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山区祠堂庙宇改为现代学校的情况_底层视野

浙西南山区祠堂庙宇改为现代学校的情况_底层视野_现代学

6.1.1　浙西南山区祠堂庙宇改为现代学校的情况

祠堂的主体是宗祠，宗祠是宗族的象征，也是展开宗族活动的公共空间。宗族自三代就有，但是在魏晋到唐末时期经历了长期的衰退过程，直至北宋乡村社会才开始重建宗族制度。在浙江，宗族制度的重建过程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宗族建祠堂、祭始祖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浙西南地处山区内陆，宗族势力较强，建祠祭祖之风尤其炽烈。据记载，当时的处州府民间“春秋聚族合祭于家庙，生辰讳日各祭于家，新岁寒食祭于墓，虽极贫不敢弛”。其中的松阳县“人崇信义，家置祭田，建祠宇，兢兢乎报本追远之风”；遂昌县“各建家祠，有古立宗法崇祭祀之意”［3］91－95。作为宗族活动空间，宗祠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除了最重要的祭祖场所之外，祠堂还是议事场所、办学场所（族学）、民间娱乐场所等。为了维持宗族公共活动的展开，许多宗族还设置了大量公共田地，这些族产成为在教育体制新旧转轨之际乡村办理现代学校的经济基础，一些宗族的祠堂也由此开始了转化为现代教育空间的历史进程。

庙宇是宗教崇拜场所。我国佛、道两教虽然源远流长，寺庙道观也为数甚多，但我国民众的宗教崇拜向来兼收并蓄、以实用为指归，故除了正规的寺庙道观之外，还有大量的祭祀民间杂神的庙宇。此外，官方还有正祀系统，像社稷、日月、先农、孔子、关公乃至城隍、土地等都是官方祭祀的对象，因此都有相应的庙宇。明清以来，浙江省各府、州、县均有由官府兴建的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孔庙、城隍庙、关帝庙等；此外，民间信徒筹资兴建的寺、观、庵、堂、宫、殿等随处可见。这些官方和民间的宗教建筑为民众的多神崇拜提供了实施空间。具体到浙西南山区，宗教的传入也很早，孙吴赤乌元年（238），松阳县就建有普慈寺（在今丽水市莲都区北60里）。到东晋南朝时期，松阳县成为永嘉郡见于方志记载佛寺最多的地方［4］494－495。隋唐时期佛寺道观等宗教场所则更多了。到明清时期，一个山区小县有几十、上百所佛寺道观也不足为奇。比如据同治十三年（1874）《丽水县志》记载，丽水城乡共有庙宇61处［5］95；据乾隆版《龙泉县志》载，龙泉城乡共有大小寺院宫庙庵堂120处。而自乾隆至光绪年间，又增加了67处［6］34；另据光绪三年（1877）《庆元县志》载，全县有寺23、庵47、堂26、宫12、殿14、观1，合计123处宗教场所［7］331－337。到了近代，这些宗教崇拜场所也成为创办现代学校的重要资源。

清末兴学以来，由于政府财力严重不足，“族产兴学”、“庙产兴学”成为在乡村推行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策略，很多宗祠和庙宇被改设为学校，它们所拥有的田产（族产、庙产）被充为办学基金，浙西南山区的乡村当然也不例外，除了一批利用旧有书院作为校舍之外，其他大多将祠堂庙宇改为校舍。我们来看一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松阳县各学堂的校舍情况（见表6.1）。

表6.1　松阳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各学堂校舍调查表(www.guayunfan.com)

续　表

资料来源：［8］250。

在表6.1所介绍的松阳县13所学堂中，以庙宇为校舍的5所，以祠堂为校舍的6所，以旧书院为校舍的1所，以民宅为校舍的1所。邻县遂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一年（光绪三十四年）遂昌全县有小学堂13所，其中以庙宇为校舍的4所，以祠堂为校舍的6所，以原有书院为校舍的2所，以民房为校舍的1所［9］279。这两个县的26所学堂中，以祠堂庙宇为校舍的共有21所，占学校总数的80.8%。

民国时期，校舍仍然沿用以祠堂庙宇和租用民房为主的方式来解决，新建校舍寥寥无几。比如1926年，松阳县有小学118所，校舍设在祠堂的有56所，占47.4%；设在佛殿、宫、庙、寺、庵、院、观等宗教场所的有55所，占46.6%；设在社屋、公馆的有4所，占3.4%；设在民房的有3所，占2.5%［8］250。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并未因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较以前重视而有所改变。我们以1933年《景宁县续志》的记载为依据，系统梳理该县学校的校舍情况，如表6.2所示。

表6.2　景宁县1933年学校校舍调查表

续　表

资料来源：［10］卷八6－16。

从表6.2可见，1933年景宁县的63所小学中，除了17所学校只记载了所在地方名称、1所不详之外，其余45所小学中校舍设在佛殿、宫、庙、寺、庵、院、观等宗教场所的有19所，占42.2%；设在祠堂的有18所，占40%；设在民房的有5所，占11.1%；设在其他场所的3所，占6.7%；总计设在祠堂庙宇的小学占到82.2%。与1926年松阳县设在祠堂庙宇的校舍占总数94%的比例相比较，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批学校在战火逼迫下先后迁入浙西南山区，同时大量迁入这一区域的政府机构、团体也在驻地开办新学校。为了安置这些外来学校，更多的祠堂庙宇被利用为校舍（详见表6.3）。

表6.3　抗战期间浙西南山区部分外来学校利用祠堂庙宇情况

续　表

资料来源：［11］597－601。另据相关的地方教育志、文史资料选辑，以及《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1991）、《浙江省教育志》（2004）等文献补充修正，表中不再一一注明。

从表6.3可见，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原有的本地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为校舍的基础上，一批外来学校又将浙西南各地的祠堂庙宇加以利用，有些规模较大的学校往往要占用多处祠堂寺庙，才能勉强安顿下来。而且由于浙西南各县的县城都很小，资源有限，这些外来学校大多只能在更偏僻的乡村寻找祠堂寺庙作为校舍。可以说，在浙西南山区现代学校的发展史中，对祠堂庙宇的利用就没有停止过，绝大多数学校校舍利用的都是祠堂庙宇。除了将祠堂庙宇改为校舍这种直接方式之外，还有虽不占用祠堂庙宇，但是抽拨其所拥有的田产作为办学基金这种间接方式。比如缙云县在民国期间，除景云寺、栖真寺、昌国寺、福昌寺、黄龙寺、定心庵、普渡庵、正觉庵、霁雨庵等庙宇尚有常住僧尼外，永宁寺、正等寺、天寿寺、鹤鸣庵等田地山林均为县款产委员会掌管，拨补为中小学经费；广严寺、仙岩寺、九松寺、普化寺、定名寺、福云庵内则直接办学［1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