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各种文字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後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於说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於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於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后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於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於“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Rashid adin著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