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建立云南行省后，首先整顿云南工农业生产，采取没收一部分封建主土地充作“官田”“绝嗣田”的政策，健全云南军政建制，大力采取民屯、军屯、商屯的措施，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为发展工农业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农业经济 蒙元以前，地处大理金齿宣慰司辖区的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等地的古老民族，很早便吸收了南诏、大理国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始出现了部落酋长，并从渔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逐渐过渡到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遗憾的是当时对大理金齿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记录不多，只能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略知梗概。据唐樊绰《云南志》载云：唐时的茫人使用象耕田，说明他们早已种植水稻。当时南诏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使用二牛三人犁耕，已能耕一年两熟的田，故史书说：“蛮（南诏）治山田，殊为精好。”
南诏时代的生产力比起元明以后实行屯田制的生产力还要落后得多。延至明代，云南的耕作方法上已由原来“二牛三夫”改为“一牛或二牛牵引，由一人或二人扶犁耕作”。
元王朝时，由于赛典赤的励精图治，把军政大权集中于行省，采取清理案件，省并州、县，裁减冗员，定赋税，保证正常赋税收入，建立“军屯”，解决官粮供应，禁止权势放高利贷、贩人口为奴，听民伐木贸易，规定云南地方货币的（贝）与全国通用货币金银的比值等措施。这几种措施从总体看，是有利于打击农奴主和奴隶主的势力，促进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强国内各行省之间和东南亚、南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当时意大利旅行家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着马可·波罗到云南旅行见闻，到省会（指中庆）时，称“有一个很大的咸水湖（即滇池，并非咸水），湖中盛产珍珠、颜色洁白，但不是圆形，珍珠产量实在丰富”，“湖中盛产多种鱼类”，并有用小米和麦掺与香料酿制的上等饮料。元朝官员郭松年在中庆到大理路上也看到白崖县（今弥渡）“居民凑集，桑麻蔽野”，赵州（今凤仪）“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www.guayunfan.com)明清政府承续蒙元的屯田制度，中原汉族劳动人民的迁入，大量土地的开垦，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和整修，都对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素以干旱著称的云南县（今祥云）坝子，还创造了“地龙”灌溉网（地下蓄水池和渠道），减少了水的蒸发量，使大量荒田得到灌溉而成沃野，遂得“云南熟，大理足”之誉。这些工程大多数量是汉族屯户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血汗共同凝聚而成。
畜牧业经济 云南的畜牧业，在大理政权时期的“大理马”早已驰名全国，成为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每年都有数千匹马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罗殿”“自杞”转卖到广西等地。［8］
手工业经济 大理、金齿自南诏、大理国以来，手工业很发达，通过车马互市，促进了农业发展，竹器编织、纺织染色也随之盛行，妇女所织的“青婆罗缎”为澜沧江两岸各族人民所喜爱。当时的濮人在纺织、衣着方面，共同特点是“木棉布”和“贯头衣”。郭义恭《广志》云：
木棉濮，土有木棉树。
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劳。其衣服，妇人以一幅布为裙，或以贯头（即用衣从头部贯穿而下）。
樊绰《云南志·南蛮》云：
朴子蛮以婆罗缎为通身袴。
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絮，纺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顺宁府》云：
蒲人男子，以二幅布缝为一衣，中间一孔，从头套下，无领袖领缘，两肩露出。
这里所说的“套头”“贯头”“笼头，”都是指同一种式样衣服的制作与穿法，从中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历史继承性。
世居怒江两岸的金齿各民族，所采用木棉纺织成最负盛名的“桐华布”，其棉丝洁白柔软，幅宽5尺。可缝成衣服或出售。他们养桑蚕、缫丝、织成华丽的“采帛”“文绣”，还能染色。《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记载云：
（哀牢夷）知染彩文绣、罚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
采矿业 大理金齿地区的采矿业也很盛行。《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云：
……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宝石）、虎魄、水精（晶）、琉璃、轲虫、蚌珠（珍珠）、孔雀、翡翠……
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掳来各类布匹和“巧儿女工”数万人，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
迄至元代，矿业更进一步得到发展。
云南除丽水外，各路也盛产砂金。建昌（今西昌地区）有金矿，元廷在云南设立了“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和“合剌章打金规运所”，对黄金实施专卖和专运。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廷遣使搜刮云南所产金，并设置“打金洞达鲁花赤”进行专管，全省金课为184锭1两9钱（每锭约50两），占全课的三分之一以上。
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建水）、元江等路都盛产银矿。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拔漏籍户于荫矣山（澄江路）煽炼，凡一十有一所”。会川路产碧子（花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就采取一千多块。二十七年（1290年），元廷遣人巡视云南银源，获银4048两，即设立“银场官”，从事开采。云南银矿占全国银矿的半数。
全省铜矿有多处，产量不详。元朝用钞不铸钱，这些铜主要作器皿。
铁的产量较大，主要产地是中庆、大理、金齿、曲靖、临安及罗罗。
元代矿藏的开采，除铁外，主要是作为满足蒙古贵族奢侈生活的消费品。产品很多被王府攫取。
蒙古征服云南后，还把云南的工匠搜刮到大都（今北京市），为宫廷服役，云南各路也曾设立过“人匠提举司”等专管手工业机构，各族人民多被拔为“匠户”“冶金户”等。匠户、冶金户也是世袭的，不能随便离开工场或作坊，也不能改业，还要经常受到场主的打骂。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又成了云南手工业发展的障碍。［9］
元代由于云南冶金业的进步，推动了云南农业生产发展。元《招捕总录》载云：林场蒲人阿里，每年向元朝驻永昌司署缴纳铁锄六百把，贡纳布三百匹。
一个小区域的头人能提供如此多的贡赋，可想而知他在冶金铸造、纺织业的能力与技术已是相当可观。此外，当时“大理刀”已闻名全国，其锋利程度据称能“吹毛透风”，可见当时冶铁炼钢技术已达较高水平。
元代云南的精美手工艺品也颇受中原青睐，如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精美、质坚如铁，披毡也很讲究。彩瓷漆器驰名全国。而漆雕技术则是大理特技，所雕漆器传至明代，一直被视为珍宝、被誉为“宋剔”。这些手工艺品，在当时国内市场都是有名商品。直到元明两代，建封王朝宫廷里所需高级技术工匠，还不断取之云南，而被誉为“滇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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