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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官藏编目

时间:2022-04-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隋唐官藏编目三、隋唐官藏编目隋唐两朝整理官藏后,编制了多种藏书目录,下面我们略作介绍。这是一部隋初所编的官藏目录,全书用四分法进行编排,著录多少书籍,因该目久佚,不得而知。这是隋朝持续求书、再次整理官藏后所编制的官藏目录,从书名上看,该目亦为四分,其它则不得而知。

隋唐官藏编目

三、隋唐官藏编目

隋唐两朝整理官藏后,编制了多种藏书目录,下面我们略作介绍。

(一)《开皇四年四部目录》

唐魏徵等撰的《隋志》有著录,共四卷,未著撰人;五代后晋刘籧等撰的《旧唐志》著录为“《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牛弘撰”;宋欧阳修等撰的《新唐志》著录是目与《旧唐志》相同,该目应为牛弘主持编纂,牛弘之事迹前已述过。这是一部隋初所编的官藏目录,全书用四分法进行编排,著录多少书籍,因该目久佚,不得而知。

(二)《开皇九年四部书目录》(www.guayunfan.com)是目《隋志》著录共四卷,而《旧唐志》和《新唐志》均未著录,说明唐初尚存,五代时已不可见,或许亡于唐朝后期之乱。这是隋朝持续求书、再次整理官藏后所编制的官藏目录,从书名上看,该目亦为四分,其它则不得而知。

(三)《隋开皇二十年书目》

此目《隋志》未著录,而《旧唐志》和《新唐志》均予著录,载共四卷,由王劭撰。王劭《隋书》和《北史》均有传,据其本传记载,王劭(生卒年不详)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少沈默,好读书。北齐时,甚得当时著名学者魏收、阳休之等人的器重,待诏文林馆。入隋后,历官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著述颇丰,但未提其编制此目。所以我们推测,这是平陈、全国统一后,对藏书所做的统计目录,影响不大,故而未得到重视。

(四)《香厨四部目录》

这是炀帝时期编制的一部四分法的官藏目录,《隋志》著录其共四卷,未著撰人,《旧唐志》和《新唐志》均未著录,久佚,因史籍缺载,其它均不可知。

(五)《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这也是炀帝时期编制的官藏目录,《隋志》著录其共九卷,亦未著撰人,《旧唐志》和《新唐志》亦未著录。这部目录,是在大业九年(613)整理国家藏书之后编就的,据《玉海》卷五十二《隋嘉则殿藏书》条记述:“《北史》:‘隋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重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所谓“正御书”,就是经过精心校雠后所选择的善本,提供给皇帝阅览、保藏的书籍,它是炀帝完善藏书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在《隋书·柳传》中仅记柳“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炀帝嗣位,拜秘书监”,未载其领导嘉则殿校书、编目的信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在洛阳打败王世充,进入隋朝宫室、收其图籍后,派遣宋遵贵将这些图书水运长安途中,舟覆书坠,“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110],这部残缺目录当是《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但《北史》佚文[111]和《文献通考》均载正御书三万七千卷,《隋志》所称八万余卷,恐数字有误。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编撰《五代史志》时,就以这部目录为底本,经过增删而成为《隋志》。《隋志·总序》称:“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旧录”当指大业目录,说明《隋志》只是《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的增订本或修改本。此目一直存留到编辑《五代史志》之时,由于《隋志》的流行,加之大业目录已为残本,故而其很快就亡佚了。

(六)《隋书·经籍志》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狐德芬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但数年没有成书而罢。贞观三年(629)重修五朝史,由魏徵总司其务,并主编《隋书》。“五代史”修成后,尚没有“志”这部分内容,贞观十五年(641)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令狐德芬等又奉命续修史志。至显庆元年(656)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因隋朝内容最详,故入《隋书》,其中《经籍志》四卷。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志目录,它虽列于《隋书》,但其包括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官私目录所记载的现存书籍,是唐前我国典籍存佚状况的总结。编撰《隋志》直接依据的底本是《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这部目录书收录的是隋东都观文殿的正御书,该目在唐初随着隋朝东都图籍运往西京途中被水浸湿而残缺,所以,编《隋志》时,只能用该目去核查当时的官藏,然后编目。因此,《隋志》所著录的当为唐初的现存藏书。《隋志》也参考了先代目录,特别是《汉志》、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主要参考其“体制”,正如《隋志总序》所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譬如仿《汉志》部分,志前亦有总序,它是一篇弥足珍贵的中国官藏发展简史;各部、类之末均有大、小序,序文简要叙述其学术源流和演变。另外,各部序文之尾均说明与《汉志》的承继关系,如经部序文:“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史部序文:“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子部序文:“《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集部序文:“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隋志》与《七录》的关系也很明显,《隋志总序》是唐朝以前官府所藏文献中的重要篇什,它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七录》序文和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改编而成的。《隋志》史部除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四篇不用《七录》体例外,其余“或合并篇目,或移易次第,大略相同”[112],基本上按《七录·纪传录》而编成。另外,《隋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后附道、佛图书,“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等等[113]。《隋志》对当时官藏,并不是一概著录,而是有去取的标准。凡旧录(指《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所取,《隋志》认为是“文义浅俗、无益教理”之书,“并删去之”;旧录所遗,《隋志》认为是“辞义可采、有所弘益”之书,则收入目录。

《隋志》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详分若干类,构成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计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三类。四部之后,附道、佛图书。《隋志》自言序文有五十五篇,实际只有四十八篇,它们是研究先唐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其总序是对唐朝以前官藏事业史的概述。首先,着重阐述了图籍在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其次,叙述了自坟籍产生以来官、私藏书事业的情况,有春秋史官的职掌、孔子删书、始皇焚书、西汉前期对官藏事业的建设、向、歆父子整理官藏、东汉前期恢复官藏状况、班固、傅毅整理官藏、董卓之乱对官藏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历次对图籍的搜聚、整理、编目、破坏、隋朝的求书、缮写、庋藏、唐初书籍损失情况等等,勾画出中国古代官藏事业发展史的轮廓。最后,介绍了《隋志》成书的依据和标准。小序的学术价值极高,如史部“簿录”类在详列了《七略别录》、《晋中经》、《今书七志》、《七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等二十九种书目之后,序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为簿录篇。”再如道、佛二部,虽未一部部胪列书名,仅撰写两篇序文,但详述了道、佛发展的历程,以及历朝崇道尊佛和毁道灭佛的历史,是继《魏书·释老志》之后研究道教史、佛教史的又一重要参考资料。

《隋志》的著录体例是首列书名,下列卷数,然后加注文,注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书籍的各个方面,有辨别书籍真伪、介绍书籍内容、简述作者行事、注明书籍存亡残缺和反映其它目录著录情况的内容等等。《隋志》于四部之末记“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通计亡书,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又记道经、佛经“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三者合计“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隋志》是总结我国中古时期官藏的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它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我国第二部保留下来的官藏目录,反映了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我国典籍著录的情况,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典籍以及学术文化的重要参考书目。

(七)《群书四部录》的编制

唐玄宗时期整理官藏后,编制了一部巨大的国家藏书目录,这就是《群书四部录》。此目初由马怀素领导在秘书省开始编制,采取的方法是续王俭《七志》。工程未竣,马怀素、褚无量相继去世,元行冲总领秘书省编目和丽正院校书、缮写事务,编目由续王俭《七志》改为“通撰古今书目”,即编制一部较为完整的国家藏书目录,有二十六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项工程。经过三年的努力,开元九年(721)终于撰成了《群书四部录》二百卷,成为古典目录的空前巨著。《群书四部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一部有序文、有提要的官藏目录。两《唐志》均有著录,《旧唐书·玄宗本纪》亦有记载,云:开元九年“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该目分甲乙丙丁四部四十二类,著录图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114]。《旧唐志》录其类别,并对各类进行简要的说明。《群书四部录》与《隋志》分类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该目编成后,立即遭到参加编撰的目录学家毋批评,指斥其“体有未惬”有五点:“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115]因书成于众人之手,这些不足在所难免。它“在以往久而无功的情况下,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部收书二千部四万卷之多的目录书。这在清《四库全书总目》以前却是唯一有这样多篇卷的一种。即此一端,不能不使它在目录事业的发展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116]。开元时期所编官藏目录尚有《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和《见在库书目》等。

德宗时期所编的《贞元御府群书新录》,著录当时官藏二万余卷[117],因其久佚,体例不知。后又编有《唐秘阁四部书目》四卷、《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118]等目录,亦久佚。

唐代官藏事业的另一盛事是佛经翻译、整理和编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玄奘法师为代表、在唐太宗支持下的译经事业蓬勃发展。《旧唐书·僧玄奘传》载: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朴射房玄岭、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兢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

玄奘译经极为审慎,翻译前及翻译中都要广罗各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法师传》卷十在述及玄奘翻译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时谓:“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玄奘在翻译《异部宗轮论》后写道:“备详众梵文,再译《宗轮论》。”他还拿梵本与旧译汉本对勘,如发现旧本阙略过甚或译文过于舛讹,便重译或订正,以求完善。如《大般若经》共四处十六会,前人只重复译出了其中的六会,至玄奘方译全六百卷本。又如《瑜伽师地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许多人只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至玄奘时,方译足一百卷。玄奘对于旧译讹误的指鏝,多保存在《大唐西域记》中。初期汉译佛经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后期译经原本都是梵文,经玄奘重译后,不但译文更加精确,而且得到了统一。由此可见,玄奘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整理旧译的过程。玄奘依靠自己过人的才能和集体的努力,坚持进行严谨的校勘和重译工作,对前代的译经作了一番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他在十九年间,译出佛教经、律、论七十四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部分经过反复校勘整理的译经,质量之高,在历史上是罕有能比的。玄奘之后,译场制度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著名译家有实叉难陀(652-710)、义净(635-713)、菩提流志(?-727)、不空(705-774)等人。以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家,对唐代的官藏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所编纂的佛经目录有《大唐内典录》十卷,释道宣撰。此目共收录译者二百二十人,著作二千四百八十七部,八千四百七十六卷,记载了东汉至唐初的佛教著述及译者,是唐初佛教目录的代表作;《开元释教录》二十卷,释智升撰。这是著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开元十八年(730)间的佛经目录,据本书《序》云:“中间传译缁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全书分总录和别录两部分,总录十卷,“总括群经……从汉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并译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后为伦,不依三藏之次,兼叙目录新旧同异”;别录十卷,“别分乘藏”,区分为七,末为入藏经录。此目特点是每书均有序录,可知每部书之源流;同时载有作者小传,以见其生平事迹;并总列妄传为其所作或重出之书,使人明了其伪误[119]。此目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此外尚有武则天时明亻全等奉敕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和德宗时圆照奉敕编撰的《贞元新定释教录》,收录佛经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为七千三百九十九卷,以及其他佛经目录[120]。

唐代亦崇尚道教,并编有一些道经目录。开元中,玄宗于集贤殿校书的同时,发使搜访道经,并加以校勘,命道士张仙庭编成《三洞琼纲》三卷,著录道书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为道藏定型之始。此后,政府不断搜求,肃宗上元年间收道经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又海内搜访,京师缮写,达七千卷。后来损失了一些,懿宗咸通年间剩有五千三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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