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一、徽商的形成

作为中国商帮的重要一枝,一直以来徽商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徽州人从商的相关记载早就有之,许承尧的《歙事闲谈》第二十八册录有《知新录》的“徽俗二则”,其一云:“徽郡好离家,动经数十年不归。读《晋书》司马晞传有云:晞未败时,燕会,使娟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悲。后果徙新安。”[1]由此可知,至少早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了新安人的从商活动,且有一定的影响。

此后,历经唐、北宋,至南宋,少数的徽州商人就业已拥资百万,例如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时人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虽说“程十万”和“祝半州”这样的拥有庞大资产的商业巨贾在宋朝屈指可数,但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富户就比比皆是。“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扬州)者不啻三千万,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自润,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3]可见其资本之雄厚。清军入关以后,徽商资本进一步膨胀。乾隆、嘉庆时期,徽商“资本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资本之雄厚令人瞠目结舌。(www.guayunfan.com)

虽说徽人从商很早,但明清之前为数不多,总体规模小,不能形成地域性的群体商,故而还不能称之为“商帮”。明代初期,经过长期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为恢复国民经济,明太祖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等,农业迅速发展。此后还曾多次下令提高手工工匠身份、减免赋税、修桥治路、兴修水利,交通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社会经济迅速地全面恢复。到明太祖后期,农业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手工业还出现了区域性的特征,由此,在产业间、区域间的贸易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空前活跃。

1581年,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采用赋税折银法,从而确定了货币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这使得生产者必须要将产品转换成货币,以缴纳赋税,本地市场需求有限,就迫使生产者向外开拓市场,从而推动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由于受缴纳赋税的时间限制,为筹集赋税,农民只好低价抛售产品,商人借机牟取暴利,“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4],“徽歙以富雄江左,而豪商大贾往往挟厚赀驰千里,播弄黔首,投机渔利,始可致富”[5]。赋税改革使徽商在贩运中获利丰厚,为以后徽商的全面繁盛积累了原始资本。

在交通不便、治安不好的古代,长途贩运必生诸多不便或变故。起初为保证人身、财产安全,徽人就和自己亲近的人结伴,小群则父子或兄弟结伴,大群则同一宗族或同一地缘的人结成团伙。

结伙经商能共享市场信息,共用政府公共关系资源,集中资本扩大规模,垄断货物来源和最终销售,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增强了竞争力。在徽商崛起的时候,晋、陕、闽、粤等地的商人也都在长途贩运中发展起来,徽商要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成以宗族为核心的地域性帮派就显得尤为重要。“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之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恒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明嘉靖时徽州大贾程君经商于两广,“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千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受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羡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为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6]。由此可见,在那时徽州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经很普遍。

二、徽商的发展阶段

在徽州商帮形成至解体的百年中,大致可以分成出现、遭遇挫折、兴盛和衰落四个阶段。[7]

第一阶段:从明代成化、弘治到万历中叶的一百余年是徽州商帮的起始阶段。在《许氏统宗世谱·处士孟洁公行状》中就有成化、弘治年间徽人许赠在正阳经商并为徽商首领的记载。

明代歙人汪道昆说:“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太函副墨》中就提到其祖父汪玄仪在明弘治时期率领族中子弟北上行商。由此可见,徽人在成化、弘治时期结伙成帮出外行商的现象就已经很普遍。

徽州商人艰苦创业,不畏艰难,奋发进取,因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实力迅速增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8]在明朝万历年间,徽州商帮便已经称雄全国。

第二阶段:万历后期到康熙初年徽商遭遇了统治者盘剥和战祸的极大破坏。徽商在其发展早期称雄全国,资金雄厚,自然就是封建政权横征暴敛的对象。万历时,矿监税使四处敲诈、搜刮,徽商是其重点对象。被敲诈者“不罄不休,盖多者万金,少者亦不下数千金,如仪征之监生李良林,南京之盐商王懋佶,维扬之高、汪、方、金诸盐商,皆立见倾荡,多至丧身”。

天启年间,魏忠贤发起“黄山旧案”,“搜通邑殷实之户而刑之”,其祸“延及于淮扬、天津、祥符、德兴、仁、钱等县”[9]。此案中的主角吴养春是西溪南的头号巨商“家世豪富,甲于江南”,在徽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年间,日本侵犯朝鲜,明朝出兵救援,其父曾向朝廷捐纳白银30万两,养春兄弟六人因而得官。吴养春家有黄山山林2400亩,财多势大。奸党魏忠贤看上了吴养春的财富,由于养春父死,兄弟为财产曾有官司,魏党看出缝隙,唆使吴家仆人吴荣状告吴养春,列罪两条:一条是侵占黄山山林,横霸无道;其二是违反明律,私创崇文书院,招聚朋党。其实,这两条罪名都是莫须有,山林原是祖上所传,办学是为教化子弟,偏说他“招聚朋党”,有不轨之心。将吴养春一家八口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吴养春死在牢里,妻子闻讯,自缢身亡,老母被活活气死,两个女儿也上吊自杀了,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生还者只有三人。黄山大狱是魏忠贤一手制造的特大冤案,在这场狱案中徽商花费了无可计量的财力,也让徽商认识到需要与统治阶级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地寻求政治庇护,在与政府官员结交中获取商业便利。

尽管封建势力总是盘剥勒索徽商,但徽商仍然需要依附于它们,尤其是盐业,与之利益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当李自成的农民军起义时,徽商坚定地维护统治者,而深受农民军的仇恨,成为追赃比饷的对象。

“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一些徽商以“多藏贾祸”为戒,他们焚债券、散资财,囊空如洗,商业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到明末,清兵南下,徽商最为集中的苏州、湖广地区成为主战场。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千里无烟”。战祸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许多商路被斩断,对徽商的破坏不可想象。“足迹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虔刘之处,则新安人必与俱。以故十年来天下大半残,新安人亦大半残。”“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10]

第三阶段: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年间,徽商达到鼎盛。清军入关以后,休养生息,社会稳定,康乾时期达到空前盛世,社会条件优越,徽商发展迅速。

较之明朝,徽商规模更大,经营范围更广。黟县在明时“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入清后黟人“始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利”[11]。绩溪人在乾隆中期也开始出外经商。有些地方甚至“举邑从商”。

徽州盐商在两淮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徽商的繁荣。1617年,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在两淮盐场实行纲运制,徽商抓住机遇,后来居上,到康、乾时期,超越晋商,成为盐业的龙头。盐业利润畸高,徽商财富剧增,带动了徽商其他行业的发展,以盐业为主的徽商执国中商界之牛耳。

第四阶段:从道光中叶至清末,徽商不断衰落,直至消亡。盐商是徽州商帮的主体,他们的衰落就是徽商衰落的起源。道光年间,清政府整肃两淮盐商,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垄断特权,再后来,清政府抄家没产追缴盐商历年所欠下的盐课,很多盐商遭受灭顶之灾,曾经的辉煌瞬时崩塌,“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数而已”[12]。徽州盐商只落得一败涂地。

实施票盐法只是打击了徽州盐商,而此后的太平天国战祸几乎摧毁了整个徽州商帮。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徽商经营的大本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成为了主战场。“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战后,“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男丁百无一二,有妇人随人,不计一钱而任人选择者”[13],徽商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不复昔日辉煌。

此后,茶商挑起大梁,勉力支撑着徽商的残局,随着国际茶业竞争的加剧,徽州茶商举步维艰。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本就苟延残喘的徽商回天乏力,其他行业相继衰落,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消亡。

三、徽商发展的主要动因

在我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十分明显,商人地位低下,徽人经商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外出经商因素是多方面综合的,但根本和直接的原因还是徽州人地矛盾突出,农耕难以维系生计。徽州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辉煌。

第一是自然环境方面。风景优美的徽州地处皖南,四面群山环绕,崇山峻岭,层峦叠嶂,让徽州与外界隔绝,成为战乱时期的避祸佳所。不少中原世家大族,为避战乱纷纷举家迁入徽州,几次迁徙,徽州人口迅速增加。《元史》记载徽州人口为157460户,为东晋初的49.5倍。

人口不断增加,土地不负重荷,人地矛盾尖锐,居民生活难以维持,只有离家从商寻找生活出路。徽州群山环绕,林木、茶叶等资源丰富。很多徽人最初就是贩卖土特产开始从商。

徽州虽处万山丛中,但水路发达,水运交通便利。《休宁县志》提道:“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祁门县志》中也提到祁门“上接闽广,下连苏杭,行旅舟楫,往来络绎”[14]。

第二是经济方面。宋室南迁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毗邻的徽州应运而起;明朝中叶,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手工业也逐渐兴盛,区域间的贸易逐渐加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明代赋税结构的改变更是刺激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活跃和扩大,使得经商有利可图,徽商及时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时乘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其次,徽州人大多是北方士族南迁而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加上自身素质绝佳,是徽人经商能够发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