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_

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_

词，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的文学样式。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隋唐，那时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中土音乐的新发展，词便是配合这种新兴音乐的演唱而产生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词就是歌词，最初只在民间流行，以后才逐步为文人所注意，成为歌筵酒席上娱宾遣兴的重要文艺形式。在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的序言中，五代词人欧阳炯曾描述了我国古代歌唱文学产生的具体情景：

绮筵公子，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

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倚红偎翠，浅斟低唱，词，就在这样华美、温情、浪漫的氛围中定型、成熟，渐渐发展成一种可以脱离音乐而存在的独立的文学样式。这种别具一格的生长环境，使词具备了与诗截然不同的特质：它是一种纯娱乐、纯消遣性的抒情文学，只是写一些男女之思、时光之叹、伤春怨别之感；它往往没有具体明确的写作对象，可以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演唱，多以女性的口吻抒发人所共有的纯粹的情感；它的语言精致华美，风格柔婉妩媚，音律曲折多变，形式错落有致，特别适合表现人心深处低徊要眇、幽约怨悱的情愫，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渐充当了抒写深细隐微的个人情怀的载体。词的出现，使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使过分严肃的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块温柔的小园地。从此“以男子而作闺音”（清·田同之《西圃词说》）成为文学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多少铮铮铁汉，借助词的形式表现心灵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但是，一种事物的优点，有时恰恰就是它的缺点，这种二律背反在词这一文学形式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题材的单一，内容的狭窄，风格的萎靡，词品的卑下，个性色彩的模糊不清，乃至表现手法的陈陈相因，都是词所固有的弊端，何况作为一种唯美的文学，词显然又与儒家传统的文学要求异辙殊途。因此，词一方面受到人们普遍的赏爱，一方面又遭到舆论的轻视和排斥。文人们写作小词，往往随即“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宋·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www.guayunfan.com)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前期，词基本上循着它狭窄的轨迹在这种矛盾的夹缝中求生存。然而，一种新兴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新型文学样式，是不可能安于这种状况的。词必然要在保持婉曲多折的审美特性的基础上，寻求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途径，以便积蓄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文学领域争取合法正当的地位。宋仁宗时代，一些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家占风气之先，开始新的有益的尝试。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表现边塞生活，慷慨悲凉；欧阳修的《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融入仕途感慨，跌宕疏放；张先将词的题材日常化；柳永以词抒写文士悲秋的失意情怀。题材的扩大影响了风格、意境和表现手法，但是，传统的因袭毕竟很重，整体而言，词依然跳不出“艳科”的樊篱，需要一支雄才大力的如椽巨笔，来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苏轼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登上了词坛。

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那么，是不是在他三十七岁以前一直对词没有兴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词风特盛的宋代社会，一个富有才情、对一切都怀着好奇的少年，不可能不被这种美妙的性灵文学深深吸引。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中，他曾经回忆道：

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

对于会唱词的堂兄，年轻的苏轼充满了钦羡之情。当时声名最著的词人是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以后苏轼作词，总是把自己和柳永相比较，可见年少时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但是，那时候，在父母严厉的督促下，在拯世济时的远大理想激励下，苏轼很少有机会流连奢华的歌筵酒席，听歌赏曲，更没有闲暇学作这种被认为只是侑酒助觞的小词。初入仕途的十年，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在他心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将所有的精力用于关注国事，探讨治国安邦的大计，所以仍然未曾染指于词的创作，直到熙宁四年，他怀着失意的心情来到杭州。

繁华富丽的南国都市，本来就是文人词产生的温床，江南特有的风情，为柔媚香艳的词作提供了天然的范本。苏轼来到杭州，就仿佛走进了烟水迷离、风情旖旎的绝美词境。文风荟萃，弦歌不辍，这是真正的诗的天下，词的王国！柔婉妩媚的山水抚慰了他善感的心灵，因激烈的党争而变得有些枯涩僵冷的诗情重现生机！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有了较多的闲暇寄情山水，周旋于文士、名流与歌妓之间。南国自古多词人，与苏轼诗酒流连的朋友中，不乏填词的高手，其中尤以词坛耆宿张先最负盛名。当时流行以词名人的风气，许多词人都因名句而赢得雅号，张先一人曾荣膺数顶桂冠：既因“沉思细恨，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的名句，被称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又因“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得名“张三中”；而他自己则表示更愿以“张三影”名世，因为他特别擅长在词中写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风絮无影”，这三个带“影”字的句子，是他平生最感得意的佳构。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精神矍铄，风雅不减当年，依然是东南地区词坛的中心人物。苏轼与他年龄上虽然相距近半个世纪，却非常相得。他们和柳子玉、陈襄、陈舜俞、刘孝叔以及继任陈襄的知州杨绘等，是经常聚会在湖光山色之中的诗词朋友。正是在杭州这个天然词境的环抱下，在这个欢快悠闲的文人群体的影响下，苏轼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词的创作。