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

随着1844年“约翰·雷学会”的建立，约翰·雷被正式认可为“英国植物学之父”，他也常被称为“英国的林奈”。然而在科学史著作中，植物学通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仅就生物学史和植物学史而言，也常采取“生理学进路”，对博物学方面的研究相对忽略。因此总体而言，科学史上对约翰·雷的研究并不多见。部分研究者虽然对约翰·雷极为推崇，但也仅视其为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对他的评价通常仅限于各种“第一”和“最早”：“发表了第一部系统的英国植物志”、“最早同时描述植物的属与种”、最先认识到现代“物种”一词的通常用法并加以界定（Stevenson，1947：250-261）；引入第一个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动植物分类系统，将开花植物分为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第一个用“种”来做分类单位（Stephen，2008：21；玛格纳，2009：253）；他“首次列举出植物界一些重要的自然类群或者纲目”，并“最早提出关于生物学‘物种’本质的明确概念”（沃尔夫，1985）；克罗瑟甚至认为，约翰·雷是现代学科的奠基人和进化论的先驱者，“他的著作实际上首次对宇宙和生命的起源问题做出了重要的系统阐述”（Crowther，1960：130）。约翰·雷的传记作者瑞温虽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然而他过于强调约翰·雷思想中的“现代性”，忽视了这些研究活动的时代特征，也未能看到不同研究之间的整体联系。正如萨克斯所说，将早期作者树立为进化论先驱是无意义的，因为在1859年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之前，进化理论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如果这些作者还活着，“他们自己也不会承认”。

“植物学之父”以及“英国的林奈”之类称呼，无疑体现出后世对约翰·雷植物学成就的认可与高度评价。然而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有必要指出几点：首先，约翰·雷在博物学领域的贡献，远不止于植物学方面。其次，称约翰·雷为“英国植物学之父”，并非抹杀他之前的研究者例如特纳（William Turner）等人的成就，而是突出他与前人的不同。植物学史家认为，在约翰·雷之前，植物学一直是本草学和园艺学等实用学科的附庸，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植物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在约翰·雷看来，他只是复兴古代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研究传统）。因此，约翰·雷可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家，而不是本草学家（Arber，1938：138）。其三，称约翰·雷为“英国的林奈”，暗示出林奈作为后来者对约翰·雷的超越，这一点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尽管约翰·雷的研究常被视为一种“前林奈时期”的先驱性工作，例如，阿姆斯特朗称特纳为“英国植物学之父”，称约翰·雷为“植物分类学先驱”（Armstrong，2000：43-51），但仅就分类学而言，在一些植物学家看来，约翰·雷比林奈更具有原创性。玛格纳声称：“如果约翰·雷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它就可能导致建立自然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将产生一个比著名的林奈系统更适合于进化观点的‘发生分类学’”（玛格纳，2009：254）。约翰·雷不仅注重分类与编目，而且是田野博物学家的典范。瑞温认为约翰·雷比林奈更能算是一名科学家，因为“当林奈将生物学的基础定义为分类和命名，并将这门学科局限于系统学时，他就表明了他终生的信念。他既不能接受约翰·雷的建议，即分类学主要是一种便于初学者学习的便利途径，也未能深入认识到将构造状态或自然亲缘关系与分类学联系起来的重要性”（Raven，1986：306）。

为什么是约翰·雷被称为“英国的林奈”，而不是林奈被称为“瑞典的约翰·雷”？原因一方面或许如瑞温所说，“林奈本人以及他对待约翰·雷的那种自大和批判的态度，掩盖了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真正的价值”。林奈著作及其分类思想的广泛流传给他带来极大优势，导致后人只知林奈，而不知约翰·雷。此外，“约翰·雷受到的忽视，要归因于人们过于强调他的后继者所痴迷的分类问题以及对死标本的研究”（Raven，1986：124）。诚然，分类学是约翰·雷植物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阿兰·库克指出：“这个时代（指十七世纪）最成功的科学观念，可以说是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设立的数理科学模式，以及约翰·雷所提出的分类学的形态基础。”（Cook，2000：129）这也吻合福柯关于“数理科学”与“描述科学”的说法。十七、十八世纪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就是“秩序”观念，无论数理科学还是描述性的分类科学，都是寻找宇宙秩序的一种方式。十七世纪学者，以威尔金斯为代表，都致力于建立普遍语言，用明确的符号来指代和表达万物之间的关系。约翰·雷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宏大的运动，“秩序”观念无疑对他的植物学研究以及分类思想都带来较深的影响。然而正如德莫特所说，“威尔金斯试图在更新、更具体的科学所作的经验描述与罗马数字和人类的记忆之间，找到折中的方案，但约翰·雷拒斥这种做法”；约翰·雷更关心的是语言能否体现事物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实际秩序，他甚至暗示威尔金斯的哲学词语“还不如他通常使用的词语精确”（DeMott，1957：3-12）。在约翰·雷眼中，分类学并不是植物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分类学充其量是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甚至也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正如奥格维所指出的，将“前林奈时期”的博物学视为“朝向生物双名法以及各层分类单元的盲目摸索”，这种目的论观念是不正确的，因为从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后期的博物学，并不是分类科学，而是一种致力于“对自然进行全面编目”的描述科学（Ogilvie，2003：29-40）。

约翰·雷的成就未曾完全得到认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代语境下，早期植物学研究被视为不成熟的先驱性探索，唯一对现代学科有贡献的似乎仅是经典形态分类学。而经典分类学的留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来生态学与进化论研究取得的科学地位。然而恰恰是那些被忽略的研究，不仅体现了约翰·雷的博物学兴趣，也鲜明地展示出十七世纪学者们对大自然的关注和探索，以及当时特有的研究进路。本章将阐述约翰·雷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契机与目的，梳理约翰·雷的植物学著作，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植物学研究中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以及约翰·雷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