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病态审美_冷历史

魏晋的病态审美_冷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员的选拔，主要依据当地的豪门大族或者名士对本乡士人的品评，按照品德和才干分为几个等级向朝廷举荐，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因此“人伦鉴识”之学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号称“知人”的名士，如乔玄、孔融、司马徽、刘邵等。他们认为高明之士必具有异操独行，而这种异操独行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容貌和言谈举止上，如魏人刘邵在《人物志·九征》中说：“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

所谓“象”也就是“征”，它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形体上：“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因此，那些擅长人伦鉴识的名士，都非常重视人物的“容止”，他们喜欢用玉树、珠玉、玉山、璧玉、脂粉等明显带有女性美特征的词比拟人物，这显然受到了相书的影响。《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就受到相书《玉管照神局》“欲知富贵聪明，须知眼如点漆，口如四字，唇似朱红，两角朝于天仓，定是公侯之位”说法的影响。由于品题者和被品题者都是当时的名士，因此这种“人伦鉴识”之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文人甚至产生了对女性阴柔之美的病态追求。

魏晋南北朝笼冠大袖衫

此风始作俑者是三国魏尚书何晏，据《三国志》载：“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个何晏自恋异常，还有着“易装癖”。除了爱做女人打扮，当时的文人还有“熏香”的风尚，如《郭子》一书载陈骞女与韩寿私通：“骞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是外国所贡，一着衣，历日不歇。骞计武帝唯赐己及贾充，他家理无此香；嫌寿与己女通，考问左右，婢具以实对，骞即以女妻寿。”一国之君竟然赐异香与其最器重的大臣，而其女又将其私赠情郎，可见“熏香”风尚在当时的贵族子弟中盛行的程度。这种风尚在《颜氏家训》中也有提及：“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颓靡。(www.guayunfan.com)魏晋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强调特立独行的时期，加上何晏等的名人效应和相书的影响，这种病态审美观很快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继而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观，“男色”在整个魏晋时期受到异于其他时代的尊敬和礼遇。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裴子语林》亦云：“王仲祖有好仪形，每揽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人帽肆，就帽妪戏，乃得新帽。”自恋至此仍能得到时人的赞誉，当时世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可见一斑。《世说新语》甚至专设了“容止”一节，记载貌美的名人，如言嵇康行如“玉山”、潘安“美似璧玉”、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戎眼若“岩下电”等。更能说明时人风尚的是所谓“看杀卫玠”的典故：卫玠“总角乘羊车入市，风神秀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因为“观之者倾都”，而卫玠又“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之‘看杀卫玠’”。

凡事皆有两极，在整个社会对外在美的过分追求之下，对外在丑之人的厌恶自然更深。与潘岳同样文才飘逸的张载就因其相貌丑陋，而受到与潘岳截然相反的“礼遇”：潘岳回家载的是满车果品，而张载则拉回一车向他投来的瓦砾。更不幸的是左思，史传他“绝丑，亦复效（潘）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左思仿效潘岳出游，竟因为长得难看而被吐了满身满脸的口水，真是何苦来由。“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为人放浪形骸、行迹洒脱，但因其丑陋而被叱为“土木形骸”。同为饱学名士，只因相貌的差异，却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际遇，不禁令人惊异。

【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人摹本）

反映了魏晋时期贵族男子穿着的时兴风格——头戴卷梁冠，身着宽服大袖的长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