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北井盐业及其他产业

川东北井盐业及其他产业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四、川东北井盐业及其他产业

井盐生产在川东有较悠久的历史。⁽⁹³⁾明代末年，川东的云阳、大宁等地，曾是川盐最主要的生产区。明清之际的战乱，对川东北井盐业破坏亦很严重。邓希明《云安场记》载：“张献忠入蜀之后，姚黄乱于其后，余李乱于江前，群贼互相出没，士民逃亡殆尽。乙巳（康熙四年，1665年）之春，余解绶归里，仅存灶民一十二家。”⁽⁹⁴⁾

入清以后，由于生产条件等变化，富顺、荣县、犍为等地的生产发展很快，川东地区的生产相对缓慢，但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川东产盐州县主要有万县、云阳、大宁、忠州、开县、太平等地，其中最重要的盐井。据《三省边防备览》等文献的记载，分别有大宁县白龙泉、开县温汤泉等，皆为自流咸泉，且规模甚大。时人有诗形容为“千竿匀溜竹成涧，万灶齐烧水作田”⁽⁹⁵⁾。如大宁县白龙泉：

大宁盐厂为白龙泉……额设灶二百零一座，每灶煎锅三口，共煎锅六百零三口，每锅三昼夜出盐三百数十斤。

又据《四川盐政史》称：大宁厂清代最盛之时，有烧灶336座。嘉庆八年（1803年），因龙洞被洪水冲塌，卤汁遂淡，又困于薪炭短缺，烧灶大减。道光年间，被迫改柴灶为炭灶，合并二三灶为一灶，结果有柴灶34座，炭灶72座，共计106灶得以存留。

开县井灶，开始有三井，为温汤、膏谷、裕泉，后新开二井，为温塘、裕龙，五井有灶120座，每灶额锅三口，共锅360口。后归并为90灶，每灶锅四口。乾隆年间生产停滞，并五区为三区，裁四锅为一锅，仍90灶。主要的为温汤井。

云阳为云安厂，额设盐井116眼，煎锅349口。嘉庆初年的白莲教战事中，云安厂被焚毁，后虽修复，影响却难以一时消除，生产遂趋艰难。

太平县有明通井，因在万山之中，生产规模不大，“日出不及千”，仅供就近山民食盐。城口厅有井场二三处。本地客商曾欲扩大生产，增加井灶，被政府以地处老林之中，“防其聚众滋事”为由，不准增开。

盐厂规模庞大，犍为、富顺等地的大厂，佣作工匠及有关供应、运销的商贩，每厂合计达数十万人。⁽⁹⁶⁾大宁、开县等盐厂亦以万计。其中，灶户煮盐，煤户、柴行供井用，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赀本取利或自食其力，各营生计。因此，有盐厂的地方在盐产业之带动下，往往繁荣有加。前揭《夔行纪程》记载开县温汤盐厂的社会经济状况云：

马家河，为温汤井盐出总路，铺户百余家，俨然成市……井凿山下，就山坡高下葺屋而居，商民聚处约千家，熬盐运煤者数千人，人烟稠密，市集喧阗……山边俱产煤之处……山坡村店数处为运煤者歇足之所……

同书又记大宁盐厂道：

自溪口至灶所，沿河两山坡俱居民铺户，接连六七里不断……山内柴厂，自谭家墩至溪口一带河边，柴块层积如山，用以熬盐。又济之以煤，煤亦出附近山内，俱用船装载……

工匠、商贩铺户、水陆运夫等人手需求，给许多人带来了就业食力的机会，对于缓解人口压力、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严如熤曾有分析说：“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不至流而为匪。故川中近年边腹地之安靖，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⁹⁷⁾

关于四川井盐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从略。⁽⁹⁸⁾

伐木烧炭也是秦巴山区的重要生业之一，无可忽视。炭厂在山区分布非常普遍，史称：

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栗炭，栗亦白炭，坚致耐烧为上。⁽⁹⁹⁾

白炭多由栎树即青熛树烧成，故又称熛炭。烧制白炭必须放烟封窑，黑炭则不封窑。炭之用途甚广，前述铁厂、盐厂都曾以木炭为烧熬、冶炼的主要燃料，民间生活亦广为利用，因此产量巨大。大的铁、盐等厂，都有专门的柴炭厂。山中有炭林之地，“藉烧炭、贩炭营生者数千人”⁽¹⁰⁰⁾。巫山县白炭“出产颇多”，广元县亦多。民间蓄养供烧炭用之青熛树林，称作柴山，以别于供生木耳用之耳山。

柴山也有承揽的经营方式，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参加白莲教的四川垫江县人王柯中可为一例。王氏自称：三十六岁，“向在大宁县青冈坪地方领刘其田本钱，砍伐柴山生理。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七月间，刘其田因小的念诵经咒，不许小的在那里砍柴，小的也因生意折本，就回垫江去，一路在太平县地方收讨账目……”⁽¹⁰¹⁾既然领有本钱，又说“生意折本”，还要“收讨账目”，显然不是仅靠卖力砍柴的一般工人。

陕南山区伐木烧炭之厂又称为炭朳，“岁冬烧木作炭，映山皆赤”⁽¹⁰²⁾。是炭厂众多的生动写照，其生产量亦是相当大的。

山中柴炭有相当数量行销外地。与前述贩卖山中生猪的情形类似，贩卖柴炭者有不少是外地移民。仍以白莲教头目为例：保康县曾氏，祖籍湖南新化县，曾顺武迁至郧阳府保康县坨峪沟居住。顺武子曾世兴，学名曾公允，父子皆加入白莲教。拜姚之富、姚文学为师，出过根基银五十两。后被捕。据招：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因贩卖柴炭，前往襄阳。到姚之富家，见过刘之协……”⁽¹⁰³⁾34岁的谷城王兰亦招称：“小的卖炭为生，常到襄阳，看视过姚之富数次。”⁽¹⁰⁴⁾

如果说秦巴山区经济林特产的经营深受山外商人资本的控制，那么山区的手工业生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亦留待后文专门论述。卢坤《秦疆治略》对陕南各州县纸、铁诸厂的分布、数量有粗略估计，列成表9-3，以供参考。

表9-3　《秦疆治略》载道光初年陕南山区各厂分布

说　明：山内各业设厂数量，未见有专门统计，本表仅供参考。

清朝末年，秦巴山区各主要手工业产品受到外国机器产品竞争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西乡县乡土志·商务》对本地产品曾有概括：“近十余年来，鸦片为一大宗出产，农商藉此可获赢余，今奉诏禁烟，农皆改种……纸：纸厂多设巴山深处，以竹为料，甚惜工劣，不能与洋纸抗衡耳，陆运陕西及山西等处，水运兴安老河口等处。近各省洋纸盛行，利为所夺，厂多倒闭，利不及前十分之一，统计每年仅银七八万两。鸦片：本境行销外，陆运陕西、河南，水运汉口等处，岁约银十余万两。木耳：水运汉口约十余万斤，外白木耳红木耳虽产，不多，不能成装。漆：本地行销外，水运汉口约万余斤；桐油：本地行销外，水运汉口约万余斤；牛皮：水运汉口约十余万斤；羊皮：水运汉口约万斤；槲皮：水运汉口岁约十万捆；菜药：水运老河口约千斤以上；狐皮、獾皮、獭皮、狼皮，运汉口岁约百张至千张不等。”⁽¹⁰⁵⁾由于洋纸盛行，土产纸厂多倒闭，每年获利仅有白银七八万两，竟不及鸦片每年获利十余万两，更不及以前纸业获利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西方洋货对中国土货的影响至大，由此亦可知西乡县纸业盛时获利之巨，前述光绪末年汉水上游纸品运销的数量及价值，并不能完全反映秦巴山区造纸业全盛时的状况。

下列诸表乃乡土志所见清末陕南洋县、平利县、商州三地土特产品运销的数量，借以窥得秦巴山区土特产品产销之一斑（详见表9-4、表9-5、表9-6）。

表9-4　清末洋县土产贸易简表

资料来源：《洋县乡土志·物产》。

表9-5　清末平利县土产贸易简表

资料来源：《平利县乡土志·商务》

表9-6　清末商州土产贸易简表

资料来源：佚名《陕西商州直隶州乡土志·商务》

秦巴山区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特产生产销售、造纸等工矿业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其特殊性。山区独特的地理、资源条件，山区外市场需求对山区内生产的推动，山区内小农粮食种植业之外，为维持生计要从事副业的需要，共同促成了山区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特产生产销售、造纸等工矿业商品经济的繁荣。

清代秦巴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由于大多数地方官员深知改善交通条件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开修道路、铺架桥梁、疏浚河道等整治水陆交通条件的事例颇多。乾隆年间，镇安知县聂焘就任伊始，即将“开山路”列为与招流移、垦荒山等并重的要务之一，对交通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亲身经历使他对交通与流通、经济发展的紧密关联深有感触：

镇安山中，物产甚多，而民不收其利者，道路崎岖，人迹不通故也。年来构穰、漆、蜜、药材、板、炭渐次获利，而不知缘修路之故。又不知大峪、库峪虽在咸宁境内，实为镇安入省门户，门户一闭，则百工无人往来，而财用因此不流通矣。⁽¹⁰⁶⁾

乾隆初年，成县知县黄泳修理黑峪河道路。成县治北三十里黑峪河，上通秦陇，下达县城，为山水奥区。但是，“其经黄渚关一带，层岩峭壁，耸翠临霄，木荫翳而蔽日，石突怒而人立；狐兔茸伏，蛇龙菹藏。旧有小径于密林深箐、嵯峨乱石中……路既僻，山用荒，于是虎肆其虐，往往群聚，白昼人，为地方害”。“乾隆三年（1738年）秋，黄泳主持大修黄渚关路段，由是而通车马，便负载，熙熙攘攘，不独往来贸迁者舍危殆而就安坦，即上下居民，亦得时以物产木植顺流而通有无于县中。夫黑峪一轕区，一旦变而为乐壤，不可谓非道路之修治致之也”。⁽¹⁰⁷⁾

乾隆十三年（1748年），商州知州许维权主持疏通丹江龙驹寨至竹林关航道，共疏凿险滩29处，费时三年，用银400多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商州知州罗文思主持开凿白杨店石碥道路，解决了自龙驹寨至商州的交通困难，人称“罗公碥”。⁽¹⁰⁸⁾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民间修建镇坪县古里沟通川陕之间要道，成“来往经商之径道”。⁽¹⁰⁹⁾

嘉庆年间，竹山知县范继昌开凿南山险道。“竹邑山路崎岖，滩水险恶。凡所经行之地，随处平易道路，修补桥梁。而邑之西乡佛爷匾、黄茅馆与南乡摩天岭，尤为险峻，乃捐赀督工修凿，皆成坦途。至南乡之夜叉滩，亦于水涸之时疏凿其险，俾舟行无碍。”⁽¹¹⁰⁾

嘉庆十五年（1810年），砖坪民间修建碑湾栈道。此路乃“北连兴（安）、汉（中），南通西蜀”的大道，由于“石土崩颓”，道路不通，“常有四境往来客商嗟叹不已”。道路修成后，“南通北达，往来客商，跬步安益，无不欣然”。⁽¹¹¹⁾

到了清代中后期，由于各个方面的努力，已经使秦巴山区的交通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除古老的栈道等旧的道路之外，不少新修的通道在邮传、商业贸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凤县是古代沟通川陕乃至西路南北方的要枢所在，古有“通蜀四道，凤有其三”之说。据光绪《凤县志》记载：“古栈渐废，到处可通。客商希避税务，其由宝鸡走徽（县）、两（当）入川与洋县走岐（山县）、（县）入西安者，犹多走小路云。”⁽¹¹²⁾“昔之栈阁，改为石路，既省修葺之费，毫无仄险之虞。且骡运往还，渐谙蹊径，居民藉旅店营生，大非往年幽僻气象。小贸希避税务，间或由斜谷赴汉中，由凤（县）、两（当）、徽（县）、略（阳）赴川……”⁽¹¹³⁾山区交通的变化跃然纸上。原来所谓“汉南一路，万山环巩，一线崎岖。所产竹木不能成筏下流，所收粟米不能登舟出运。内既不出，外亦不入，所谓独坐穷山，食用一尽，则唯坐困而已”⁽¹¹⁴⁾的闭塞状况，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注释】

(1)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2～23页。

(2)当时对此关注最早、最多的自然是经世学者、官员严如熤，其专门著述《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三省边防备览》成为记述、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的经典之作，也是后世研究该地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变迁的必读之书。具有现代经济史学意义的研究当首推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家傅衣凌先生。早在1946年，他就发表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通过川陕湖三省交边山区的木厂、纸厂、铁厂、盐井及炭厂、耳菌等手工业生产状况的考察，探讨了清代的工场手工业问题，关注到商人出资招募工人进行生产、各厂劳动分工之精细等工场手工业作业方式诸要素，指出清代中叶中国手工业生产形态已开始有所变化，但由于封建政治统制、超经济剥削、工业区距离市场遥远等因素的存在，不仅限制其进一步发展，且引发劳动者的不断斗争（详见《厦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1946年。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0世纪50年代以后，研究或涉及清代秦巴山区手工业的成果渐多，主要有李景林《从〈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看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陕、川、鄂三省交界地区社会关系的一些特点》（《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李蔚《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清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初步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等。

(3)《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

(4)各级居民区用地面积可观，但研究者未给以足够重视，特别在平原地区，往往被忽视。如果比较一下大山区的土地利用格局，会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乾隆五年（1740年），署贵州布政使陈鰆荣陈奏黔省开垦田地、栽植树木事宜，其中有如下内容：“黔省自平溪、清浪以下，无地非山，间有四山不相连接，旷而且平，若四五里，或五六里，即建县治；若止一里、半里，即是村镇。房屋城池遍满，无隙可耕。”（《清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癸酉）

(5)转见《四川通志》；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

(6)《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癸丑。

(7)《清高宗实录》卷169，乾隆七年六月甲寅。

(8)《清高宗实录》卷691，乾隆二十八年七月辛巳。

(9)俞森：《种树说》，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37《户政十二》。

(10)陈宏谋：《种杂粮广树植状》，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37《户政十二》。

(11)《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28《户政三》。

(12)《清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癸酉。

(13)《清高宗实录》卷139，乾隆六年三月。

(14)《清高宗实录》卷619，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戊戌。

(15)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16)康熙《县志》卷4《风俗》。

(17)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3页。

(1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19)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20)光绪《紫阳县志》卷1《地理志·险要》。

(2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22)《查勘川陕楚老林情形会同酌议添改厅治营汛以资弹压抚绥》，见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下》。

(23)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4《征榷一》：“闰生先生生当嘉庆、道光年间……”

(24)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36～37，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乙巳、癸丑，嘉庆十九年正月丙子、壬午等条。

(25)《留坝厅足征录》卷2《诗征》。

(26)道光《留坝厅志》卷4《土地志·物产》。

(27)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

(28)道光《城口厅志》卷6《风俗》。

(29)道光《城口厅志》卷4《山水》。

(3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参见严如熤《三省山内边防论三》，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82《兵政十三》。

(3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参见严如熤《三省山内边防论三》，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82《兵政十三》。

(3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参见严如熤《三省山内边防论三》，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82《兵政十三》。

(3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同治《竹山县志》卷26《祥异志》。

(35)同治《郧阳志》卷8《楚纪》。

(36)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37)道光《宁陕厅志》卷1《物产》。

(38)清代刑部钞档，见金济思《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种手工业和手工工场的史料》，转引自李蔚《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见《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39)《清圣祖实录》卷22。

(40)《四川通志》卷16上《木政》。

(41)《甘肃巡抚黄廷桂为川省已采办及未获之楠木数目事奏折》，见王澈《清代楠木采办史料选》，《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42)《四川提督勒保为于云南永善县采获楠木并运送事奏折》，见王澈《清代楠木采办史料选》，《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43)成化年间，巡抚四川都御史汪浩得罪，鞫审得实的罪行之一即“伐楠木载回私家”（《明宪宗实录》卷75，成化六年正月癸卯）；万历年间，四川巡抚李三才亦有“用木占厂”之罪行（《明神宗实录》卷528，万历四十三年正月甲子）。

(44)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45)光绪《定远厅志》卷3《山水》。道光《西乡县志·物产》：“砍龙头竹以灰浸之，滤渣为纸，可染五色为黄表，工极细。”民国《商南县志》卷6《物产》云：商品类中火纸为邑大宗，草纸、皮纸、引纸稍逊。同志《实业》又载：火纸厂有十里坪、湘河、耀岭河、青山等多处，行销甚广。

(46)陈绶：《雒南县乡土志·物产》，光绪抄本。

(47)民国《西乡县乡土志·物产》。

(48)卢坤：《秦疆治略》。

(49)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

(5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2)道光《西乡县志·物产》：“砍龙头竹以灰浸之，滤渣为纸，可染五色，为黄表，工极细。”

(53)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

(54)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5)参见卢坤《秦疆治略》。

(56)陈绶：《雒南县乡土志·物产》，光绪抄本。

(57)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58)参见《湖北省房县地名志》，1984年编印；《湖北省竹溪县地名志》，1982年编印；《湖北省郧西县地名志》，1983年编印等。

(59)彭延庆：《当阳县避难记》，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60)王士性：《广志绎》卷3。

(61)《明宪宗实录》卷2，成化元年（1465年）九月辛未。

(62)《明宪宗实录》卷98，成化七年（1471年）十一月辛酉。

(63)《明宪宗实录》卷113，成化九年（1473年）二月庚午。

(64)乾隆《雒南县志》卷10。

(65)参见陈绶《雒南县乡土志》，光绪抄本。

(66)乾隆《雒南县志》卷11。

(67)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6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69)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上。

(7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7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7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73)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74)长龄：《为酌拟铁厂章程仰祈圣鉴事》，嘉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奏，抄录故宫藏《朱批奏折》。

(75)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志》。

(76)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志·村集》。

(77)《开采竹山县宽坪山铁厂章程》，见嘉庆《湖北通志》卷23《政典·物产》。

(78)《开采竹山县宽坪山铁厂章程》，见嘉庆《湖北通志》卷23《政典·物产》。

(79)光绪《太平县志》卷3《物产》。

(80)乾隆《续商州志》卷4《矿厂》。

(81)抄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二月十七日秦承恩奏折。

(8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载：“厂头出工本，佣夫淘箕。每厂约数十人……贫民赖以生活，盖亦不可纪计矣。”

(83)咸丰六年（1856年）刊石《汉中镇宁陕营参府禁止淘金告示碑》，见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页（碑存宁陕县武隆乡文王坪地方）。

(84)同治《户部则例》卷42。

(85)同治《户部则例》卷42。

(86)同治《户部则例》卷42。

(87)王庆云：《石渠余纪·纪铜政·附铁》。

(88)嘉庆《汉阴厅志》卷2《疆域志·物产》。

(89)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90)光绪《凤县志》卷8《物产》。

(91)光绪《太平县志》卷3《物产》。

(92)吴焘：《游蜀日记》。

(93)参见朱继平等《长江三峡早期井盐开发的初步探讨》（《中国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李小波《三峡地区古代盐业经济的兴衰及其原因》（《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等。

(94)乾隆《云阳县志》卷4。据该志记载，乾隆九年（1744年）新增盐井36眼。

(95)光绪《大宁县志》卷8《艺文》。

(96)参见李蔚《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见《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97)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98)参见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陈锋《清代两湖市场与四川盐业的盛衰》（《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陈然《清咸同时期的四川井盐业》、《清康雍乾时期的四川井盐业》（分别见《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张洪林《试析清代四川井盐生产中的合伙法律关系》（《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李小波《川东古代盐业开发对行政区划和城市分布的影响》、《三峡地区古代盐业经济的兴衰及其原因》（分别见《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3期、《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瑞成《四川盐业空间布局的历史演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朱继平等《长江三峡早期盐业开发的初步探讨》（《中国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

(99)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10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101)《王柯中等供词》，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102)光绪《白河县志》卷7《物产》。

(103)《曾世兴、祁中耀续供》，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5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7页。

(104)《军机大臣奏，为审讯王兰之情形事》，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240页。

(105)民国《西乡县乡土志·商务》。

(106)《陕抚陈公弘谋兴除告示》，见民国《镇安县志》卷7《艺文》。

(107)黄泳：《修理黑峪河道路记》，见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卷31《艺文》。

(108)《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21、223页。

(109)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刊立《古里复修古路重造渡舟碑》，见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110)同治《竹山县志》卷19《名宦》。

(111)嘉庆十五年（1810年）九月刊立《碑湾栈道碑》，见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112)光绪《凤县志》卷1《道路》。

(113)光绪《凤县志》卷1《道路》。

(114)康熙《汉南郡志》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