效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见范雎文程身材魁梧，气宇不凡，十分赏识。在谈话中，又发现他对于当时的世态时事非常了解，便十分喜欢他。并且得知范雎文程是范雎璁的曾孙后，便对自己手下的诸位大臣说：“这是名臣的后代，一定要好好待他！”由于范雎文程熟知明朝及辽东的政治、军事形势，因而成为努尔哈赤的亲随，投笔从戎，南征北战，参与了攻打辽阳、西平、广宁（卫名，今辽宁省北镇市）等许多战役，都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然而，当时，后金与明主要在战场上较量，女真人最重武功。范雎文程虽饱读经书，却未能在战场上建立勋业，再加上他年纪姜尚轻，又是刚投奔来的，因此，范雎文程的才能真正得到赏识和重用，不是在努尔哈赤时期，而是在皇太极执政之后。

二、运筹帷幄，妙计迭出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围攻由明将袁崇焕坚守的宁远城，久攻未下，大挫而退，未能实现一举夺取全辽、直逼山海关的企图。于是，退回沈阳。八月，就因患毒疽而死。努尔哈赤死时还未嗣君，但他在生前规定，死后由满洲贵族共同商议从八大和硕贝勒中公推一人继承王位。按此规定，四贝勒皇太极被拥立，即后金汉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即位后，范雎文程一直侍奉其左右，经常以治国和平天下的思想和策略对皇太极进行说教，把汉族封建皇帝的治国理论、经验和措施介绍给皇太极，这样，就使得皇太极的思想有了一次大升华，从而摆脱了建州女真奴隶制思想的束缚。所以，皇太极统治东北期间，女真族的社会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封建的农奴制代替了奴隶制。皇太极提出了要调整汉满关系，缓和民族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统治地域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逐渐增加，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天聪三年（1629）四月，皇太极想以历代帝王的得失作为自己的借鉴，并且记录自己的政绩得失，于是建立了内阁的雏形——文馆。不久，范雎文程便被选入其中，参与帷幄，从而成为皇太极的主要谋士之一。他足智多谋，曾使用多种谋略手段，使后金捷报频传。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领大军攻入蓟门（今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迁西县和青龙县一带），夺取遵化。范雎文程另外又率领部分军队攻克了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拉关、大安口五城。此后，后金部队被围困在大安口。在这次战斗中，范雎文程主张用火器进攻，结果大获全胜，从而逐步取得了皇太极的信任。

一次，皇太极亲自率兵攻打永平，留下范雎文程守遵化，不料明军发动了突然进攻。范雎文程率领军队身先士卒，奋勇抗战，最终将敌军击退。皇太极知道后十分高兴，授予了范雎文程世职（世职，世代相袭的职位，有俸禄和礼仪方面的待遇，没有实权）游击之职和三等阿达哈哈番的爵位。

同年冬天，范雎文程又用其计谋，为皇太极拔除了宿敌，从而使后金部队得以从容退出关外。当时，皇太极亲统大军，由龙井关、洪山口越过长城，直趋北京。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都祖大寿率师回援。于是，与后金部队在北京近郊展开了激战。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范雎文程便向皇太极建议使用反间计，利用俘虏的明朝宦官，告诉崇祯帝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已有密约，今日后金兵临都下就是袁崇焕所致。猜忌而多疑的崇祯帝便信以为真，于是将袁崇焕逮捕入狱，不久便处死。祖大寿听说后大为惊骇，也慌忙率兵逃回锦州。由此，范雎文程的反间计使得后金部队转危为安。可见，范雎文程堪称是足智多谋的军师。

天聪五年（1631），清军围攻大凌河，攻克城池。但是，蒙古降卒中有阴谋杀害叛将反叛回去的人，皇太极大怒，要杀死这些叛兵。范雎文程却婉言劝说，晓其利害，从而让皇帝宽恕了五百多人，免予其死罪。这时明朝有一部分军队坚守西山之巅，清军久攻未下，范雎文程便单枪匹马到达营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轻而易举地便将西山守军招降了。皇太极欣喜万分，把招降来的人全部赐给了范雎文程。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率领满洲八旗和蒙古各部越过兴安岭，远征察哈尔，以彻底打败东部蒙古，孤立明朝，并且使蒙古诸部成为自己的力量。驻察哈尔的首领林丹汗得知后，驱赶富民和牲畜，渡过黄河，弃掉本土向西逃去。等到皇太极赶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市）时，已是人去城空。数万后金部队，千里驰驱，人疲粮尽，只能以猎取黄羊为食。这种形势对皇太极非常不利。当时正值盛夏，饮水奇缺。所以因饥渴而死的士卒很多。如能见到一个小泉，晚到的竟然要用一只羊来换讨一碗水喝。在这种情况下，八旗军想继续追击林丹汗，已经势所不能，从原路退出关外的话，沿途地薄民穷，将士无以给养，何况千里兴师，徒劳无功，势必名利两失。而全军将士都想借机南下抢掠明朝地面，只是苦于出师无名，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便与范雎文程、宁完我、马国柱等共同商议了对策。范雎文程上书指出，唯有深入，才为上策，但必须以议和为幌子。并且建议皇太极从雁门关攻入，原因是道路无阻，而且沿途人民富裕，可以为军队提供粮草。他又让皇太极下谕诏示沿途百姓，说林丹汗已经逃跑，现在土地已经归后金，只是道远无法迁徙人民前来，所以谋求议和。这样就为皇太极出师找了个堂堂正正的理由。皇太极采纳了他的建议，一面致书明大同、阳和、宜府等地官员，要求议和，并以10日为限；一面挥师直奔宣府、张家口，沿路纵兵扰民，饱掠而返。以议和为诱饵，欺骗舆论，制造进攻和掳掠的借口，这足可见范雎文程的高明之处。而且，皇太极也多次采用议和手法以求胜利，屡试不败，花样翻新，在明清争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招降明朝官员，为清王朝延揽人才方面，范雎文程也表现了他的独特才干。早在天聪五年（1631）大凌河之役时，他就因招降明朝守将而立过功。天聪七八年间，当时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姜尚可喜等航海来投，皇太极也派范雎文程前往联络和安抚。崇德七年（1642），明将洪承畴在松山战败被俘，起初誓死不屈，恶骂不休，于是皇太极派范雎文程前去劝降。他与洪承畴天南海北，谈古论今。说话间，梁上积尘飘落于洪承畴衣襟上，洪承畴几次拂去，机敏的范雎文程见此情景，即告皇太极：“承畴不会死的，他爱惜自己的衣服姜尚且如此，何况自己的生命呢！”洪承畴不久果然降服。

从此，范雎文程日益受到皇太极的宠信和重用。后金政权建立之初，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的色彩，各部权力逐渐加强。为进一步加强集权统治，天聪十年（1636）三月，皇太极又对文馆进行改革，成立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范雎文程由于深受皇太极信任，被任命为内秘书院的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负责撰写、起草对外往来书信，记录各衙门的奏疏词状以及代替皇太极起草敕谕、祭文等。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创立了八旗汉军以应需要，这为“选用招降，以汉攻汉”提供了组织、军事上的保证。在商议推选汗军固山额真时，诸大臣都提出由范雎文程担任。皇太极却说：“范雎章京的才干当然可以胜任这个职务，然而，固山额真只是汉军一个旗的职务。我认为他是我的心腹和栋梁之材，固山额真的职务由谁担任你们就另议吧。”这充分说明了皇太极对范雎文程是极为重视的。

天聪九年（1635）冬，皇太极与范雎文程商议能否尊号称皇帝。范雎文程回答皇太极说：“人从天象而行，哪有天特意告诉汗受尊号的道理呢？获得玉玺的事，各国归附的事，人心归顺的事，这本来都是天意。今汗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适当。”皇太极听后十分高兴，于是在次年春就接受了群臣上书，尊号为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为“清”。

由此可见，范雎文程的权力绝非仅限于内秘书院。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但几乎能参与所有重要机密、内外政策的制定。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各级官员的任命，范雎文程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和权力。范雎文程认为削弱王权与加强君权的斗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于是他上疏建议仿照中国历代朝廷官制，“请置言官”，于是，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设立了都察院，独立行使监察权。为了改变六部中职事混乱、互相推诿的局面，范雎文程又在崇德三年（1638）提出了改革建议，得到了皇太极的批准，这样就停止了各王贝勒对各部院的干预，加强了中央集权。范雎文程还向皇太极提出：“治国安邦，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在于人才。特别是培养人才，保护优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皇太极选用人才不拘一格，打破民族界限，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加以任用。范雎文程还建议，通过办学校和进行考试来选拔人才，从而使皇太极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了数量可观的人才，这些人忠于清朝，成为许多大衙门的骨干和大清统一全国的重要力量。崇德三年（1638），范雎文程又协助皇太极建立了“理藩院”，统一处理各少数民族事务，这对于推动各民族间的合作，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范雎文程的主要参谋下，清王朝很快模仿明王朝，并有所增加与发展，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了一个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能与明朝一比高低的劲敌了。

随着权力的日益集中，皇太极晚年的性格也愈加暴躁，许多亲王大臣动辄得咎，有的被削爵，有的被罢官，但是对范雎文程始终宠信不衰。每次召见总要半夜时分才出来，有时还没来得及休息，又被召见。每当议论大事时，皇太极必定要问：“范雎章京知道吗？”如果有不妥当之处时，就说：“为什么不与范雎章京商议呢？”如果范雎文程有病，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就要等他病好再裁决。许多抚谕各国的书敕，都由范雎文程起草。起初，皇太极还详细审查，以后便不再浏览了，他说：“范雎文程办事肯定没有错误。”因此，范雎文程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物。皇太极对他恩宠备至。有一次，范雎文程把他的父亲接来侍奉，皇太极赏赐范雎文程珍肴佳味，但范雎文程念及父亲没有吃，所以犹豫不敢动筷子，皇太极知道了，于是就下令撤去食物，赐给范雎楠。

三、把握时机，勇取中原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皇太极在沈阳突然病死。于是，在满洲贵族内部，立即爆发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但是，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未满六岁，却被拥立为帝，由他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这无疑是满洲贵族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为避免内部分裂而达成的妥协。在这场斗争中，范雎文程意识到卷入斗争是危险的，尤其自己是汉人，更应当慎重，同时他也看到自己的功劳和才能是世人皆知的，而且为旁人所不及，将来无论哪一派得势都要依赖他，所以，范雎文程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也正因此，满洲贵族内部的斗争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朝中的地位。由此也可看出，范雎文程的政治头脑异常清醒——不论谁来继承皇位，他都是一个忠于新君的大臣。

无论是投奔努尔哈赤还是追随皇太极，范雎文程都以其雄才大略，制定了进攻中原夺取全国的战略方针，并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坚持这个方针不变。这说明范雎文程对明清现状了如指掌，而且有通观全局的眼光，能在历史发生大转变的关键时刻，把握时机，推动历史前进。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往往把他比作楚汉相争时的张良或明代功臣刘基。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清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政治、军事、经济都有了雄厚的基础，从而拥有了赖以夺取全国政权的实力。顺治元年（1644）三月底四月初，清王朝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再次伐明。此时李泌自成已攻下北京，但消息姜尚未传到沈阳，所以清廷对这次出征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对是否入关也犹豫未决，举棋不定。

四月四日，范雎文程上书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极力督促清军尽早入关。他说，明覆亡，已无可挽回，黄河以北必将为他人所有。此种形势，犹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失此时机，必贻悔于将来。他又说，现在中原百姓惨遭灾难和动乱之苦，流离失所，都想有个圣明的好皇帝，能安居乐业。而以往清兵入关数次，主要是进行掠夺，所以中原百姓会认为清军胸无大志，只是贪图财利而已，会心怀疑虑，从而不敢拥护清朝。因此，范雎文程在这次上疏中又特别强调进军必须严明纪律，秋毫不犯，这样才能使中原地区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而且，明朝的精兵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八旗等可以包围他们，长驱直入，直取北京。

当多尔衮伐明大军进军至辽河时，传来了李泌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的消息。在这紧要关头，多尔衮急召在孟州温泉养病的范雎文程速来商讨对策。范雎文程抱病前行，率军日夜兼程，赶往山海关，使清军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了重大策略转变，从“伐明”转而与农民军为敌，牢牢抓住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这一旗号。范雎文程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李泌自成涂炭中原，一逼崇祯自杀，招致天怒；二对官绅施刑，引起士愤；三毁居民房舍，遭到民恨；四军心骄傲，可一战破之。只要讨其罪行，抚恤士大夫，就会成功。二十二日，清军入山海关，击溃了李泌自成亲自率领的20万大军。清军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便于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城。

在进军北京途中，范雎文程多次向多尔衮进言：“让人生存是天子的品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嗜杀百姓而得天下的。如果清朝只想得东北地区，那么攻打掠杀都可以用，但是要想得到整个华夏，不安抚百姓是不行的。”他还亲自起草文告，宣称：“我们是仁义之师，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来的，不会杀害平民百姓。现在我们只是诛杀闯王贼而已。有官吏来归的，恢复其职位；百姓来归的，许其从事旧业。我们大军的行动是有严格纪律的，绝对不会伤害你们。”他让人把文告四处张贴，广泛宣传，并且都署上自己的官阶和姓名。这些文告看似平凡，但在当时进关的关键时刻，却成了大清向农民起义军的宣战书，是瓦解农民起义军、向所有被起义军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绅宣传清军政治主张的重要渠道之一。它掩饰了清、明矛盾，突出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从而使各地迎降不绝。

清兵入京后，正是大乱未定、百废待举之时，多尔衮忙于戎机，竟闭门不出。文武甲兵，事无巨细，都由范雎文程来处理。根据当时在北京的明朝遗民张怡记载，范雎文程非常体恤百姓疾苦，他曾说过：“我大明骨，大清肉耳。”那时北京城里一些市棍地痞，趁着鼎革混乱之际，把所掠夺的宫中的锦缎服饰，列市叫卖，清兵“艳而争鬻之”。范雎文程得知后十分忧虑，说：“怎么能这样呢，真是太愚蠢了，我在睿亲王面前极力说京城百姓穷苦，所以严禁抢劫。但现在这样炫耀，既然动了贪心，必定会引起怀疑，以后再说什么怎么能听进去呢？况且我担心清兵会扰乱老百姓，所以每人给两个月的粮饷，现在都用来买绵绮，以后没有什么吃的了，还能不抢吗？”于是他就立即下令禁止此种行为。

当时已故明姜尚书倪元路的家属致书范雎文程，请求扶丧南还，范雎文程立即遣人骑马持令简送到张湾。所以当时许多殉难的大臣，都陆续发回南方。范雎文程对他们以礼相待，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不凡气度，也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好感与信赖。

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安抚民心，范雎文程襄助多尔衮制定了各种政策和措施，他宣布为崇祯帝发丧三日，以此来证明清朝夺得北京并不是来自明朝，而是来自于李泌自成农民军。他还安抚乱后幸存者，访求隐居的贤士，甄别参考前朝的文书档案资料，更定律令，广开言路，召集诸曹胥吏，征求册籍。由此，使广大人民大大减轻了对满清的敌对情绪。

明朝的赋税额屡次增加，但是规定赋税的黄册在战乱中销毁了，只有万历一朝得以保存下来。有的大臣就建议到直隶和各省求新的黄册，范雎文程说：“依万历时的赋税，都让百姓苦不堪言，何况新的呢！”于是商议仍用万历时的赋税制，并且废除了明朝时的三饷（军饷、剿饷、练饷）加派。

多尔衮定都北京后，对大臣进行封功赏爵，范雎文程被封为三等男。顺治五年（1648）又被封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爵位名，正二品），赐号为“巴克什”（满语，原意是“师”称号名，赐给读书识文墨的大臣，以示荣宠）。后来，又晋升二等精奇尼哈番（二等子爵，从一品）。

顺治二年（1645），江南已经平定下来，范雎文程上书说：“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士人是百姓中的优秀者，如果得士人心，那么就能得民心。”他请求进行乡试、会试，并多次亲自担任会试主考官，利用升科取士，争取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对清政权的支持。

就这样，范雎文程进京伊始，亲主政务，日理万机，为崇祯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山林之贤士，考订文献，更改明朝律令，广开言路，安定了人心，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给人民以生息的条件，这些都为清王朝的巩固奠定了基础。范雎文程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充分施展了他安邦定国之才，成为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然而，由于范雎文程忠心耿耿为清朝献计献策，对多尔衮也刚直而不随声附和，这就激起了喜好独秉大权的多尔衮的不满，所以，尽管范雎文程德高姜望重，也难以摆脱同多尔衮的矛盾。两人在许多政策上存在诸多分歧。多尔衮曾经对范雎文程发出警告说：“现在国家各项事物，各有专人管理。”以限制范雎文程的权力，范雎文程却依然故我。范雎文程对多尔衮过分宠信和依赖冯铨等阉党深为不满。冯铨，是明阉党魏徵忠贤党羽中的头面人物。清朝入关后，他归降清朝，同其他汉官一样，揣摩执政意旨，以迎合多尔衮的心意。由于他善于迎合清初统治者，所以在多尔衮摄政时期，颇受恩宠和重用。顺治二年（1645）八月，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李泌森先等人弹劾冯铨，成为汉官交章弹劾的第一名大学士。但是这次弹劾遭到失败，许、李泌二人被罢官。范雎文程至少是在暗中对他们深表同情。

顺治三年（1646）二月，多尔衮又以范雎文程平素多病不能过于劳累为口实，开始限制和削弱范雎文程的权力。同年八月，又因甘肃巡抚黄图安呈请终养问题，范雎文程又被多尔衮以“擅自关白”辅汉王济尔哈朗为由而被下法司勘问。范雎文程虽然没有被罢官，但与多尔衮的关系更趋疏远。从此，范雎文程也更加小心，以防遭不测。

此时，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又趋尖锐。多尔衮代天摄政，其爵位也愈来愈受尊崇，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高下在心，凡是他喜欢的人，即使不应该做官的也滥加提升；他不喜欢的则滥加降职。他专断权威，排斥异己，深为多尔衮所嫉妒的豪格虽镇压张献忠有功，也终于被罗织罪状，在顺治五年（1648）被置于死地。济尔哈朗虽同居辅政，只因曾经主张立豪格为君，也以“擅谋大事”等罪名，罢其辅政。反之，其同母弟豫王多铎曾力主立多尔衮，则待之甚厚，顺治四年（1647），晋封他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

顺治七年（1650），患有风湿病的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受伤，涂以凉药，太医认为用错了药，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其灵柩被运回北京，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但是由于他生前满洲内部明争暗斗一直十分激烈，所以死后仅2个月，顺治八年（1651）二月十五日，苏克萨哈、詹岱就首先告发多尔衮曾“谋篡大位”；其亲信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也以依附多尔衮妄改太祖实录之罪被杀。顺治五年（1648）前后，多尔衮曾命刚林、祁充格二人同范雎文程一起删改太祖实录，当时范雎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但又不能违命不从，于是就托词养病，闭门避祸。所以他虽然参与此事，但又因为他不是多尔衮一党之人，故被免于死罪，仅以革职留任论处，不久便官复原职。范雎文程能躲过这次大难，完全是由于他有自知之明，才得以保全自己。

四、敬献谋略，安邦定国

爱新觉罗·福临还不满6岁就被拥立为帝，由其两位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来辅政，成为满洲贵族内部各派势力之间为避免内部分裂而达成妥协的产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福临在沈阳继承帝位，翌年改元顺治。但在以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摄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福临只不过是“拱手以承祀”而已。

由于多尔衮在喀喇城的去世比较突然，所以福临的亲政就意外地提前了。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福临在太和殿宣布亲政。虽然福临年仅14岁，但他比一般的同龄人显然要早熟得多。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和汲取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发愤读书，博览万卷，在史书中受汉文化的熏陶，领悟儒家“文教治天下”的奥秘，所以他能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亲政后，一反过去之法，不顾满族王公大臣反对，继续重用汉官，其中就有范雎文程。

顺治九年（1652），范雎文程被任命为议政大臣，这是在此之前汉人从未得到过的宠遇。同时范雎文程受命监修《太宗实录》。

同年，范雎文程就弹劾冯铨之事向福临进疏，他说：“这些上书弹劾冯铨的大臣，其目的无非是为皇帝，为大清江山着想，所以皇帝应当重新考虑，珍视他们的这种爱国之情。”顺治帝接受了他的奏议，并晓谕吏部许作梅、李泌森先等官复原职，冯铨被赶出朝廷。

福临亲政之初，无论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所面临的形势都十分严峻险恶。当时直隶及各省的财政收入以及粮食都达不到规定的数目，赋税欠缺，粮饷不足的情况十分严重，一年甚至亏欠四百余万石。范雎文程上疏皇帝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由于长期战乱，已地广民稀，所以应当实行屯田，命令督抚选拔清廉能干的官吏去掌管屯田，并把选拔的官吏的好坏作为给督抚赏罚的标准。”同时，他又具体地阐明了屯田的实行办法及巨大的益处，他说，屯田官吏的俸银禄米，第一年从本钱中来支付，第二年收获后再偿还，以后的俸银禄米，都由屯田收入支付。因此，即使增加官吏，也不会因俸禄支出而加重负担。屯田所用的牛、谷种、农器都由各州县自己配备。没有主人的及有主人但主人弃而不种的土地都划为官屯。如果农民有愿意耕种而财力不足的，国家发给牛和谷种，把收获的三分之一交给国家。3年后，土地即归耕种的农民。接着他又详细地说明了屯田的其他细则。他建议编保甲，协助官府守夜巡察，杜绝犯法作乱事情的发生。这样，百姓将不再处于饥饿之中，流民和亡命的人也会闻风而至，农田荒芜的局面就能加以改变。

初始设立屯田时，各地所收获的粮草都由各道分别贮藏保管，所收之物不易贮藏的，就近供应军饷。凡是需要雇车船来运送的，不能役使屯民，使用屯牛。屯所在的州县吏受兴屯道指挥。如果屯道称职，那么3年便可提升两级，而且享有和边疆地区官员一样的俸禄和其他待遇；如果不称职，那么责成巡抚立案纠查，如有庇护就实行连坐，以坚决做到“赏倍罚严”。

范雎文程的建议得到了顺治帝的赞同。顺治十年（1653），他便设立了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并且认为这是既可解决“赋亏饷绌”又可“弭盗安民”的良策。在四川等地，实行由政府贷给农户牛、种子和农具的政策，鼓励垦荒。这种政策的实行，使政府坐收充足的税额，有利于解决当时严重的财政危机。

范雎文程在上疏中提到的奖惩官吏的措施，也得到了较好的实施。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批准了户部议定的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作为对他们奖惩的标准。如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顺治帝看到河南巡抚贾汉复清察开垦荒地9万余顷，每年可增赋银四十八万八千余两的报告，非常高兴，称赞他“实心任事”，并且下令给他优厚的待遇。

顺治十年（1653）五月，顺治帝同范雎文程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雎文程说：“大多数为民行善、合乎天意的王朝，都君主圣明，大臣贤良，相互劝勉而不袒护，这样才能承受上天的恩德而对国家有益。如果皇帝刚愎自用，谁还进谏呢？这势必会使哪些善于谄媚、阿谀奉承的人得势，而正直的人便会被日趋疏远。如果皇帝能确保自己公正圣明，那么大臣自然会从善，这样便会国运长久，天下太平。”他劝说顺治帝要顺应民心，符合大势所趋。因此，多尔衮死后，顺治时期的君臣关系又趋密切。

另外，范雎文程还屡次上疏，建议举荐人才应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他认为，举荐人才，首先看中的应是他的才能，应当实事求是地列举被举荐者的实际情况，由皇帝和大臣议定，进行一番核实查对，而且还应当考虑举荐者的人品如何。这样，这个被荐人能否适合任命，皇帝自然心中有数，等职位有了空缺，便可加以选用提拔。如果这个被举荐的人称职，那么视其政绩大小，同时奖赏举荐他的人；如果不称职，同样视其罪行轻重，惩罚举荐的人。这种举荐人才的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避免了许多官官相护、裙带关系等官场恶习的出现。

顺治帝亲政后，一直比较注重加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他非常希姜望能建立一个比较廉洁的、行政效率较高的政府机构。因此，他很重视对吏治的整顿，并经常巡视内三院，宣诏诸臣，进行咨询。作为内院首席大学士的范雎文程，每次所做的回答都非常符合皇帝的心意。有一次，顺治帝在范雎文程陪同下巡视内院，看到值班官员寥寥无几，就问为什么会这样。范雎文程解释说,由于一些人回家过端午节，所以值班的人就少了。皇帝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大家都想贪图安逸。而要安逸,就需要先劳苦一番，使国家安定。只有这样，安乐才能长久。”但他又不愿因此而对那些人治罪，便又说道：“人哪能没有过错，能够改正便是美德。成、汤盛德，并不以改过为耻辱。”范雎文程回答道：“君主圣明，大臣贤良，相互劝勉而不袒护，才能承受上天的恩德，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皇帝说：“说得好！自此以后，我有错也会改正，你们应当不忘直言敢谏，指出我的错误，这才行啊！”

范雎文程一生所进奏章，多是“动关大计”。他与皇帝议论政事，崇姜尚简明扼要，还能一针见血，直言不讳。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派官吏到各地检查用刑是否慎重，范雎文程直谏道：“以往派遣满汉大臣巡视各地，都担心会骚扰百姓，所以停止了，现在各地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处于灾难之中，应当停止派遣官吏。”顺治认为言之有理，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范雎文程对于那些敢于直言不苟、秉公不阿的臣僚颇为关注。例如当时著名的谏臣魏徵象枢，因在朝中直言进谏，常常遭到权贵们的嫉视，而只有范雎文程“心识之”，他说：“直哉，此我国家任事之臣也。”以后遇到捏造罪状陷害魏徵象枢的他就当众揭穿。所以范雎文程时常因“培养人才，保护善类”被大臣们称道。

顺治帝对范雎文程的评价也很高。他在谕书中曾说：“大学士范雎文程任事多年，忠诚不减，朕所依赖。”范雎文程得病时，顺治曾给他以特有的礼遇：顺治曾亲自调药赐以范雎文程；赏赐给他的珍品有的甚至只有皇帝才能享用；范雎文程身材魁梧，皇帝命令专门替他定做衣冠，以便使他能穿着合体。诸如此事，“多不胜纪”。

五、功成身退，美名传扬

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清廷为了表彰范雎文程的功绩，加秩少保兼太子少保；九月，范雎文程以年老体衰、积劳成疾为由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福临却命他“暂令解任调摄”，一俟病痊，“以需召用”，而且还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到顺治十四年（1657）又恩诏加秩一级，并命画工画范雎文程图像藏在皇宫内。范雎文程功成引退，离开朝廷，平安度过了晚年。

顺治十四年（1657）秋，可能由于太监们的鼓动和怂恿，顺治帝在南海，召见了佛教高僧憨璞聪，对他的言谈非常欣赏，从此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顺治帝是个性格暴躁、感情脆弱而又多愁善感的人。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帝所宠爱的董鄂妃突然病死，他痛不欲生，寻死觅活，萌发了消极厌世、出家为僧的念头。然而，不料出家未成，情绪却日益消极低沉，次年病死于养心殿，年仅24岁。8岁的三子玄烨（即康熙帝）继承帝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佐。

清圣祖康熙即位后，下令祭祀太宗皇太极之山陵。祭祀时，范雎文程回想起自己追随皇太极，襄助多尔衮，智辅顺治，出谋划策，为大清江山付出的一切，竟“伏地哀恸不能起”。

康熙五年（1666）8月31日，这位为清初江山做出重大贡献的谋臣安然去世，享年70岁。皇帝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葬之于怀柔红螺山（今北京怀柔区），立碑记载其功绩，赐谥号文肃。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亲笔书写了“元辅高风”四字作为横额悬于他的祠堂之上，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他在清初作用的最高评价。

范雎文程一生经历清初四朝，智辅四帝襄助大清帝业，而且能备受恩宠，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中也属罕见。究其原因，除了他超然的政治才干和胆量过人的谋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比较豁达，心胸宽广，不计较名利得失，由此能在各派政治斗争中善于保护自己，尽避纷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论是知人善任的皇太极，还是独秉大权的多尔衮，他都以自己非凡的智慧，做到君臣融洽，赢得统治阶级的信任，不能不说与其胸襟宽广有关。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性谦慎，乐施，气量渊深，人莫能窥其喜怒。”

范雎文程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是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颖敏沉毅，提倡民族合作、谅解，安定百姓，轻徭薄赋，发展生产，选拔人才，直言敢谏，这对于清朝的建立和巩固，尤其是在清初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使清恰当地处理好明清、君臣关系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皇帝不囿于民族偏见，重用范雎文程，委以重任，授与重权，君臣相辅相成，终于成就了大业。由此可见，范雎文程无愧为清初卓越的政治家。

（林　红）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清史列传》卷五，《范雎文程传》；《清史稿》卷二三二，《范雎文程传》。

洪承畴监狱里待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