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魏晋以降大量出现隐逸风尚的影响使然

(一)汉魏晋以降大量出现隐逸风尚的影响使然

综观历代隐逸现象，远古时期即有隐士出现，汉、魏、晋以后更是出现了隐逸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其根由确如徐清泉之所论:“无可否认，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隐逸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由于魏晋时局变乱，世风日下，人心空虚，道、玄盛行，致使士人、士大夫归隐羡隐风行天下。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感召下，归隐羡隐的士人及士大夫摆脱了‘政统’，回归到了‘自然’及‘人’(自我)，从而获得了自由及人格的独立。”又:“实质上，这一时代突出地体现为隐逸文化的勃兴及隐逸人格精神的阐扬，其余威则给后续各个时代的士人及士大夫铸就了一个归隐羡隐并投身文艺的传统。”[1]王毅指出:“魏晋至盛唐是隐逸文化由迅速发展臻于成熟的时期。……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仕与隐、名教与自然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中的关键矛盾经过长期酝酿，至‘竹林’时期而达到近于激化的程度，‘七贤’栖身丘壑的真正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他们对园林山水的审美，而是后面这一整套‘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论。”又:“从这时起，士大夫日益兼通仕隐，西晋的山涛、向秀、郭象、张华、石崇、潘岳、陆机，东晋的谢安、戴逵、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士大夫代表人物无不在志存轩冕的同时又栖心江海，而这种情调也因此开始成为士大夫文学的一个主题。……此时皇权对隐逸文化的优容、扶植也从另一方面促使集权制度与士大夫相对独立、互相协调……”[2]

具体而言，受士大夫政治的影响，自东汉中叶以后，随着皇权与士族矛盾的加剧，士人的离心程度也日益强烈，《后汉书》之《荀韩钟陈列传》载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正是在此情形之下，隐逸现象与日俱增。

具体阐论胡叟隐逸现象的生成，除了受魏晋以降隐逸风尚的熏陶之外，尤其是直接受到了与其同期的著名隐士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影响之所为。魏晋以降，推崇隐逸成为士大夫的共同风尚，隐逸之士日见增多，其中非常著名且对胡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隐士当属“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浔阳三隐”之一的陶渊明。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易代之际(胡叟亦生活于十六国、北魏易代之际，二人同处于一个时代)，其时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复杂，他具体历经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的专权，经历了王国宝的乱政、王恭、尹仲堪的起兵、桓玄的篡位以及刘裕政权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纷争。在如此险恶的政治气候之下，陶渊明想实现其远大的政治理想那是绝不可能的!正是在经历了“三仕三隐”的痛苦的人生变故之后，陶渊明终于感悟出现实的黑暗与残酷，终于感悟出了世俗的污浊与自己的性情大相径庭，于是，他毅然决然归隐，再不出仕，在《归去来兮辞》中他慷慨激昂地申诉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燕求!”在动荡不安的晋宋易代之际，既然已彻底失去了士人建功立业以实现济世理想的前提条件，那么，现实之中无法实现的人生追求只能放归于理想，力争在精神境界中继续其自我实现的追逐。(www.guayunfan.com)进一步考究魏晋隐逸风尚的形成，当与此一时期士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孙立群深刻指出:“魏晋士人以其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士人生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魏晋士人在生活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形象。”[3]诚然，魏晋士人正是在中国传统“忧生意识”的驱动下，崇尚“贵适意”的生活观，颇具“任心适志”的个性化生活方式，我行我素，其具体体现就是因普遍意识到生命的易逝，故而强烈地渴求在短暂的人生中过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安定胡叟的情形亦正如此——因胡叟生逢十六国后期，时距魏晋时代极近，因此，魏晋士人“恬淡为心、不皦不味、安时处顺、与物无私”(《晋书》之《隐逸传序》)的隐逸品格及其“贵适意”的隐逸方式就极其容易又极其深刻地对其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