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一节　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教育作用与功能观的影响而形成的。18世纪中叶，法国教育理论家、启蒙思想家爱尔维斯（Claude-A dri en H el véti us）提出了“教育万能”论，坚信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教育是国家富强的重要前提。“教育是万能的，它甚至还能创造天才。”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中，爱尔维斯集中阐述了“教育万能”论的观点。(2)

教育的力量的最有力的证明，是经常看到教育的不同与它们的不同的产物或结果有关。野蛮人打起猎来不知疲倦，奔跑起来比文明人轻捷，因为野蛮人在这方面更有训练。

文明人更有教养，他有比野蛮人更多的观念，因为他接受了数目更多的不同的感觉，因为他凭着自己的地位有更大的兴趣去比较这些观念。

因此，前者以敏捷见长，后者广有知识，乃是教育不同的结果。(www.guayunfan.com)

如果一般说来，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之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的统治之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的，它们性格上的这种区别，乃是这两种统治之下所受教育不同的结果。

由此可知，爱尔维斯将教育的功能描绘到了极致，甚至宣称，“要是我证明了人果然只是他的教育的产物，那就毫无疑问是向各国昭示了一项重大的真理。它们将会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强大和幸福的工具；要使自己幸福和强大，问题只在于改善教育和科学”(3)。因此，在爱尔维斯看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造社会环境，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爱尔维斯的“教育万能”论对我国影响较大，特别是诸多近现代知识分子，更是受其影响。例如，蔡元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笃信“教育万能”、“科学万能”的观点，甚而提出“教育虽没有绝对万能，也有相对万能”的观点，由此成为了我国“科教兴国”论的早期倡导者。所以说，爱尔维斯的“教育万能”论对于我国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兴起，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为广大寻求兴国道路的科学家、教育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除了爱尔维斯的“教育万能”论外，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理论形成的又一大基石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到中国后，曾引起中国学术界很大的轰动，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为广大青年所熟知。“《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青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4)正是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不断激励着人们唯有奋发图强才能自救，唯有走社会改良道路，才能保国保种，而奋发图强、走社会改革道路的基本动机，就来自于教育。正如胡适在《实验主义》“杜威的教育哲学”中指出的：“教育乃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于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活动，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正是在“教育万能”论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之上，我国开始形成了早期“科教兴国”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促进了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一、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酝酿

对于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产生的具体时期，最常见的说法是清末。鸦片战争的爆发，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通过兴办科学教育事业来救国、兴国。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依然是八股盛行、科举唯上。所以，将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产生时间，笼统地说成清末是有失偏颇的。

确切而言，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京师同文馆的诞生为标志。在一次次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后，国人对“科教兴国”形成了朦胧的认识，开始意识到需要兴办新学，寻求富国强国之路。此时，洋务派扛起了这一重任，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批外语、电报、造船、陆军、海军等新式学堂，形成了我国“科教兴国”思潮的第一批战略成果。

但甲午战争的炮声使洋务派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他们认为，要救国，要兴国，必先兴教育。康有为就指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指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科学与教育。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介绍日本富强之因时说：“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日人变法，注意于是，大聘外国专门教习至数十人，小学有五万余所，其余各学皆兼五洲之事，又大派游学之士，归而用之，数年之间，成效如此。”(5)因此，主张“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6)。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维新派创办了一批重要的西学学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师大学堂。维新派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以教育强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维新运动”失败后，推动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酝酿生成的就是清末新政。张之洞作为清末新政的大力推行者，坚信“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紧紧地将教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指出“智以救国，学以益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清末十年新政，有人评论其是为维持封建统治的“假维新”，但这场“假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我国师范学堂、幼稚园、义务教育等肇始，迈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的三次冲击，我国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酝酿生成。但初期产生的“科教兴国”思潮带着急功近利、带着些许急躁，无法使教育的救国、兴国功效全部展现，这就决定着其需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走向发展。

二、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发展

在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发展期，相比较之前的酝酿时期，在两大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一是规模，二是与西方的沟通渠道。

在这一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一味兴办学校对于救国、兴国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于是，他们对教育自身作了整理，从以下三方面扩大了“科教兴国”思潮的影响：①对教育自身进行了整理，加强了教育自身的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平民化建设，颁行了一系列学校法；②建立了一批以传授科学、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普通学校也在着手进行教学内容的科学化、民主化改造；③扩大教育的普及化、平民化。(7)这些方面的工作与酝酿时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其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同时，建立了我国近代教育体制，规范了各级学堂。此外，在教育平民化方面，更有突出的成绩。他们认为，“欲救中国，先救乡村”，只有“科学普及就如老百姓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的时候，成为老百姓须臾不离的工具，救亡、强国才有希望”。为此，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如晏阳初、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家，成为了“科教兴国”思潮发展中的奇葩。

“科教兴国”思潮的第二大发展特色，就是与西方的沟通渠道增多。在“科教兴国”酝酿时期，我国与西方交流主要采取翻译、派遣留学生或官员出国考察等，往往是国内需要什么，就到西方学习什么，导致所学习到的是不成系统的旁枝杂叶。而“科教兴国”发展期，除了派遣人员到西方学习之外，还聘请国外的知名人士来华。例如，杜威、孟禄、郎之万、推士等一大批教育家、科学家来华，有的学者在华时间较长，在中国的诸多省份都进行过演讲，对于国人理解教育、理解科学、理解科学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促进了“科学兴国”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在近现代“科教兴国”思潮的不断发展之下，“科教兴国”论者开始逐步摆脱酝酿时期急功近利的缺陷，“不梦想捷径，而决心走远路，订百年计划”，通过对我国近现代教育一点一滴的改革，促进“科教兴国”思潮的影响，意图真正实现“科教兴国”。

三、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终结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先前教育发展的良好势头被遏制了。在中华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很多人开始质疑，认为自1862年以来推行的“科教兴国”运动破产了。但其实不然，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有学者秉持“科教兴国”理论，将教育、科学的功能阐述得淋漓尽致。

如廖世承所说：“教育与战争是分离不开的。教育有一分的力量，战事上就发生一分的效用；教育有一毫的疏忽，战事上就发生一毫的缺陷。因为我们平时对于科学的不注重，所以运用新兵器时，就缺乏人才；因为我们教育尚未普及，所以战事发生，民众未能全体动员；因为我们忽略人格教育，所以知识分子不明大义，甘心为虎作伥，做汉奸的甚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离人民的生活隔离太远，所以要动员民众的时候，就感到组织不健全……”(8)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科学家和教育家奔走相告，国家政府当局也进一步认识到，“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护，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9)。“战时须作平时看”也就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

但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大部分城市中的大学均难以安稳地发展，在“科教兴国”思潮及抗战政策的影响下，我国高等学校纷纷迁往西南、西北等地，如北大、清华、南开辗转到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些举措均是“科教兴国”思潮的反映，是对教育和科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的肯定。

纵观我国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发展脉络，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场改良性质的教育运动、科学普及运动、救国运动。它产生的时代，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险境；近代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爱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左宗棠……掀起了一场接一场的以教育为中心的维新改良运动。这一场场运动的发动者、推进者的根本意图是在不触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从根本上改变政体的前提下，有选择、有限度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之长，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中国早期‘科教兴国’思潮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10)也正因为此，有人将早期的“科教兴国”思潮称之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科学教育思想与科学教育运动”。但无论如何，早期“科教兴国”思潮对于教育、科学的救国、兴国功能的信仰是极为真诚的。这种思潮对我国当代“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有一定的历史启示作用，这也是应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